毛同志天黑进门。跛着累坏的脚，用湖南普通话向我大声控诉北京的一日几游，旅游车巧立名目收很多钱，但每个景点只让旅客蜻蜓点水一样点一下就走。而且所有的参观门票还是游客自己掏钱买。毛同志一会儿说游了三处，一会儿说游了五处。都气糊涂了。
“小眉你是不是也到北京旅游来的？”
“是想好好玩一下。”
“好好？现在谁会让你好好地玩？告诉你，你千万别坐游览车！”
“也许我是不会去坐。”
“没有也许，就是不坐！”毛同志搬起赤脚在台灯下察看水泡，硬逼着我答应她决不去坐北京的游览车。她说：“我是前车之鉴。你看看！看看！钱花了一百多块，玩没玩好，吃没吃好，脚上还打了泡，导游小姐像撵兔子一样撵你，能不起泡？你千万别上他们的当。你说呢？”
毛同志把我逗笑了。我说：“对。我决不上他们的当。”
毛同志也笑起来。
毛同志洗了澡，躺在床上，大叹一气，说了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这么搞下去，我们中国还得了？”
我扭头望毛同志。我在北京这几天也不如意，可我压根就没由此考虑国家前途人类命运。我感到湖南人了不得，天生博大的革命胸怀。
我问：“毛同志您是韶山冲人吗？”
毛同志答：“长沙人，和毛主席是大老乡。”
毛同志睡了一会儿又爬起来，披上衣服靠在床架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打瞌睡。毛同志说：“小眉你先睡，要不我打鼾吵你睡不着。昨天我是坐火车坐得太累了。”
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儿喜欢毛同志了。
事态变得严峻起来。我到北京干吗来了？就是旅游来了嘛。我来北京多次，从来没有机会认真地看看那些名胜古迹。这次是下决心要看的。这次时间有了，钱也凑合，可没有朋友陪着。没有朋友，一个人乱逛，不好玩。没有人，再好玩的地方也没意思。人是景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傻看那些飞檐碧瓦干什么？没来的时候，北京的朋友好像都在等我，来了才发觉不是那么回事。旅游车显然是不能坐的。和朋友，拿一点小零食，在故宫在长城，随心所欲瞎逛，拍几张照片，谈许多闲话。说说笑笑走遍北京城——我就这理想就这心愿。可我现在看出我这理想心愿似乎下错了车站。
早上毛同志出门之后我躺在床上有些茫然。
王先生来了一个电话问我在于什么，我说：“在虚度光阴。”就把电话挂了。
我又摊开电话号码本，审视一个又一个朋友的面孔。到吴琴心这儿我拿起了电话。
“吴琴心，我是眉红。”
“呀眉红！你在哪儿？”
我说了招待所的名字，吴琴心更惊喜：“呀太棒了！离我家很近。你等着，我半个小时后到。听着，今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到底是同学。感觉就是不一样。
吴琴心戴着一副宽大的墨镜敲门。我们高兴地拉着手转了两个圈。女人一见面便是典型的妇女话题。
“眉红，你还这么年轻！”
“你可比从前漂亮多了！”
“去去，腰围二尺二啦。”
不管吴琴心腰围多少尺寸，她确实比从前漂亮。她读大学时穿什么，一身化学纤维。现在穿什么？真丝裙，真皮风衣，与风衣配套的长筒皮靴。
“小姐请你摘下墨镜好不好？”
“当心吓坏了。”
吴琴心取下墨镜让我瞧一眼随即又戴上了。她的下眼睑烂得赤红发亮。
我说：“天！你怎么啦？”
“割眼袋了。手术才一星期，按说是不应该出门的。”
“那你快回去，别感染发炎了。如果发炎了那可怎么好？”我望着吴琴心发呆，我明白我与朋友携手游览京城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吴琴心掏出香烟，问我：“抽吗？”
我说：“抽。”
我取过一支细长的褐色的摩尔女烟，夹在指头上玩弄了一番。吴琴心送过火来，我怕烧了眉毛，赔着嘴唇去点烟，被吴琴心轻轻拍了一下脑门子。
“不会就不会，别装会好不好！”
我说：“好。我是不会。”
吴琴心取出一支烟。不是夹着而是两指头拈着。蓝色火焰升起来了。让它在耳侧静静燃烧少顷。点烟。轻轻吸一口带一声轻轻的“吧”。旋而往沙发上一坐。一条腿搭在
另一条腿的膝盖头上。真丝裙无声地滑开。红唇里的烟雾徐徐送出。我为这性感的妇女风韵鼓掌叫好。
吴琴心说：“来来来，咱哥俩好几年不见了，畅谈一番怎么样？”
“那就畅谈吧。”
“先谈男人？”
“好。”我发笑了。
“笑什么笑？真谈！”吴琴心望我脸这边喷了一口烟。
“真谈吧。”我这次没笑。
畅谈很快就变成了吴琴心主谈。她已经离了婚又结了婚现在关系又紧张。
吴琴心一支接一支抽烟，风度不如刚才的优雅。刚才带有表演性质，现在是真实生活。我大嚼口香糖，食用胶积攒了满满一口，想吹双重泡泡，没吹成功。我坐累了就去趴在床上听。吴琴心不介意。她刹不住车了。她有很强烈的倾诉欲望，我来北京来得正好。
“慢着，你不是说你的琴心时装店倒闭了吗？怎么又说服装设计师和你日夜研究工作引起你先生的不满？”
“谁说倒闭来着？关门了。收业了。我办大公司了。”
“啧啧。”
“现在我拥有中国最棒的设计师。垄断了二十个一流名模。我的产品专销海外市场。在东南亚，皮尔·卡丹都没有我的生意火。”
“皮尔·卡丹现在准在打喷嚏。”
“你呀，以为皮尔·卡丹是世界名牌？不行了！国际上只能排到二十四位了！法国服装真不行了。旧的名牌总有死去的一天，新的名牌正在红遍全球，这是商业界的规律！”
这话说得多富哲理。我服了。从前在大学，吴琴心服我。现在我服她了。我给她倒了一杯白开水，陪她继续畅谈。在北京我的时间多的是。
“你的公司什么名字？”
“国际流行时装中国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你们公司的服装什么牌子？”
“念奴娇。”
我又忍不住趴床上笑了。吴琴心走过来喝水顺手在我臀部给了一巴掌。
我说：“这是个词牌呀，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
“你知道是词牌，不错。蕴含东方神秘色彩。你再看这字面意思：念一奴一娇一”吴琴心甩了一个水袖姿式，以手托腮，扭动胸脯和胯部。“风情万种是不是？”
“是呀。”
“你别用这种口气说话。可怜的因为你太穷了你穿不起念奴娇，所以你不知道念奴娇。我可以看在老同学的关系透露一点公司机密。我的公司是有背景的，我的合伙人是——”吴琴心在我耳边说了一个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名字。
我的耳朵被吴琴心的呼吸弄得怪痒痒，我搔着耳朵吃惊地问：“真的是他？”
“他的孙子。”
“孙子？隔那么远。”
我咯咯咯乱笑，因为耳朵里边还痒，又挠不着。只有笑而已。吴琴心将白开水一饮而尽。说：“你要明白，北京
人要做大生意非得这样不可。”
畅谈到十二点半，吴琴心请我到附近的国际饭店吃西餐。
“我不喜欢吃西餐，淡而无味。”
吴琴心劝我：“吃西餐吧，吃环境吃情调嘛。”
我们在国际饭店西餐厅吃了一顿环境和情调。环境不错。安谧。清静。流泉和常绿植物把空气调节得十分宜人。情调也还行。餐桌上小包装的细盐和味精是进口货，花瓶里插一朵鲜花。服务员小姐扎着波浪边的白色围裙。远方传来音乐。其它餐桌上有洋人、黑人、华侨以及貌若天仙的中国小姐。
吴琴心在餐厅遇上了好几个熟人。一个油黑脸大胡子的矮墩男人和吴琴心互道了一声“哈罗”，拉起她的手吻了一下。又向我说“哈罗”，我没吭声。
我对吴琴心说：“什么德性！吃个西餐就是外国人了？”
吴琴心说：“吃中餐也这么来着。现在的北京——你太不了解了。你知道他是谁？”
我喝着奶稀。摇头。不屑。
“西北来的一只狼。摇滚键盘手。摇滚界很有名气了。”
一会儿又来了两个服装模特儿。模特儿台上看可以，台下体积太大。长腿细脖子像只鸳鸯。模特儿说：“嘿，琴老板。”
吴琴心对她俩打量，慢慢吐烟圈。模特儿旁若无人坐下，其中一个气咻咻说：“琴老板，他丫出台费才给三百块，还是他妈的人民币。您帮个忙，告诉他我是谁。”
说话间拴在模特儿牛仔裤上的BP机叫起来，她看了一眼，举目四顾找电话。一直坐在旁边抽闷烟的模特儿说：“别理这傻Ｘ！”她一动嘴巴就破坏了脸蛋和浓妆的美丽，下眼睑漾起皱褶，口型松垮疲软。我不忍地转过头去。吴琴心指点着这模特儿说：“你最好少开口。”
俩模特儿去打电话。打了电话在另一张餐桌上就餐。
吴琴心说：“那个打电话的女孩是山东来的，现在傍一大款住在亚运村。她的实力不可估量，一上台魅力四溢。那穿裙子的是杭州人。杭州姑娘腿的比例不太理想。只能穿裙装。哦——”吴琴心叩叩脑门。想起了什么，招手让杭州姑娘过来。
杭州姑娘迈着猫步过来了。
吴琴心撩起她的裙子，在一条侧缝找到了商标，翻出来给我看。商标上三个绣金字，果然是“念奴娇”。
我端详远去的模特儿告诉吴琴心心里话：“这裙子可真是不怎么样。完全没个模样。”
“对了！”吴琴心把玩着酒杯，教导我，“大师级的东西就是没有规范。它超越了线条色彩形式的模式，呈现一种自由状态。一条裙子穿在女人身上，要能勾起人的无穷想象——这就是念奴娇的广告词。”
我说：“这裙子的成本最多三十块钱。”
“小姐，真正的名牌是无价之宝。”
“换句话说就是一分钱不值罗。”
一朵芬芳的玫瑰在我和吴琴心之间颤动。我们透过玫瑰挖了对方一眼然后大笑起来。
我没吃饱，但吃好了。吴琴心没有吃好，但吃饱了。
在饭店门口，我执意要为吴琴心叫一辆出租车。吴琴心反对。我说：“我们武汉有一首新民谣，说共产党是爹，银行是娘，等等。”
吴琴心明白了：“你有爹娘报销？”
“差不多吧。”我说。我朝一辆奔驰车招手，吴琴心小声提醒我：“奔驰每公里三块六。”
我点头表示知道也表示一种阔气。吴琴心暧昧地笑了。说：“看来你也不正派。下次来北京咱俩深入聊聊生意。”
“下次吧。”我说，心里空落落的。
我给了司机六十块钱，让他开了一张发票。吴琴心坦然地上了车。我们挥手再见。
我步行回招待所。双手抄在口袋里。眯眼顶着北京早春的大风。在大街小巷信马由缰。我想起了吴琴心的前夫，也是我们的同学，不同班。这次我们竟没谈到他。我想起上学时候我到北京，吴琴心接站等了两个小时，火车停下之后她冲上前乱踢车厢。我们和乘务员大吵起来。最后被双双带到车站警卫室。我们宁死不屈，坚决不写检讨。后来吴琴心的爸爸代写了两份检讨书领走我们。我们从车站出来直奔人民日报社告状申冤。这次我们竟然也忘记谈这些往事。往事如烟呵！烟在淡去淡去……
没有往事，我们多么潇洒无牵挂。见面吃顿饭再见。
北京春天的风很讨厌。黄沙沾满我的羊毛裙。骑自行车的妇女用纱巾蒙着脸。我觉着挺好玩。要是我做生意，我就发明一种念奴娇防沙面罩，准能让京城女性纷纷解囊。
我想我们果然是进入一种新社会了。古往今来，念奴娇在人们眼里就是一词牌。苏东坡看到它便填词。毛泽东看到它也填词。我们现在看到它却想到赚钱。真个是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真个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一个小胡同口子上，我买了一张大饼和半斤油炸胡萝卜丸子，都是热气腾腾的。烙饼大妈胖乎乎的灵巧的手让我想起吴琴心的妈，她妈用同样的手给我做过炸酱面。
我拎着自备晚餐回到房间。毛同志在吃“康师傅”。康师傅是北京流行的一种快餐面。我摊开大饼和丸子请毛同志与我分着吃。毛同志问：“这张饼多少钱？”
“八角。”
“才八角钱？丸子呢？”
“一块二一斤，我称了半斤。”
毛同志围着油炸丸子转了一圈，说：“这么一大堆才六角钱。其实北京挺便宜呀！起码比长沙便宜。”
我说：“比武汉也便宜。”
这时候王先生来了。换了领带，穿着风衣。风衣不同凡响，我只当没看见他。毛同志像我家长一样埋怨地看我一眼，上前倒茶倒水应酬王先生。
王先生说：“眉小姐，该玩的地方都去了没有？”
我说：“什么事直说。”
王先生好像突然发现了大饼及胡萝卜丸子。“哎呀，吃这么艰苦干什么？眉小姐，你应该去餐厅进餐嘛。”
我说：“你以为这丸子便宜？告诉你，绿色食品专卖店买的。一块钱一个。”
“好。好。”王先生说，“也太贵了一点。毕竟只是胡萝卜，开了发票吗？”
“当然没忘记。”
王先生无可奈何笑笑说：“学狠了。这么几天就学狠了。”
毛同志说：“现在风气就这样，买卫生中都开副食发票。”
王先生在与毛同志搭讪的时候拣了一个丸子吃起来。他一连吃了七八个。最后告诉我他还有事，不能与我一同回武汉，让我自己买火车票回去。
“那我只能买黑票。”
“黑票可能贵得很。”
“那我买机票吧。”
“算了。买黑票吧，不过买黑票有风险。你又不着急走，设法找找亲朋好友买正道的票。”
我一句话不说就走出了房间。和王先生打交道怎么就这么难受呢？资本家德性！我径直下楼，径直往外走。我无处可去。我宁愿在马路上流浪。直到王先生明白我已弃他而去，知趣地离开我的房间。
经过招待所大厅时，我无意中发现了王先生的表弟。他坐在油腻腻的公用沙发上，假装注视服务台前登记的人。他的假装神态提示给我一个真实的事实：他在等候王先生但他怕我看出这一点。
我成全他。我扬长而去。
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
又一天中午时间到了老赵没来，又是一个电话。与昨天内容一模一样的电话。
第三天中午还是一个电话。要明天的票吗？要！那就还是三百。票太难了。北京在开会！
第三天我和毛同志预感都不好。毛同志因此没出去办事，陪着气疯了的我。
“北京人怎么这样！北京人怎么这样！”毛同志反复念叨着这句话，蹙着眉在房间踱来踱去。我躺在床上，两眼望天，用脚趾甲狠狠抠墙纸，恶毒的报复念头满脑瓜乱转。
第四天上午老赵来电话了。他说有了明天中午的票。请带上票钱到火车站广场西侧报刊亭去，有人会给票的。
我翻身起床穿上外衣准备去取票。毛同志喝住了我：“等等！这里头有阴谋诡计。”
“不会的。他们不会不给我票。”
“不是。我是说你实际上是向老赵提前三天订票的。手续费应该一百五十元。老赵为了多赚一百五十元，老骗你说在买明天的票。”毛同志站起身来，眉头展开：“现在事情明朗了。老赵只可能三天后有票，可他用计让你多掏了一百五十元钱。”
“对。”我也豁然明白。不就是想多赚几个钱吗？请直截了当推心置腹说，我可以给。反正也不是我的钱。何必害人苦等三天。白了多少少年头！
“好狡猾！”毛同志感慨万千，说：“社会变成这个样子了！这是在首都北京发生的事啊！毛主席如果九泉有知，只怕要从纪念堂站起来哟！”
我与毛同志是两种思路。她是以小见大，忧国忧民。我却是不论是与非，只想到要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寸土不让锚株必较。
“走。”毛同志勇敢地挺起胸脯，挽起我的手臂。“我和你一起去车站。我倒要看看这些贩子什么嘴脸。”
“不。”我使劲摇头。我告诉毛同志：“我不愿意善罢甘休。我这次来北京太难受了！”
“我们报警？”
“私了。”
毛同志惊诧得拍了一声巴掌。“莫搞莫搞。小眉，你人生地不熟又是个女的。”
“真的私了。讨个公道而已。但我需要你帮我，可以吗？”
毛同志望了我一刻，说：“可以。我这次豁出去！”毛同志一激动说起了湖南话。
我很想很想冲过去，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为我们第一天见面时我的冷漠无礼深感抱歉；告诉她如果没有她的陪伴，我在北京的日子将会多么难捱；告诉她我将永远记得并想念她。但是，我一动没动，一句活没说出口，傻站着，不敢看她。毛同志去了卫生间，在里头哗哗的放水声中清着哽咽的嗓子和堵塞的鼻子。
十分钟后我拎着旅行包出了门。毛同志站在窗前一直对我摇手。
我在火车站广场顺利地取了票。顺利得令人吃惊。一位妇女走近我问：“眉红？”我点头。这位妇女在我眼前松开拳头，掌心里是一张硬卧火车票。她又伸出另一只手。我将准备好的票款放在她手里，她没数钱，只看了看，然后票就到了我手里。她将两手抄进口袋，转身走了。
我寄存了行李。在电话亭给毛同志打了一个简洁的电话。跳上一辆出租车，转眼到了西苑饭店。
我在西苑饭店的酒吧里一边吃水果盅一边等电话。
我在温暖如春的暖气环境中脱掉了大衣，穿着羊毛衣裙，漫不经心吃着，手里翻着武侠小说《碧血剑》，注意力始终跟随着吧台上的小姐，因为吧台上的电话由她接。
电话铃响了，小姐拿起话筒听了听。在她问“哪一位是眉红小姐”的同时我已经站了起来。
“成功了！”毛同志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她说：“你的票到手之后我马上找到了招待所经理。我装出沉痛的模样告诉他：我同房间的旅客不辞而别了。经理大叫：什么？我说：不过她留下了一些钱和一张三百元的收据，可能是交的房费。经理立刻让我和他一起下楼到总服务台，一结算房费一分不少当然也不多。服务员急红脸了，说经理这三百元钱是老赵的。经理说什么老赵的！就是房费嘛！哦，太有趣了！”
毛同志像个喜欢讲故事的小女孩不厌其详，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故事非常好听。
“还有吗？”
“有！”毛同志快活地咯咯笑。“大概是服务员通知了老赵。老赵很快就赶来了。在大厅里暴跳如雷，冲我发恼。我说：“你这个人有意思。我与这事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你要是懂事，对我客气一点，我还可以告诉你一个电话号码。老赵的脸变得好快，当场就陪上笑脸给我说好话。我就装出同情他的样子悄悄告诉他了电话号码。他肯定会给你打
电话的，现在他和经理在争吵。”
“毛同志，让你做了一次特务，好玩吧？”
“你这个女讶子呀！要当心罗，当心聪明误聪明罗。”
“谢谢！”我真心地顺从他说，“我记住了你的话。”
我刚放下话筒电话铃就响了。我让小姐接电话。但我站着没动。小姐一听又笑盈盈将话筒递给了我。
果然是老赵。
他怒气冲冲地说：“你应该给我订票费，这是规矩！”
我自然是和颜悦色。我说：“我当然给。我是因为急事换了住所。”
“你什么时候给我？”
“现在就给。我在西苑饭店酒吧等你。”
“我又得出车马费！”
“这一趟的我报销。”
老赵直喘粗气。“喂，我马上就到。我告诉你放明白一点，咱是北京人，在北京你甭给咱玩猫腻！”
我说：“我在北京什么都没玩。”
一只细颈瓷花瓶里头插着一支粉红色的月季。我把一张百元钞一张伍拾元钞放在一块，用花瓶压在桌布上。
老赵进门了。他的衣冠不整被把门的门卫狠狠蔑视了一眼。老赵的步子小心翼翼，好像怕在光可鉴人的地上摔倒。
待酒吧小姐将老赵引导到我的桌旁，他的气焰已经在表面熄灭了。我请他喝咖啡。
“给我！”他低声说。
我指了指花瓶。
“应该是三百元。”
“应该是一百五十元。你给我买的是三天之后的票。”我轻声细语说，“做生意，规矩和信誉是最重要的。骗人也要看看对方是谁。”
“我操——”
“小姐。”
酒吧小姐应声而来。我给了老赵几秒时间，他紧闭嘴巴。我说：“我也要杯热咖啡。”
“好的。”小姐应声而去。
老赵抓起钱塞进了衣服口袋。一脸霉气。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大厅。
这是我在北京最惬意的一刻。
西苑饭店流光溢彩一尘不染简直与我那招待所有着天渊之别。因此我特别想在这里和王先生见一面。我设想他大吃一惊然后无可奈何地为我在酒吧的消费付款。用这个节目向王先生作别吧，不在我们一同出门旅行了一次。尽管他厌恶我或者说对我没兴趣。不知道年过半百阅历丰富的王先生明白不明白，男人对女人表示没兴趣是对女人多么大的侮慢。
我往王先生房间打了一下午电话，他始终不在。
我在西苑饭店门口东张西望，踱来踱去，兀然心生一念，便伸手打了一辆面的。
司机问：“上哪儿？”
“兜风。”我说，“走三里河路过木握地上复兴门外大街，照直往东开。经过了国际饭店之后上北三环路回西苑。”
司机看了我一眼，说：“好呐。”
我一本正经，努力做出深不可测的模样。
这样，我从黄昏初降到华灯齐放，在京城由西向东兜了一圈。我经过了吴琴心家。经过了与她吃饭的国际饭店。经过了老阿山家。经过了好几个旧日朋友的家。经过了我不辞而别的招待所。经过了我恋恋不舍的毛同志。经过了我与德方打交道的紫红色的楼房。经过了我依然怀念的马甸桥。
我差不多是以故宫为圆心，以封建时代的皇城为半径画了一个不大圆的圆。我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我奔驰在哪条路上，我都可以遥望故宫太和殿。尽管北京的辉煌灯火，现代化建筑，蝗群般密集的小轿车，摇滚乐流行歌曲糊弄了我的视线，常常使我不知身在何处。但我闭上眼睛还是可以看见从前那座方正的巍峨的皇城。我从未能旅游成，心却处处都到了。总不能让我白来北京一趟嘛。
干燥的北方风冷漠地吹打我的头发。我默然望着窗外。
车上了三环路，顿时平稳顺溜开阔起来。由于架设了许多立交桥，这一路没有红绿灯。一个多小时没说话的司机打了个呵欠，试探说：“听歌吧？”
我不想听歌，但怕司机打瞌睡。我说：“好。”
司机放进去一盘磁带。劈头一句便是港台味的情歌：明明白白我的心，渴望一份真感情。
北京似乎正流行这首歌。我已经在出租车里听过好几次了。根据这几天我对北京的感觉，流行这种歌实在不相称。他们渴望真感情？开玩笑！
我说：“师傅您能换一盘音乐带子吗？”
“行。”
换了。一听更糟糕，是克莱德曼的钢琴曲。我是从武汉听着克莱德曼搞了小小把戏才进京的，结果在京苦不堪言。此时此刻。我宁愿要大白话，而不要钢琴曲，我坚决拒绝它柔软的触须悄悄伸进我隐秘的创口。
“对不起，师傅，还是听明明白白我的心吧。”
“对。这歌好听。”
歌声陪伴司机开车。我依然默默望着窗外，干燥的北方风依然冷漠地吹打我的头发，司机提醒我说到了。我凝神一看，窗外可不正是西苑饭店。晚上从马路对面看，西苑更漂亮了。我下了车，站在冷风中活动脚腿。我觉得腮边有蚁爬感，一抹居然抹到一手冷泪。谁哭了？
我得承认我的心不太好。总把别人往坏处想。半个多月的北京经历把我的心搞得更不好了。正当我要动身往西苑饭店去的时候，我无意中看见了王先生。王先生和他表弟又在一块。他们在西苑饭店对面的一片林子里散步，两人紧紧靠在一起。我突然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一个十分可怕的猜测。
我跟踪了王先生和他的表弟。
王先生送他表弟到一栋公寓楼。他俩依依不舍。他们走进一辆中型交通车的阴影里拥抱告别。
当他们拥抱时我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拔腿往回跑。经过那边林子我突然蹲了下来。我的腿直发抖。我以为王先生他们又回到了林子里。细一看不是，是另外的两个男人。另外游逛的还有一对对的男人。我害怕极了。
我冲进西苑饭店大堂，取了寄存的小包，去卫生间洗了脸，我想只要不再见到王先生，我随便住什么样的招待所都成。
在饭店大门口，我和王先生撞了个满怀。我们都像看见了鬼一样。
“眉红！你怎么在这里？”
我无法告诉他一切。
“你怎么啦？脸色这么不好？”
我这才想起我没吃晚饭。
“我饿坏了。”
王先生带我到附近一家小餐馆，要了四菜一汤。是餐馆最好的菜。我不顾一切，埋头吃饭。王先生在一旁陪着呷着茶看一张小报。
我一连喝了好几口热汤才止住了心慌气短。
“眉红，告诉我，你怎么跑到西苑来了？”
“我来向你道别，我明天回武汉。”
“打个电话来不就成了？你呀，又单纯又任性。”
我吃了很多菜，菜盘一只一只光了。我把菜盘摞在一块。旁边的服务小姐看着，笑出了声。我向小姐友善地点了点头。她怎么能明白我此时此刻的窘迫和无聊还有孤独无助？
“眉红，你要走了，我想说几句话。”王先生放下报纸看着餐馆的壁灯。
“说吧。”我还是捣弄菜盘。
“说实话，你是个比较直爽工作负责的女同志。这次来北京，我照顾不周，请别记恨我。请别对人说什么。其实，我是自己贴钱住西苑饭店的，我习惯住这里。工作上方便，走亲戚也方便。公私兼顾。”王先生唉了一声，感伤地说，“眉红啊，一个人总有他摆不脱的牵挂，真是作孽呀，人活着。”
我说：“王先生，你别说了。我年轻不懂事，多说也无用，总之，北京的差结束了。结束了就是结束了，我什么也不会再提起。”
“谢谢你眉红！”
“有什么可谢的。”
“明天我送你。”
“不！不需要！”
“那怎么行。我应该送你。莫非有好朋友送行？”
“对。有朋友送。”
为了善始善终，王先生和我开了个玩笑：“男朋友？”
“是的。”我强作欢颜。
“好吧，那我不送了。我代表金经理和我们企业感谢你指导我们的工作并预祝你一路顺风。”
我们都故意回避了握手这一礼节。
怕误车当然是个借口。为了早点离开西苑饭店，我提前两小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上人挤人。全国各地的方言话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都只盯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对其它毫无兴趣。许多人甚至都懒得说话，在唇上叼一张纸，纸上写着求购某次列车车票，然后坐在广场上闭眼打盹。
我取出了沉重的旅行包，左右各一只交叉挂在肩上。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肩头火辣辣疼。我茫然地混在人群中，
不知道如何度过这两小时的时光。我甩下旅行包，朝它们狠狠踢了两脚。我引颈遥望，专门遥望驶进广场的各种小车。但从小车出来的人都使我非常失望。我无人送别。我伤心地强迫自己别指望奇迹发生。我告诉自己这是现实生活！不是文学作品！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许多极有趣的事。当我目光落到广场右侧的一堵围墙上的时候，我不禁咧嘴笑了。围墙粉了个大白脸，上面正在刷巨幅标语。正楷美术字，鲜艳的红油漆。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的。刷标语是我童年的游戏。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涌上心头。我乍一看以为是幻觉，定神一看是真实的。刷标语的人穿着牛仔裤，屁股兜上沾了一巴掌醒目的红油漆。
我拖着两只包过去。坐在包上用手作搭檐，观看太阳下正在形成完整口号的标语。它们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我看得入了迷。
我正入迷，一个人在我身后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毫无戒心地回了头，突然一耳光猛搧到我脸上。
我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掀倒在地，鲜血顿时流出了我的鼻子。
“谁？”我愤怒地面对广场上的人群叫喊，“是谁？”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全都是无辜的模样。打我的人仿佛遁地入天了。我坐在地上，手背是擦鼻子的血，手掌是一掌的灰垢，既没人出来扶起我也没人出来承担责任。我再叫两声“谁？”，人们就发笑了。
人们肯定觉得滑稽，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滑稽。我明白这是老赵在捣鬼。他只给了我一耳光也许还是客气的。
最后还是刷标语的小伙子过来扶起了我。面对人们的讥笑他大声对我说：“我是看你一直在欣赏我的字。”
“谢谢。”我说。我捂着鼻子拖着两只包慢慢向候车室走去。
站台上，我最后望了望北京的天空。天空有太阳但云是灰色的。灰色的云缓缓移去使人有了一腔的惆怅。
列车鸣笛了。我上了车。列车一阵剧烈颤抖停了下来。我再次下车，看天空。不一会儿又鸣笛上车，刚启动又停下来。车厢里闷，我只得随大部分乘客又一次下车。我再看天空，云依然是灰色，可我心里一片空白，连惆怅的情绪都调动不起来了。惆怅还有点诗意，可恨这列车一再出毛病，教我们生活中的诗意何以持续呢？我真倒霉！
列车终于开动了。
列车一出站就开始了点歌节目。我把自己一盒心爱的磁带送到播音室，说我点播这磁带上的音乐。穿上列车制服显得俊俏的播音员小姐问我这音乐为谁点播？我说为这趟去远方的车。为与我同行的全体乘客，为辛勤劳动着的全车乘务员。最后一句是讨她喜欢的，果然她欢喜地笑了，说我马上放。
这盒磁带是长笛演奏家黄绍江先生的专辑，名叫《瞬间·长笛与乐队》。我之所以喜爱黄先生的长笛演奏，那是因为我童年至少年的那段时光熏陶在黄先生的笛声中。那时候，我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着极不正规的芭蕾鞋在大街上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伴奏的是唱片。唱片里明丽的轻盈的“北风那个吹”就是黄先生的长笛吹奏的。那时候，黄绍江先生是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的首席长笛。现在是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家。这盒《瞬间》是现在新加坡的黄先生吹奏的。使用的是一支金子做的长笛。金子做的长笛缺乏竹笛那开裂一般的嘶嘶声，这是我唯一的小小的遗憾。
我从武汉千里迢迢揣着《瞬间》到北京，如意算盘是与我共同拥有某段经历的朋友一块儿听听这音乐的。谁知朋友太忙呢。人家都在忙正事，忙大事，怎么就我傻乎乎的像没长大似的。就我这样，还配要挟领导？还配算计老赵？还配敌视王先生？
黄绍江先生用他的金笛吹起了悠扬深情甜美却也忧伤的乐曲。我趴在枕头上，用湿毛巾敷住被打肿的半边脸，在笛声中泪如雨下。
列车在我的泪雨中与北京彻底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