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个人和社会的致富之道
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既比较公平，又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这一点，即使有争议也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它。但这个原则如何贯彻却众说纷纭，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文章可以说多得汗牛充栋。但我在这里要谈的劳动报酬则是另一件事，尽管它比按劳付酬重要十倍，但很少有文章提出这个问题，更谈不上回答这个问题。
按劳付酬暗含的意义是同样质量和数量的劳动应得到同样的报酬。但我们是否注意到一个基本现象：同样一位外科医生，在中国的劳动报酬远低于在美国同行的报酬。即使他们的技术水平一样，工作的紧张程度也相仿，他们的收入仍相差极远。在这里的比较中，我们暂且假定中国不存在脑体倒挂等一时的不合理现象，而认为对中国医生确实做到了按劳付酬；而且我们也可以不用汇率折算来比较，而直接用吃、穿、住、用、交通、度假等具体项目来比较，上述的结论仍；日是符合事实的。不要说外科医生，就以餐馆里洗碗这种最普通的差事来说，中国工人可以享受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赶不上美国的同行。这一奇怪的现象说明，一个人的劳动报酬不但取决于他本人劳动数量和质量，而且取决于他所处的经济环境。
当穷国和富国发生国际贸易时，宫国往往能用包含劳动较少的产品交换穷国包含劳动较多的产品，表现为贸易的不平等。许多人把这一现象的原因归结为富国剥削了穷国，可是即使两国不发生贸易，像上面提到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仍旧存在。可见这和剥削无关。事实上像台湾就是靠了国际贸易由穷变富的，类似的例子还有韩国等。可见穷国和富国的贸易也可以使穷国变官。国际贸易一般而言是双方同时得益的，否则一方可以退出交易。所以要解决贸易不平等问题首先要寻出穷国和富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或者说，这两类国家经济环境不同的原因。
“报酬还取决于环境”，这个发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为过。如果我们穷其奥妙，懂得了如何创造出一个优良的环境，使得每个人在付出同样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水平可以成倍地上升，这不是大大造福于全国人民么？
有的同志把这一现象归结为由于美国普遍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同样一小时的劳动，即使简单劳动如洗碗，由于不同劳动之间的可替换性，所得报酬也较高。但这种解释的毛病在于把结果误认为是原因。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何以同样的劳动在美国所得报酬较高，他给出的解释是因为美国的人均劳动产值高。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从微观来看，美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高是一个事实，美国汽车装配厂每装一辆汽车所用的劳动不到中国同类厂的1／10.但这仍不足以解释上述现象，因为中国也有少数高度自动化的先进企业，劳动生产率并不低，但这些工厂职工的报酬仍远不能达到美国的标准。相反，美国也有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例如前面提到的医生和餐馆，这些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比中国同行业的高，可是从业人员的待遇仍旧比中国高出好几倍。
所以答案要从经济环境中去找。但所谓“经济环境”究竟是什么东西？
它又如何使得一个国家变穷或变富呢？
有一种比较接近的分析是说，同样的劳动由于使用的场所不同，创造的价值会有差异。譬如说，社会上肥皂生产过剩，而火柴却不够，此时如果将劳动投入于生产肥皂而没有用来生产火柴，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会降低。这样的分析固然有理，但这种劳动使用的不当如果仅仅是偶然因素造成，并不会使总体上一国比另一国穷。只有在经济体制上的混乱，使得经常发生资源配置的失当，长线产品老是长线，稀缺产品长期稀缺，经济结构上扭曲纠正不过来，这才会成为穷困的根本原因。
当存在着消除浪费、增加生产、提高效率的机会，但或由于权责利关系不顺，或因管理上过严过死，或者是观念上无法接受等原因，使得上述的潜力眼睁睁不能发挥出来，这是更一般的经济环境中的问题，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例如我国有十几亿亩宜林荒山，农村有上亿的过剩劳力，国内木材奇缺，每年花十几亿美元进口，但不能从体制上使劳力与荒山相结合，类似地，农民不愿多施有机肥培养地力，只图短期利益，使农业产量的维持越来越困难。再如原材料产地与加工基地交换产品可使双方互利，但或因价格限制，或因保护当地并无优势的产业（原料产地硬去搞加工，而加工基地硬去生产原料），或因运输能力被较次要的货运所占用而使这种交换不能实现。再如农村某专业户因承包鱼池而发了财，村民妒忌他家的富有而哄抢鱼池，结果无人再敢承包而宁可让鱼池撂荒。笔者曾到北京公证处办理公证，那里每天仅受理60宗申请，而需要办公证的人超过500，每人要等8天才能挨上号。至于买车票排队、看病排队等上几个小时已是习以为常。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一类的社会性浪费都决不是无法克服的。当这些浪费长期存在时，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必然受到影响。
美国社会同样也存在着低效率和浪费，像前文中提到的邮局排队，但总的看来浪费现象比中国少得多。我经常在思考，何以美国社会的生产潜力能得到较充分的发挥。从制度上或许可以对此作出一点解释：在美国任何个人能发明一种提高效率减少浪费的办法，在由此而获得的经济效益中个人可以分享的比例很大。因此人人都愿意开动脑筋，有了方案还努力去实施，社会的浪费得以日益减少。旅行支票的发明是一个例证。这个新念头方便了出门旅行的人，银行也略有赚头，而发明人因而得利几百万美元。我国有许多可以提高效率的新发明新念头，实行起来困难重重，部分原因是推动这种新方法的有关人士不能从减少的浪费中分享一部分成果。办成一件好事要过五关斩六将，把关的人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往往是用损人不利己的原则作指导。
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经济环境还与民族的法治水平、道德标准、生活习惯、文化素质有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法律严肃性的必要条件；必须有法律面前的平等才能有市场竞争的平等，国家提供公平严肃的法律和以法律为依据的治安管理，严惩贪赃在法，商业活动才能正常地进行。道德也构成经济环境，一方面道德引导人们助人为乐，与人为善，君子成人之美，诚实守信，克勤克俭等，这些都是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环节中所需要的待人处世的原则，而且这些道德在我国的传统道德中并不缺乏。但另一方面又要承认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并不违反道德。君子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喻利，生产和交换必须在符合法律的前提下追求利润，而不能“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点却是和我国的传统道德观念有一些细微的，然而又是十分重要的差别。至于习惯和文化原则则更隐蔽地、又无所不在地影响人的经济行为。举例说，守时和讲究工作质量，这既不涉及法律也谈不上是道德，可是它直接关系到一个经济运转的效率。
在美国住久了回到国内感到生活不如在美国方便，类似地，一个在上海住久了的人搬到北京居住，也会感到生活不方便，如果搬到小城市这种感觉
就更强烈。久入芝兰之室而不闻其香，一个人习惯了周围的环境就见怪不怪了。但开放使信息沟通，人们多了一个参考坐标，因而开扩了眼界。开放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懂得了改进我们的经济环境，可以开发出巨大的经济潜力，使个人和社会变得富裕。因而从逻辑上讲，开放的必然后果就是改革。
现在大家逐渐感到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改革的困难究竟何在呢？照理说，经济环境是大家自己创造的，只要大家都认识到改进经济环境可以造福于国家和人民，大家一起行动，问题就解决了。可是具体到实际行动上就发现这里有一道极难克服的障碍：当经济环境还是老传统老习惯主宰时，你按新标准行事立刻会被淘汰掉。当欺诈和贪污盛行时，如果你坚持做一个老实守法的人，其后果是不难预料的；相反，在这种环境下更易于适应的是用更虚伪的办法欺诈和更巧妙的手段行贿。同样地，当用低成本制造出劣质产品充斥市场时，你却坚持质量第一，如果产品质量不能从表面上鉴别，必须使用三年五载才能区别良莠时，高质量产品就失去竞争力。改革的实践中有无数这一类的例子。虽然我们明明知道改善经济环境是解放生产力的关键性因素，它的价值比一切新技术新工艺的总和还要大许多倍，但得到它的代价却太高了，道路大艰难了。一些青年人争相移居国外，就是利用别人已经建立起来的比较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环境和制度，使自己的劳动力能体现出更高的价值。但是更多的人仍坚持留在国内，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努力实现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
小结：一个社会经济效率的低下将导致整体的穷困，要提高经济效率必须改善经济环境，它包括资源的合理配置，生产要素的最优结合，人们的商业道德和法治观念。这些条件也可以称之为经济制度，或生产关系。
34.一个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社会
我搬家之后的房东是一个单身母亲，她没有结婚就生了孩子。现在孩子已经5岁，虽然懂得自己照顾自己，但还离不开母亲的照料。房东太太有了这么一个拖累，再加她自己没有一技之长，所以没有一份正式的工作。单身母亲受国家照顾，另外又有失业救济主。她做二房东，出租住房，也能有些收入。不过，靠救济过日子，总不可能很宽裕，只得量入为出。
当然，西方人一般生活水平较高，吃、穿、用都相当讲究，至少从我的眼光来衡量是如此，根据我的理解，西方社会劳动的价格高，或工资待遇高，所以穷人虽然可以吃得很好，却决不会雇佣别人的劳动。但我的房东却出乎我意料，经常叫别人来帮忙。洗衣机坏了打电话叫人修，花园里除草栽花也请人干，自己有时出门办事还要请个临时保姆看孩子。后来我在美国住的时间长了，才发现雇人干活是极普遍的现象。家里请客要人帮忙，刷房子、槁卫生、照顾病人、花园里除草，等等，都临时雇人。我的房东一方面雇人帮忙，一方面又被别人所雇。她为左邻右舍熨衣服，每熨一件平均可赚1美元。
在美国经济宽裕的人自己家里有洗衣机，不宽裕的人就到街上的自动洗衣铺去洗衣。不管哪种情况，洗净的衣服要熨平了穿起来才精神。熨衣服和上述其它工作一样，用不了多高的技术，既可以自己于，也可以雇人干。但在西方社会中，雇人干活是一种极普遍的现象。
雇人干活，自己又受雇于人。这不是人赚我的钱，我赚人的钱吗？彼此赚钱，能创造物质财富吗？为何如此折腾呢？
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活动，或者说彼此赚钱的活动，结果为全社会中的每个参与买卖的人提供了更丰富的生活享受和更好质量的商品服务。
如果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偶一为之的活计总不如天天从事的来得熟练，房东熨衣服的速度比我的速度几乎快：倍，而且熨得更挺。因为速度快，当然也更省电。又因为专门从事熨衣服，她有一种特殊配方的浆水，以及专用的喷头，使熨好的衣服更耐皱。不仅熨衣服如此，任何一种工作，由于分工专业化，可使技术熟练，质量提高。又由于规模扩大，可以配备专用的工具，使效率更高，质量更好，这在一家一户自成一体不求人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仅如此，房东熨衣服的同时，还可以照顾她的孩子。所以这是最适合于她的生活特点的一种工作。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闲着没事，如果能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或优点做些有益于别人的事，自己又能增加一点收入，真是利人利己。这种人人都买、人人都卖的习惯就提供了实现上述希望的机会。而社会上这种习惯真正成为一种风气时，每个人都能更好地利用自己的时间发挥自己的长处，同时更多地享受别人提供的较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仔细想来，现今社会之所以有如此丰富多采的商品，归根究底，是由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好处。且不说像彩电、冰箱这种技术上复杂的产品，就以简单的产品如一包火柴，我们之所以能用几角钱的代价买到，不是全靠着分工么？没有了分工，那怕付10倍的代价，也没有任何人能独立而不求人地生产出一包火柴来。上面提到的人人参与买卖的社会，只不过是将这方面的潜力进一步加以发掘罢了。在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也吃市场上买来的面包。因为买面包所花的代价比之自己磨粉、烤制的成本低得多，质量却好得多。提高
商品率并不是提高了社会觉悟所促使的，恰恰是考虑自己利益的结果。
从表面看，彩电、冰箱和火柴之所以能以很低的成本生产出来，是因为有了生产的流水作业线，有了复杂的自动化机器，因此往往得出结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可是如果没有了买和卖，这种科学技术就不能生长出来。诚然，自动化机器可以从国外进口，但保护和发展买和卖的社会环境却无从进口。这样的事情已是屡见不鲜：一方面先进的工艺已经从科研单位研究成功，或可以降低成本，或可以提高质量。可是推广起来困难重重。可见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还有一道难关。克服这道难关才能真正发展生产力。一个国家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穷而不知道穷的原因，更可怕的是错怪了穷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穷是因为帝国主义侵略。这在过去确是如此，但不能成为现在穷的原因。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穷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因为帝国主义侵略已是一个历史事实，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也有人说中国穷是由于人口大多，各种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如淡水、土地、各种矿藏都落在世界各国之后。
果真如此的话，未来50年到100年中国也无法摆脱穷，因为这段时间内中国人口不可能大幅度减少。中国的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一番吗！
买和卖促进了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发展，更确切他说，只有买卖才会有分工和专业化；阻碍买卖就是阻碍分工和专业化。为什么我国有这么多大而全小而全的工厂？正因为自己生产比到社会上去买更方便，换句话说，因为买卖的障碍大多。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民参与买卖的程度，可以看到二者之间有极大的差别。劳动的分配和选择是直接关系到专业化分工的。在西方的劳动市场上可以从报纸看到大批招聘广告，普通力工、稍有技术要求的工种都能通过公开招聘来录用。劳动力的流动是自由的，劳动者是出卖劳动的主人，他不再是奴隶，要听命子其主人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
一个人自然会选择自己擅长的、有兴趣的工作来做。同时公开招聘使录用劳动的过程透明化，从而杜绝了后门进人。其次，就业的形式极其多样化，有终身制（多半是大学教职），有定期合同制；有整日工作制，也有部分时间制；有雇主提供劳动工具，也有工人自备生产手段；有纯粹的雇佣关系，也有分红制。不同的就业条件满足了不同需要的各种人群。实现劳动的优化组合，用招聘和供需见面的办法，在众多的对象中双方都有权自由挑选最恰当的人选，恐怕比之下一个文件更有效得多。
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7岁的女儿。在寒假期间，他太太每天上午定时送女儿去室内游泳池学一个小时游泳，每星期六上午送到音乐老师处学半小时钢琴，而她自己则每天晚上6点到11点在一家日本餐馆里配菜。这些机会都是当地报纸提供的。其结果是小孩得到了体育锻炼和音乐熏陶，餐馆顾客品尝到美味的配菜，她自己还增加了收入。就整个社会而言并未增加什么负担。
互相赚钱的同时还互相提供了服务，改进了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人人参与买卖对社会的文化和道德也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首先是消除了鄙视商人的传统观点，懂得了参与交换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一种方式。其次每个人认识到捍卫个人利益的正当性，自己捍卫个人利益是正当的，同时别人捍卫个人利益也是正当的。这种平等、自由、自重和互重，是西方市场文化的重要组成。它避免了僵化，培养了让步妥协的务实精神。再有，市场中的竞争引导人们提高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这种质量意识是基于负责精神的。守时，守信，克服困难去完成工作，都是负责精神的
具体表现，并成为商业社会中道德构成的主要成分。一个不负责任的人非但是缺乏道德，甚至连饭碗也难找到。
到过西方国家的人异口同声地称赞西方服务态度好。改进服务态度问题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各种措施都试验过，可是始终不见效果。我看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把劳动当作商品自由买卖是唯一的办法。因为一个人为了生存而出售自己的劳动，决不会轻视自己的饭碗。我们的铁饭碗制度并不把劳动看作是商品，不把职业看成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甚至找机会刁难和奚落顾客作为自己劳动的特权和乐趣，这才是厌恶劳动、厌恶为别人服务的真正原因。事实上我国的个体户、私营饭店等服务态度就比较好。不过他们的服务态度要像西方那样上升为一种道德和文化，则需要长时间的培养和提倡，然而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和文化必然有其相应的生产关系为基础。没有了劳动市场及其自由选择这种生产关系，改善服务态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俗话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近年来服务态度不见起色的原因，正是我们找错了那把开锁的钥匙。
小结：买卖是联系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纽带。在市场经济中人人都为别人生产，又消费别人的产品，所以人人都买，人人都卖。此种交换引起了分工，培养了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科技进步，并且改变了人与人相处的准则。
35.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我有一位朋友是极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致力于研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个说法原出于英国哲学家边沁对于道德的解释，现在常常出现于政治家的口号中，因为它非常具有吸引力。如果每一个人都获得幸福是不可能的，那么多数人的幸福显然比少数人的幸福更好，而且更多的幸福也应比较少的幸福更好，所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似乎天经地义地应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可是仔细一想，这种看法有两个根本性毛病。第一，每个人很自然把自己置于“最大多数人”的行列之内，但万一自己沦落为少数人就难免陷入悲惨的境遇。所以我们应当追求的或许是“社会上最不幸的人也有一个较好的生活条件”，而不是只讲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顾其他人。类似地，历史上阶级矛盾总是少数人压迫和统治多数人，然而我们不能以多数人压迫和统治少数人来代替它，因为只要有被压迫的人群存在，任何人也难免有朝一日不知什么原因忽然变成了少数人中的一员。在阶级斗争主宰一切的年代里，我们总以为反革命只是一小撮，斗倒了他们才能保证多数人的幸福。可是到后来挨斗的人越来越多，人人都有被揪的危险，这才醒悟到不保护少数人是错误的。马克思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才是具有宽广胸怀的革命家应该追求的目标，可是不制裁少数真正的坏人又不能保护好人，问题之难就难在这里。
其次，所谓“最大幸福”，只有当幸福的大小可以比较时才有意义，否则无从比较何者更为可取。例如美国实施个人收入的累进所得税，累进税率越高则越不利于富人，而较有利于穷人。极高的税率可以消除一切贫富不均，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绝对平均主义。这不但不利于富人，而且对一切人不利，因为它断了一切人改善自己境地的希望。那么究竟多高的税率能给人们最大的幸福呢？这一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美国最高税率达到90％，以后多次降低，1988年降到了33％，最近克林顿政府在酝酿增税，可能又要上调一些。经济学中的严格推论无法证明不同人之间的幸福可以比较，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幸福感是否可比都还是一个问题。如果幸福可以像称蜜糖一样比较大小，上述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可是幸福只能感觉而无法计量。
经济学假定人们倾向于更多的物质享受（包括服务）。换句话说，在其它条件相同时，人总希望更多的消费。在市场经济中金钱可以购得各式各样的消费，于是金钱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如果借助于权力也可以得到消费，则权力也成为追求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GNP）就是用来计量一国生产出多少财富的指标，它是可计量的。两种政策孰优孰劣，只要看何者有助于生产更多的价值。于是一国人民的幸福是否有所增进，只要看GNP的增长率；比较两国人民何者更幸福就看人均GNP的大小。这成为当前国际上认可的评判标准。我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小康标准也用人均GNP翻两番作为目标。
可是消费能力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幸福的增进，还是有待反复推敲的。我曾就这个问题和我的房东探讨过。有一天，她开着她新买的丰田牌小汽车送我上班去——这是我们约定的安排，因为我们的寓所很远；没有方便的交通工具；我不会开汽车，也没有汽车，所以送我上班是我租她房子的条件。当汽车驰过一幢幢正在建筑的住宅和新落成的购物中心时，我很为这些房子的建设速度吃惊，同时也想到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GNP增长了2倍，人均GNP增长超过1倍的成绩。战后的美国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但我猜想富裕程度增加一倍必定是一个很显著的变化。于是我问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你感到自己越来越富裕吗？现在你的开支是否比那时宽裕得多？”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不觉得现在比那时富裕。”我追问她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结论。她想了一会儿说：“那时我们也有汽车，也有自己的住房，吃的东西虽然没有现在的花样多，质量也并不次。”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说：“现在我们是比那时的钱多了，但这是因为我们工作了一辈子，有了积累。就时代的变化来看现在的老年人并不比那时的老人阔绰。那时钱虽然少，可是生活得很有意思。”她的这番话确实说明了幸福并不正比于物质享受。因为如果以物质享受而言，现代人们（不仅是美国人）所享受的肯定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享受的丰富得多，不说别的，光从这40年中新发明的东西就可证明这一点。电视机那时还没有普及，现在则成了生活中的第一享受（以一天生活中的时间分配来衡量）。微波炉、电子表、电子计算器、塑料用品、日光灯、收录机等司空见惯的东西，当时还没有出现，至少没有普及。记得40年代我在大学念书时几乎每星期都要补一次袜子，现今有了尼龙袜，再也不必为补袜而烦恼了。还有尼龙牙刷、的确凉衬衫都为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起了巨大的作用。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这些东西，丝毫也不感到它与我们的幸福有什么关系。我的房东太太开的丰田牌汽车以其平稳舒适和设备的完善性而言，肯定比她40年前的福特汽车强得多，可是她并没有感觉到。如果物质享受确实可以提供幸福的话，那么上述现象至少说明了不同时期的幸福是不可相比的。
非但“物质享受可以提供幸福”的论断存在上述许多疑问，还有种种迹象表明，一些人物质享受的增进可能导致另一些人的痛苦。如果我的邻居原先和我具有相仿的消费能力，现在他忽然变得阔气起来，非但购置了沙发、录像机和摩托车，而且出入乘坐出租汽车，经常光顾高级饭店。他的变化可能打破我的生活的平静气氛，使我陷入了嫉妒的痛苦，于是最能平我心头之恨的是有朝一日亲眼看到他倾家荡产。嫉妒原是人性中最恶劣的成分，但它又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如果“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确实是我们的政策目标，那么防止那些可能引起周围人群因妒忌而痛苦的变化便是合理的，或者更彻底地，从法律上断绝一切个人发财致富的机会，从道德上谴责一切追求个人消费的权利。幸亏我们对外国人的富有并不妒忌，因为他们和我们并不具有可比性。那么多富丽堂皇的宾馆主要就是为他们造的。不但如此，我们还欢迎他们到中国来投资，赚更多的钱回去。可叹的是我们对自己同胞的发财致富却没有那份宽宏大量的气度，要不信的话，你可以试办一份你的独资企业，看看有多大的困难。如果你居然办成功并且发了财，看看会惹来多少麻烦。
美国成为世界首富，是否与他的百姓不嫉妒有关呢？回答这个问题实非易事。但至少从一个侧面来看，美国同样有妒忌存在，而且有妒忌得发狂以至于犯罪的事。1963年纽约一个外貌平常的临时工，在一场棒球赛散场之后，驾着自己的小汽车冲上马路旁的人行道，把在这场比赛中获胜的、长得漂亮英俊的英雄压倒。他自己招认，他不能忍受这位相貌出众的运动员那么丰神俊爽，那么光耀夺目。1959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斯旺约诺阿市，一个女大学生用利斧砍倒原先和她同居一室的另一位女大学生，原因就是嫉妒被害
人的漂亮。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奥斯瓦尔德的作案动机，从他的信件和屡次复述讲的话来看，就是对幸运的、有成就的同代人感到嫉妒（奥斯瓦尔德因涉嫌犯暗杀罪被捕，但尚未开庭审讯即被一夜总会老板开枪打死，致使此案成为千古之谜。奥的作案动机只能从间接材料中推测）。类似的单纯由于嫉妒而杀人的案子还有很多。我倾向于认为，一般而论，美国人同样具有人类共同的弱点。所不同的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因而具有警惕，从制度、法律、社交习惯上避免这种心理被挑动和激发。例如法律规定人有隐私权，人有权对自己的收入保密（只有竟选就任的高级官员例外。他们参与竟选，说明自愿放弃隐私权）。但在别的国家这一点是有争论的，例如在新加坡政府官员如果有大量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将以贪污罪被起诉，这说明人无权对自己的收入保密，我国前两年通过的法律援用了新加坡所采用的原则。在美国，银行职员和税务局官员如果泄漏个人收入的信息将被判为犯罪。和人交往中如果打听别人一个月挣多少工资是极不礼貌的行为。单位的工资单只有会计和主管知道，而且当作密件锁在抽屉里。美国有几百名亿万富翁，要没收他们的财产并不难，只要大多数百姓都赞成，通过法律程序就可以做到（虽然这违反宪法修正案第5款私人财产不受侵犯，但该款认可通过法律程序的此类行为，何况宪法也可以修改）。但多数美国人并不赞成这样做。相反，他们还一再把所得税的累进税率降低，这在前面已经提到过。
要研究“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虽然存在上述许多困难，但无疑这个题目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小结：经济繁荣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必须照顾少数不幸者的生存条件。幸福只能感觉而无法计量，因而也无从比较。嫉妒心理极有害于经济增长，应从制度和习惯上防止这种心理被挑动。
36.所有权漫议（上）
我的一个青年朋友，刚到美国不久，居然只花50元美金买了1辆旧汽车。
欣赏和高兴之余，他邀请我去参观他新买的车。这是一辆1971年产的福特牌车子，从里程表上看已经走了17万英里（合27万公里），早已够淘汰的年龄。但看来原来的车主对车保养得不错，车身上除了几处锈斑再没有碰伤擦坏的痕迹。青年朋友热情地邀请我坐在他的右边，他顺手替我把车门关上，认真地向我解释这辆车的特点。我可以充分地感觉到他对这辆车的喜爱。
首先，座垫和靠背是纯羊毛呢子，不像现在出的新车都是混纺料子。虽然细看起来个别地方的绒面已经磨光，但倒也不显得太破旧。他又说，车上的收音机音质极好，并不次于新式立体声的音响；驾驶座前还有点香烟的电热圈，说着他抽出一支香烟点给我看。这时，我觉察到我们是处在一个密封的小环境中，四周可以触到和看到的都是属于他的，是他所有的。确实，我们在国内坐小卧车的机会也不多，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拥有了1辆汽车。
接着他建议拉我出去兜一回风，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这个钥匙套在一个闪光的圈上，分明是专为汽车钥匙新买的。他打着了引擎，一面向我解释说，为了保证引擎各运动部件的润滑，必须让它空转两分钟才可以起动，否则要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在我们耐心地等待的这两分钟里，我不免暗自发笑，这辆已经该报废的破车，还想延长多少寿命。但我见他正在注视着手表等这两分钟过去，立刻被他的严肃态度所感动。我想我应该比他更喜爱这辆车才对；如果我拥有1辆车也会这样做的。这是我第一次间接地感受到，当自己拥有一件财产的时候将会有什么心情。
前几年我到美国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会后住在朋友家。他多年以前从国内来美国读书，取得了博士学位，有了一份待遇很不错的固定工作。他用抵押贷款买了这所房子，我还能嗅出新房子的油漆气味。他有两个小孩，夫人忙着领孩子，家里有了孩子不免显得凌乱。使我奇怪的是他夫人每有一点空闲不是忙于整理室内，而是把时间都花在剪草、种花、收拾园子上。他的园子真是美极了。从远处望过来，百花丛中隐约看见一所颜色鲜艳的房子，给人一种世外桃源的清静和现代舒适生活相结合的奇妙感受。再看左邻右舍，他们的花园布置都别出心裁。让我在这样的住宅区里看上一天也不会感到丝毫的厌烦，难怪他们园子里的灯通宵都亮着，免得在太阳落下去的那一半时间里浪费了这令人百看不厌的妖娆。
第二天他夫人领着孩子陪我到住宅区的附近散步。她指点给我看，这是儿童游戏场，那是网球场，远处是小学校。她特别告诉我，由于这里小学校新请来了一位有名气的校长，教育质量提高，当地房子的价格上升。我完全能理解其中的缘由。在北京不少家长为了让孩子进好学校，把孩子的户口转到附近有好学校的亲戚家。能进好的小学，就有希望进重点中学，升大学的机会就更大，所以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她又告诉我，某住宅区由于马路上出了一件凶杀案，房价陡跌。这使我明白，何以这里家家户户都如此费心地在花园上下工夫，那不仅仅是为了自己欣赏，也与房产的价格有关。而且一个园子弄得调敝零落还会影响周围的房价，从而遭到大家批评。他们的住宅区由于大家合作努力，改善了整个环境，这一年中房价已涨了2万元，几乎等于一般家庭半年的薪金收入。
人们无微不至地爱惜自己的财产，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在美国时忽然接到国内来的一封信，一位比我大约大10岁的朋友请我到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在美国读书时住的住宅门口拍一张照寄给他。他不但告诉我这所房子的地址，而且附来一张照片，那是半个世纪之前他在这所住宅的门口照的。
我在前去寻找这所房子的路上想道，美国绝大多数房子都是木头造的，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淋，恐怕早已不复存在了。可是当我来到这所房子的面前时，赫然在目的竟是一所美丽精致的像童话故事里的小房子。白色油漆的大门正中央挂着一只用鲜花做成的花圈；透过狭长的窗户可以看到奶橙色的窗帘；房顶上有一只在转动的风向标。它不是一所老朽的破房子，而是充满着生气给人欢乐感觉的寓所。我拿出50年前那张照片，只有它才能确证这所房子的寿命确实超过了50年。
人们爱惜自己的汽车和住房，更关心自己的储蓄用于投资的效果。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在那个制度里个人不但拥有生活资料，而且也拥有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都属私人所有，但这些企业几乎无例外地都以公司的法人形式拥有所有权。事实上股东个人是真正所有者，董事会或股东代表会代表股东来实施所有权。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表现为3种不同性质的权的统一。第一是经营权，即决定企业生产什么产品、从何处购进原料、产品如何定价、如何招聘职工等。在公司组织中，董事会常将企业的经营权委托给经理，由经理处理企业的日常经营事务。第二是资本收益权，即经营企业所得的利润由所有者享用。在公司法人的组织形式下，利润首先由董事会决定拿出多少百分比作为股票红利分给股东们，剩下的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分红的百分比低并不意味着股东要吃亏，因为投资于再生产的钱多，股东手持的该公司的股票将升值。第三是企业的处置权，即对企业出租、出卖、关歇、破产等命运作出重大决策的权力。关系到每个股东利害的重大决策有时董事会还无权处理，而要由全体股东投票决定。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经营权基本上（不是全部）归企业领导，即归厂长、经理和书记；资本收益权名义上归财政部，而实际上收益的使用权大体上归计委（决定投资的部门）。而处置权则归系统的部委或厅局。在公司法人制的所有权结构中，虽然公司以法人的地位拥有企业，但公司只是一个组织的名义，真正起决策作用的是股东和董事。股东从购买股票的选择开始，一直要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发表意见，作出决定。个别的小股东如果不满意董事会的决定而又无力改变，可以将股票出售，这就是所谓“用脚来投票”（走出企业）。出售股票的人多了，股票将跌价，所以董事会不敢藐视小股东的合理意见。个人从头到尾监督企业的行为，对于保证投资具有效益起决定性的作用。换言之，它避免了重复投资、无效投资、投资规模过大以及经营不善等毛病。
上文已经谈过，除了买黄金，个人储蓄实际上就是投资，而投资都是有收益的。买房子可以出租收租金，自己住则节省了租金。买林地或农场则有林木或庄稼的产出。存银行可以收利息，买股票可以分红。另一方面，一切投资又都有风险。在买股票的情况下，企业如果亏损，不但分不到股息，股票还要跌价。如果企业亏损严重以致宣告破产，则企业要以其全部资产首先清偿给债权人，如果有余可以退还给股东。这时股东退回的股本一定比原来股票的价值低，股东都要赔钱。最坏的情况是企业资产不足以抵债，股东的股票价值降为零，最初的投资全部蚀光。但股东没有义务用自己的别的资产来清偿企业资不抵债的部分，这就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做法。换句话说，一个人投资于有限责任公司时，最坏的情况只是将所投入的资金蚀去，不会涉及
他其它的财产，不会变得倾家荡产。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这种权责利关系的发明，限制了投资人所承担的风险，大大地推动了聚集资金和从事创新事业的活动。但另一方面，当你和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有业务往来时，你必须了解它的财务情况。万一该公司宣告破产，他欠你的钱无力偿还时，你只好自认倒霉。换言之，企业经营的风险由投资者以及和他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共同分担。
对于无限责任公司，债务人要尽一切努力来偿债，包括变卖他的各式财产。
但即使在这种责任无限的情况下，人的最低限度的经济上的生存能力仍受到法律保护。各国法律都规定偿债只限于有清偿能力的人。
小结：私有财产会有良好的保养。然而大公司必须靠发行股票集资，此时产权变得模糊。公司制度力图弥补这一缺陷，解释了公司内履行权利和责任的基本规则。
37.所有权漫议（下）
英国政府和百姓都相信市场经济，认为市场交换可以促进社会分工和科技进步，激励人们为社会多生产商品。社会的兴旺发达全靠市场的推动。市场之所以能有此种神奇的功能，是因为在平等竞争下的交换必定是对交换双方同时都有利的（否则达不成协议），因此每一次交换都能为整个社会增加物质财富。事实上，这一观点是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在200年前首先提出来的。与此相对立的观点则认为交换只是生产到消费的过渡，只有生产才能创造出财富；如果一方在交换过程中赚了钱，必有另一方赔本，因为交换不能无中生有地创造出财富来。这两种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表现方式至少争论了一个世纪。不要以为这仅是理论上的空泛之争，不同的理论认识产生不同的经济政策。市场是应该扶植还是应该抑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上述争论有关的。
市场交换是以所有权为前提的。这件东西属于我的，那件东西属于你的，这才有交换的需要。如果所有权不明确，东西是属于大家的，还有什么交换的必要？交换又以参与各方的地位平等为前提，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强制对方屈从：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交换就被掠夺所代替。所有权从没有到有，从含糊到明确，从不完全到完全，中间有一系列过渡状态。地位的不平等从表面到隐含，从法律到习俗，从大范围到局部，也有一系列中间状态。它们都会影响到市场的运作。
美国标榜市场经济，就必须确保所有权的明确和完整。不经过法律程序就剥夺公民对财产的所有权，或者法律本身就藐视所有权的不容侵犯性，这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例如将某些企业充公；在改换币制时限制公民兑换新货币的金额；用低价从百姓手中强行收购贵金属；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又不给合理补偿；或者容忍公民的财产被肆意侵犯。由于美国的财产所有权关系十分稳固，因此特别有利于发展长期的经济交易，例如投资、保险、储蓄和养老金制。以前我们曾提到过，美国的抵押购房制（用未来每月收入中扣款的方式签订合同购置住房）的合同期平均为27年，但订约双方并不觉得不放心。不能按期付款（不是赖账）的比例稳定在6％左右。美国或许是世界上最稳当的投资地，每当国际局势出现动荡时，就有大笔资金拥向美国。比在美国投资更稳妥的保存资金的办法大概就是买黄金了。
一个生活在美国的人无时无地不感到所有权无孔不入的影响。当你坐车穿过富饶的田野、茂密的森林时，不时会见到一块醒目的牌子：此系某氏之财产。当你行走在城市或郊区，打算穿过一块空地时，“此系私产，不得穿行”的标志赫然出现在你面前。美国有64％的住房是房主自住，其余36％出租的住房也是个人所有或公司所有，而这些公司绝大部分为私营而非国营或州营。城市里华丽高耸的大楼绝大部分是私人公司所有，有的大楼干脆以公司的名字命名，例如纽约的泛美大楼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财产；波士顿的王安大楼属王安电脑公司的财产。但这些私营公司拥有的财产，并非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公司的全体股东。只有你坐飞机飞越过内华达州时看到的大片沙漠是属于国家的，因为没有任何人肯花钱去买那块没有任何产出的一无所有的沙漠。
美国全国的土地中有59％为私人所有；39％为公有，即联邦所有（32％）和州及地方政府所有（7％）；另有2％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即专门辟给原来美洲的土著居民的。公有土地中主要是荒漠，另外是道路、国家公署和保护地、军用土地以及政府用地，美国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规定不同于同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欧洲国家。在美国，土地所有者同时也拥有地下的一切财富，所以地主可以自由开采地下资源，或者将地下资源单独出售给别人。唯一条件是他必须遵守政府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并照章纳税。但是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规定地下资源属于国家，地主开采地下资源要先向政府购买或者将出售的收入与政府分成，仅从地下资源的有效利用来看，美国的制度更为合理。
首先因为每个拥有土地的人都会关心自己这块土地底下可能有些什么宝藏，他会自己花钱请地质学家来考察，有了点眉目之后他会请勘探队来钻探。一旦有所发现，他的土地价格立刻成倍地上升，否则他的投资成为损失，他只能自认倒霉。这就从经济上鼓励了资源的发现，不用政府去费心。其次，矿藏的采收率（采集到的矿石占储量的比例）成为地主自己关心的事，他必定会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尽量将地下资源采集上来，不会发生掠夺性开采。掠夺性开采必定发生在开采利润所有者与资源所有者分家的情况下。特别是当前者为私人企业，具有很强的利润动机；后者为公家，处于无人真切关心的情况下。最后，私人拥有地下资源，他有全权选择资源的利用方式，包括将土地及资源一起出售，与开采专营企业联营，出租开采权对资源开采所得分成并监督资源的合理利用，或放置等待市场价格更高时再行开采等。他选择的方案对全社会而言同时一定也是代价较小而产出的价值最大的方案。但美国的制度容易引起贫富悬殊，诱使一些人陷入风险和破产。选择不同的规定各有自己的理由，区别在于有的更着重在效率，有的更着重在公平。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必须有政府明确规定的有效管理，并且有有关各方的合作配合。
根据1990年的统计，全美国除土地和自然资源之外的固定资产总额（他们称之为可再生产的有形资产）净值为14.9万亿美元，其中68％为私营企业所有，19％为政府所有，余下13％为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这个数目为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将近3倍。美国约有900万个企业，每年有几十万（1990年为60万）个企业自动关门或宣告破产，大约有同样数目的企业诞生。在经济景气时诞生的企业多于停业的企业；不景气时则相反。这些企业按所有权结构的不同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小业主，是一家人独立经营的夫妻店或作坊，也有个别的小业主企业大到有几百名雇员。这类企业占了900万中的绝大部分，但营业额却只占小部分。业主有权作出企业的一切经营决策，同时享受全部利润，承担全部风险。小业主企业是无限责任制，即遇到亏损时要动用自己全部家产来偿还债务。第二类是合伙企业，这类企业由几个志同道合彼此信赖的人共同经营。法律规定合伙人的地位均等（除非事先另有契约约定），每人都可以独立代表企业对外谈判。合伙企业是无限责任制，每个合伙人都有责任承担企业债务，甚至当别的合伙人失去偿还能力时，仍有责任独立负起偿债的义务。由于合伙企业这种责权利的结构特点，只有彼此十分了解的人才能组成一个稳定的企业。但一旦建成之后他们办事效率高，经营作风灵活；既没有大公司的官僚主义习气，又比小业主有更多的资本，所以他们往往能为顾客提供质量较高的服务；在他们的商品广告上往往专门标明：合伙企业。
第三种企业就是公司组织。这种组织弥补了合伙企业最大的缺点，即合伙人数不可能太多，所以资本不可能很雄厚。公司可以由许多互不相识的人组成，只要这些人相信公司的董事会特别是经理有能力为股东赚钱，他们就会用认购股票的方式投资。买了股票是不能退股还钱的。当股东发现公司经营可能出问题，或者自己急于用钱，可以将股票出售。这个特点使得用钱买股票和把钱存银行有完全不同的后果。当出现通货膨胀而银行利息又很低时，储户必定大量提款用来抢购，进一步促使物价上涨。我国在1988年夏秋就发生过这种情况。而买股票的钱则已经变了机器设备，不能重新变为货币进入市场去抢购。如果你将股票转让，别人手中的钱到了你手中，市面上货币总量并不增加，总购买力并不增加，因而不会造成对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持有股票的人并不怕通货膨胀。因为物价水平上升，企业利润跟着上升，只有拿固定工资的职工才害怕通货膨胀。
企业是社会生产和流通的基本单位。要使社会整体有效益，必须企业有高效益才行。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有利于企业的高效益呢？可以说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有权作决定的人必须同时也是对决定的后果负责的人；负责人必须就是决策人。有权作决定而又不对决策的后果负责，必定会造成混乱，引起纠纷，降低效率。第二是企业的盈亏必须由决策人负担。优化决策引起的盈利和错误决策引起的损失，必须直接成为决策者个人的奖惩。从这两个条件来看，小业主企业是效率最高的。但这类企业最大的弱点是经营规模有限，这就限制了效益的进一步提高。公司组织则处于另一个极端：经营规模大，但责、权、利关系不像小企业主那样密切。美国为了保证公司组织中责权利关系的强化，发展了股票市场、经理阶层的竞争市场、企业破产和兼并制度。美国是一个鼓励制度创新的国家，提高企业效率是一个主要的制度创新和制度选择的方向。
小结：明确的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对自然资源的不同所有权结构，各有其利弊得失。对个体、合伙、公司三种所有权结构作进一步介绍，并扼要讨论了所有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38.从交通规则到经济效益
驾驶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兜风是一件最惬意不过的事。只要你的汽车不断朝前进，新的境界就不断地提供给你新的信息，而且激发着你的好奇心，促使你想进入到更广的未知领域中去。
但是这种享受仅当宽阔的高速公路上完全没有别的车行驶时你才能体会到。如果公路上出现了别的车子你的注意力不得不被它吸引过去，好奇还在其次，安全是首要的考虑。如果并行的几个车道上排满了车，你的前后左右都是和你一样飞驰着的怪物，你就完全不会有闲情逸致去欣赏兜风的滋味。
如果你的汽车的四个轮胎中任何一个突然爆裂，不出一秒钟，你就会撞到相邻的车上去。或者，虽然你的车子状态良好，可是旁边车子出了问题，厄运一样难逃。美国公路上汽车事故每年都要死4万多人，并有百倍于此的人受伤。淮也不敢在高速公路上疏忽大意。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她的朋友（年约40多岁的职业妇女）的儿子因酒后开车出了事故，自己受了重伤，花去10多万元医疗费，还撞了别人的汽车。因为是酒后开车，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这件事几乎毁了她儿子的一生。这样的教训谁敢不认真吸取！
即使在半夜，马路上没有一辆车，在红灯前面人们仍旧老老实实地“傻”等。这就是美国汽车文化培养出来的精神。由此及彼，在银行、邮局经常有排队现象，但极少见过乱挤插队。秩序的井然提高了办事人员的效率，受益的还是那些遵守秩序排队的人们自己。
我曾到过十几个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比较各国的交通秩序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交通秩序和经济发达程度成正比。可见交通秩序确实是一种文化，是一种道德，它是发展经济所必需的。事实上不仅在外国，在国内也有类似的现象：人民富裕、经济发达的地方交通秩序好，在穷僻的小县城里尽管也有红绿灯，但只起聋子耳朵的作用。在北京常见到从农村来的老乡，在大街上东张西望，面对无尽的车流茫然不知所措。我真为他们捏一把汗，因为我亲眼看见过老乡被车撞的惨剧。
从交通规则、排队秩序，到人人都有支票本而很少有人开空头支票，这些都是维持一个市场经济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违反这些规则不算违法，却属于道德的范畴。所以，市场经济要正常运作，除了法律，更重要的还在于市场道德。道德的基本特点是人人都遵守，人人都从中得利。如果多数人不遵守，我一个人遵守也未必有用。我在红灯前停下来，为的是在绿灯时可以畅通无阻。如果红绿灯前一片混乱，我一个人停下来又有何用？
比较乡镇上的集市贸易和处理国际金融业务的银行，两者都是交易，但他们市场规则发育的过程大不相同。前者吵吵闹闹，后者井然有条。从原始的交易发展到现代贸易，主要的困难在于市场道德的确立。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道德，例如我国“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但这些传统道德中并没有市场道德的因素。美国虽然以基督教立国，讲究仁爱和平等，但在市场发展的初期，同样充满着欺诈、贪污。更早一些的时候那里原是一个强盗世界。现今美国的市场是二三百年培养和发展的产物。不但美国如此，日本也不例外。年纪大一点的人都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大批东洋货（即日本货）进入中国，东洋货的特点是价廉而质次，所以有“啊呀货”的绰号，意思是说用不了一两次就会惊呼“啊呀！坏了。”可是现在的日本货成了保质货的代名词。汽车、音像设备，平均起来日本货最为可靠。这为日本人赚取了几万亿的美元，日本人正是靠进化了的市场规则而发的财。
产品质量，或更确切地说工作质量，是市场道德中最重要的内容。电视机的质量不用过六七年是无法断定的，厂家只要外表做得像那么回事儿，内容上偷工减料就可降低成本多赚钱。所以质量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产品质量是用工作质量来保证的。只有每道工序每个零件的一丝不苟才能保证整件的质量。工人在受雇时可以和资方就工资、劳动条件、福利待遇等条件谈判，但一旦达成了协议就得卖力地干，不允许磨洋工，降低标准。工作中的负责精神和高标准是一个社会经济发达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最近日本首相批评美国工人缺乏工件质量意识，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究竟日本工人和美国工人孰优孰劣，我不想妄加评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一切经济发达的国家里，极少发生门窗关不上，打电话串线、错号、有杂音、或总机没有人接，马路不平，厕所漏水，放电影断片子，电视机图像不清，拉闸停电，蛋糕里吃出铁钉，书刊印刷错误、装订错页，邮件丢失，报刊晚送等等无奇不有和无孔不入的质量问题。
守时，这是市场文化最浅显的要求。上班、开会、约会、开车、起飞、交货，如果不守时，不但浪费别人的时间，有时会引起巨大混乱和严重损失。
古时候没有钟表，只能以太阳在什么位置作为时间标准，当然不可能准确。
现在守时在技术上已没有任何障碍，间题在于能不能形成一种普遍的风气。
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守时和不守时一年造成的经济盈亏恐怕将超过几十亿元。
尊重别人是市场文化的核心。它不但表现为服务态度，尤其重要的是协商精神。在谈判时双方都懂得要尊重对方，尊重对方的利益，尊重对方的原则，体谅对方实际存在的困难。而不是只有我的原则是不可动摇的，你得服从我。尊重对方不仅表现在谈判上，尤其表现在规章制度的制订中照顾到别人的具体困难。因为制度是必须遵守的，对方没有机会和你面对面谈判，只有屈从的份。不尊重对方就会造成执行制度中巨大的不便，所以制度的规定重在合情合理。以美国大学入学制度为例，因为特殊原因录取了但不能入学，学校多半可以保留你的入学资格到下一学年。开学注册不许晚到，但万一因故晚到，罚几十元钱便可通融。开了空头支票，银行假定你是算错了账，不认为你是故意欺骗，罚款了事，不记入档案，尊重对方的精神，使得一个社会易于调整内部的各种关系，使得社会成员感到社会易于相处，不大会产生格格不入的感觉。
也许有人会说，产品质量也罢，守时也罢，最终还是利害关系在起作用，并非属道德的范畴。这样说，并非无理。因为说到底，道德和利益应该是一致的。一个普遍加害于全社会每个人的行为准则，决不可能是道德的。所以道德准则也是全社会长期利益的准则。但当这种准则成为每个人的行为习惯，一个人依此准则办事脱离了任何利益考虑时，这些准则已上升成为道德。
新闻记者为了忠于事实深入现场不惜牺牲生命，法官为了维护正义和恶势力斗争以身殉职，这类事件全世界每年都有几百起。这种高尚的精神是市场经济的支撑点，然而它又不可能在一个老死不相往来的自给自足经济中培养起来。这一点恐怕是我国经济更多依靠市场法则中最难完成的任务。
小结：发达的市场经济要求相应的市场道德的支持。遵守公共秩序，讲究工作质量，守时守信，尊重对方，协商互让，是市场道德的主要内容。
39.美国的色情市场——一切交易都有利于买卖双方吗？
纽约市最主要的部分是曼哈顿区，这是一个半岛，宽约2—3公里，长达20公里，东边是东河，西边是哈德逊河，南面是大西洋。它的主要街道很有规律地呈东西和南北向，互相平行，或互相垂直。横街（东西向）从南到北依次编为第1街、第2街、一直到131号街。往北还有132号到263号街，但那已不在曼哈顿区，而是进入了布朗克斯区。纽约最繁荣的地段就是从曼哈顿最南端到60号街这一部分。著名的华尔街、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纽约证券交易所、公共汽车总站、高102层的帝国大厦都集中在这一块地带。这里还有堪称全球最高档的首饰店、服装店、礼品店和百货公司。
但这一切和42号街一带的熙熙攘攘相比，又略逊了一等。42号街是繁华区中最热闹的部分，它的特点是性用品商店鳞次栉比，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性娱乐市场。
性用品商店公开出售各种色情用品，有小说、图片、录音录像带，男用和女用的性交工具，内服和外用的壮阳药和春药，反正凡是人们可以想象得出的东西一应俱全。这里还有规模不一的黄色影院。小的像一间厕所，顾客进去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投下几个硬币就可以在自动录像机上看几分钟录像，这称之为窥视影展（PeepShow）。有的提供裸体女郎全身展示。入夜以后这一带到处可以看到妓女或妓男（提供同性恋服务），当然还可以看到脱衣舞表演。性商品的广告用各种方法挑动过路人的色情欲望。到过42号街，才认识到由于性娱乐市场的存在，人们对如何满足性的要求已经作了最大限度的开发，正像人们研究食物和饮料一样，色情业成了人类社会的特殊现象。
它是不以生殖为目的的一种性行为。
42号街是一个典型地区，事实上它附近一带都开有许多类似的商店。这一带习惯上被称为“红灯区”。不但纽约有红灯区，其它大一点的城市都有红灯区。不但美国如此，欧洲的许多国家也如此，只不过规模比42号街小，也不那么集中罢了。最近几年在东南亚国家（地区）性商店也逐渐增多。只有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天主教影响大的地方，性还没有成为商品。
市场经济建立的原则是买卖要建立在双方平等自愿地达成交换的协议上。所以只要有需求的一方，又有供应一方，双方都出于自愿，而且在价格上能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水平，交易就做成了。只要这种交易不给第三方带来损害（例如工厂为完成订货的生产而造成污染），那么必定有利于当事人，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因为当市场给每个人提供交换机会来改善自己的境况时，整个社会变得更富裕。但是，是不是一切东西都可以交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禁止交换的？有的。举例说，选票是不允许出卖的。即使一个人因为穷而快要饿死时，他显然愿意出卖选票以换取食物，但此种交换仍被禁止。
再如人体器官也不允许交换。乍一看来，这些规定不利于交换的当事人。但这样规定是出于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为了一时的利益而放弃这些基本权利，日后可能会陷入更悲惨的境况。
性用品虽然和个人的基本权利无关，但是否允许公开出售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美国每隔两三年就掀起一番热烈争论。其结果是时而放松，时而严格，但没有作出过完全放开或完全禁止的决定。从几十年来的趋势看，则是趋于放松。但有一点是大家认识一致的，即这类商品有害于青少年，所以禁止出售给青少年。美国有些州租借黄色录像带时必须保证自己的居室可以和孩子的居室隔开，而且规定将内容泄露给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算是犯法。
性用品既然有害于青少年，难道对成年人就无害了吗？买卖双方自愿是否必定有益于双方？最明显的一个例外就是毒品。性用品虽不像毒品危害那么大，但肯定有相当大的负面作用，负作用的大小与当事人的具体条件有关，因此这成了一个难于判定的问题。黄色书刊可能引起性暴力事件，这是最主要的一点考虑，因为交易使第三方受损。但赞成和反对的双方都有充足的调查事实以证明自己的观点。最近有一篇文章说，日本对色情业的管制最松，但强奸的发案率却最低。其实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论证。强奸发案率低未必是管制放松的结果，可能是日本人的文化、道德和治安的作用。换言之，如果加强对色情业的管制发案率或许能进一步降低。
限制色情商品的另一点顾虑是影响经济增长和造成失业。一个中等知名度的色情电影明星，在美国的年薪超过10万美元，而世界级的色情明星年薪可达百万，她每天收到的崇拜者发来的信超过美国总统收信的数目。在前文“美国人一年生产多少财富”中提到过，服务业和物质生产部门一样，都创造出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产值。经济学家们估计，美国每年色情行业的产值超过1000亿美元。而且由于色情商品的交换受到限制，隐蔽的交易十分发达，它真实的交换数量远超过表面上能看到的。色情商品已经发展为跨国公司经营的项目。1990年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一条法律，对色情电影中演员身体的暴露部分加以限制。这项法律立刻遭到澳影剧界的反对，他们估计此项限制将降低澳大利亚摄制的色情电影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每年将使澳大利亚损失几千万元的外贸收入。
多数人认为妓女提供的服务应属禁止交换之列，因为此种服务不同于理发、饮食，它已接近于出售人体器官，有辱人格和尊严，它造成性病的传播，还可能导致家庭的不和。世界各国政府无例外地对卖淫业持否定态度，而且在法律上一度加以禁止。但事实证明它很难完全禁绝，因为有人愿卖有人愿买，法律禁止的结果是交易转入地下，管理更困难，危害更严重。于是许多国家干脆承认这一现实，改为将卖淫业限制在红灯区，妓女要登记，营业要纳税，政府提供定期健康检查和保障红灯区的治安，使这种交易的危害性降至最低。于是卖淫和嫖娼成为合法。但这种行为仍受道义上的谴责。一个有嫖娼历史的人不能竟选议员，更谈不上当总统。正好像一个有婚外性行为的人并不犯法，但道德上被人看不起。
最近有一位名叫妮盖。罗伯茨（NickieRoberts）的女士在英国出版了一本书《历史中的娼妓》（WhoresinHisto-ry）。她本人虽无当妓女的经验，但曾做过脱衣舞女，因此与这一阶层的妇女有广泛的联系，对妓女的实际生活相当熟悉。她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看法：妓女由于收入较高，能大大改善生活，因之健康状况也更好。她们中的大多数并非被迫，而是出于自愿。虽然有时也被老板殴打，但不当妓女同样可能受丈夫的殴打。确实，妓女的收入肯定比一般工作人员的收入高，不然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事卖淫呢？有一次我在普林斯顿（著名大学所在地）小镇的火车站等车，看见候车棚里写满了提供性服务的电话号码。再有一次中国留美学人在休斯顿开会，6月那里天气已很热，旅馆里虽有空调，噪声吵得难以入睡，大家就在外面聊天。到午夜一点多钟忽然来了一个姑娘，先是问路，后来又说要打电话。我们觉得可疑，盘问之下才知道是位神女。她在警察局关了两星期，刚放出来，身上不名一文，只好重操旧业。她有自己的家，但父母知道她在卖身不许她回家。
我们问她最大的希望是什么，她说希望赚上两千块钱回家去。有了钱家里就不会嫌弃她了。她希望找归宿，她认为父母的家还是最安宁的窝。那天她已经游荡了一整天，又饿又困。她要求给她一张床睡上一觉。可是我们谁也没有闲着的铺，临走时她求我们不要告诉警察，然后她的身影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当然，我们之中谁也没有向警察报告，因为不愿对这个孤立无援的女孩子再制造麻烦。
对这件事我想了很久。我们没有向警察报告，是我们支持违法活动吗？
还是认为禁妓这件事在法律或道德上是错误的？显然都不是。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这一逻辑上的矛盾正好说明了娼妓问题的复杂性。凭着自己的正义感，对这一丑恶现象大加谴责，甚至采取果断的极端措施，可以使娼妓减少甚至表面上不再出现，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还可以制造出新的问题。从这方面看，我国1950年以后的30多年中彻底消灭了卖淫吸毒等现象，这一成就是举世瞩目的。这里有什么基本经验值得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继续坚持的，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小结：市场交换使双方得益，但并非一切交换都属合法。选票、毒品均属此例。而色情商品，
尤其是娼妓的交换则引起广泛的争论。本文对各方的理由作了初步介绍，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经济的弊端。
40.“金钱万能”的经济学意义
美国是一个信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国家里金钱就成为“万能”。所谓万能，是指有钱可以买到一切产品，获得一切享受；它反面的意思是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甚至于活不下去。在非市场经济的社会中情况是不同的，在那里许多享受的分配不全是靠钱，没有钱的话，自己耕作也能维持生存，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过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在美国金钱也并不是万能，譬如不可以买卖人口，不能以钱赎罪、行贿。所以有必要正确地了解在美国这样的市场经济中，金钱万能到什么程度，这种“万能”性有什么意义，带来什么利弊。
金钱万能的确切意义应该是：钱是市场上通用的交换手段，用钱可以在竞争的市场上购到任何一种商品，而不附有其它限制条件。
即使在计划经济社会中，钱也可以买到许多东西，但与市场经济相比，钱的“万能”性要差得多。譬如说，在大多数计划经济社会中土地、矿山、森林等自然资源是不允许买卖的；黄金、外钞等基本上也不能在市场上购到；甚至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如粮食、住房等的交换除了钱之外还要凭票证。但在美国，上述各种东西都属于商品，花钱就可以买到。
钱的万能性也可理解为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身份和地位在市场交换中不起作用。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常常讲到货币的出现如何方便了交换，用钱交换比之物物交换节省了寻求交换对象的时间，解决了一些商品不可分割的因难（如一头牛、一柄斧）等等，似乎货币被接受是一个极自然的过程。但事实上在一个等级社会中，人的消费水平是由等级决定的；换句话说，人能否得到一种产品或服务与“此人是谁”有关。货币出现之后，无权而有钱的人进入了特权阶层的消费领域，金钱冲击了特权。带贬义的“暴发户”就是出于对新进入的消费者的敌视称呼。暴发户虽然有钱仍受到特权者的强烈抵制，所以金钱之具有万能性决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国市场经过100多年的发育，带贬义的暴发户一词用得越来越少，认钱不认人倒成了公认的规则。和权力金字塔结构的社会相比，人人都有机会进入任何一个消费领域，买软卧火车票、坐飞机都不需要关于身份等级的证明，不能说不是朝“民主”和“平等”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它又带来了另一种不平等：穷人和富人的不平等。
在理解金钱万能的意义时，强调了在竞争的市场上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市场上卖方用降低价格竞争；买方用抬高价格竞争。此种竞争的规律是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上升；供过于求时价格下降，其结果是价格有涨有落，以此来调整商品的过剩或不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钱才具有万能性。反过来看，如果商品供不应求时，有了钱也买不到（多半是因为价格管制的缘故），那钱还有什么万能性呢！
当金钱万能，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商品时，说明一切商品的价格均已调整到使商品的供应和需求相等。经济学中有一个专门名词来说明这一状态，即“一般均衡状态”，或“全局均衡状态”。此时不但各种商品服务的价格使它们的供求均衡，而且资金的供求有利率的调整，外汇的供求有汇率的调整，劳动的供求有工资的调整，土地的供求有地价或地租的调整，使它们全部达到了供需均衡，经济学中用严格的方法证明了在一般均衡状态，一切物资都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社会杜绝了一切经济上的浪费，整个社会处于效率最高的状态。这一状态是价格信号指挥物资流向的结果：当任一商品供不应求而价格上升时，生产者会投入更多的原料、资金、劳动去生产它；同时消费者会减少那些不十分必要的消耗。如果价格的灵活反应受阻，或者价格虽然反映了余缺但生产者和消费者由于不关心经济效益（例如吃大锅饭）而不对价格信号作出反响，一般均衡状态仍旧不能达到。
一般均衡状态强调一切商品的价格都必须处于供需均衡点。如果有一种商品不均衡，其它一切商品都已达到了均衡，这仍不是一般均衡，而且其它商品的均衡也不是真正的均衡。举例说，现在仅有煤炭供不应求，此时煤炭价格上扬，企业家将集资用于开发新煤矿，招聘更多的职工。结果将打破资金市场和劳动市场原来的平衡。所以只有当一切商品和劳务全部处于均衡时，才能有一整套的均衡价格。
在一般均衡状态下，钱具有度量一切商品价值的特点。一件商品的价格如果是10元，那么这个价格也就是此商品的真实价值。为什么？答案用不着动用任何理论，实践给出了回答：因为它可以和任一件同为10元的商品交换，或者两件此种商品可以与一件20元的商品交换，如此等等。均衡价格是价值的真实度量，这种价值与商品内包含多少劳动无关，与商品用了多少成本来生产也无关。在拍卖汽车牌号和电话号码时，一些吉利号可以在竞争中卖到几万乃至几十万元，一些方便号或纪念号也可卖到上千。实践证明了它们有这样高的价值，这里用不着任何理论。即使我们能制造出一套价值理论，可是如果它不符合于均衡价格，在实践上行不通，这样的理论又有何用！
在金钱万能的美国，无论是开厂生产，或是经商做买卖，甚至投机倒把（贵卖贱买），只要在竞争性的市场上赚了钱，就是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当然这部分财富归你所有）。原因很简单，赚钱说明产出的价值比投入的价值多，这多出来的财富就是你的经济活动创造的。相反，赔钱则是消耗了社会的财富（当然也由你个人负责）。是否真正创造财富只有用万能的金钱来度量。在美国，如果一种商品出口能赚钱，就说明美国生产此种商品相对于外国而言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如果某种商品进口能赚钱，则美国具有比较劣势。依靠一般均衡理论，很容易度量出一国对于世界市场的优势何在劣势何在，很容易决定什么该出口什么该进口。我国进出口长期以来陷入严重混乱，有一位经济学家建议设立研究课题，寻求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其实，这种计算方法是不存在的，只有市场交换，它相当于一台巨型计算机，才能准确计算出进出口的品种甚至数量。
在美国，任何人生活都离不开钱。钱从何来？从全美国来看，约80％靠出卖劳动得到，其余20％则来自出租土地或住房、银行利息、股票红利和经营利润。追求金钱或向钱看，是正常现象，它没有任何不道德的地方。谁要耻于言利就活不下去。做生意、找工作、租房子没有哪样不考虑钱的。但是斤斤计较并不等于人情淡薄或吝啬小气，帮穷人的忙、为社会公益美国人是很肯出钱的。我在美国那年的圣诞节前夕，正逢波士顿市为兴建儿童医院募款，募款的实况通过电视台转播。社会名流、电影明垦、棒球健将，纷纷出场为医院呼吁。他们中许多人充当电话接线生，接应认捐的电话，电视上出现他们兴奋的表情。还有演员表演节目、医生现身说法、治愈儿童亲诉幸福的感觉，气氛之热烈，场面之动人，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原计划从晚7时到10时募款40万元，但因认捐人太多，延长到10时半，共募得47万元。
他们一张张被一种高尚的情绪激发的热情的面孔，和在工作中斤斤计较的认真态度，并没有任何不相容之处。相反，正因为这两种态度并存，才避免了社会的浪费，经济效率得以提高，人们才变得富裕，才有能力从事公益事业。
这两种态度是相互依赖，互相补充的。我想，这或许就是市场经济中人的精神面貌的特点吧！
小结：市场经济中的金钱万能首先是指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指用钱可以买卖人口，行贿赎罪。当人的特权地位不起作用时，将出现通过价格的竞争，最后会接近“一般均衡状态”。此时钱可以度量一切商品的真实价值，而且赚钱就是创造了财富。一国应该进口什么，出口什么，只有在均衡状态下能否赚钱才能判定。
41.交易费用
参与交易的双方除了按价格支付货款之外，为了完成交易还需支付的其它费用称之谓交易费用。它包括搜寻交换对象的信息费（譬如比较价格和质量），商品的运输和保险费，事后可能发生法律诉讼的仲裁费等。交易费用不仅包括可以看得见的钱财支出，也包括谈判商务条款所费的时间和精力。
前面曾经说明过，平等自愿基础上的交换能有利于交换的双方。所以一切有碍于交换的事物都会使社会受损，这正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现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获利较薄的交换不值得进行，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专业化的分工，大规模生产的利益，都要求交换能畅通无阻。一个工厂可以自己生产螺钉（或别的零部件），也可以从标准件厂去购买。如果交易费用很高，工厂会选择自己生产的方式，结果专业化分工就难以发展。在美国，因为交易费用低，形成了一个人人买人人卖的社会，商业发达，分工明细，专业化程度极高，整个社会的效率也相应很高。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法律系教授科斯，就是因为他研究交易费用，揭示了企业、经济制度存在的原因，并取得了重大成果而得奖的。拿企业来看，其内部的人际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而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或服务）的交换。工长命令工人做一个零件，而不是临时到市场上去雇一名工人来做零件，其原因是后者的交易费用大高。所以企业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而存在的，而且规模的大小也与交易费用的高低有关。交易费用很高时，企业办成大而全或小而全，它不但有热加工到冷加工的全套设备，还有机修车间、基建队、汽车队、甚至有自己的商店和医院，关起门来万事不求人，一切工作由垂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去完成，而不是买方与卖方的关系。科斯还发现，经济制度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商业规则或交换规则，有了这些惯例省去了许多成文的条款，谈判变得更容易，也是节约交易费用。如果你的商业对手的行为完全不可测，没有任何惯例可循，对他极不放心，大一点的买卖就不敢去做。
经济学理论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实现生产和消费的组织形式，科斯认为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才使得人们去组织企业来代替市场。举例说，厂长要找人为他起草信函和文件，并将其打印和送发。这原是三种不同性质的工作。
最有效的办法是到市场上去找三种不同的专门人才去完成。但由于费用太高，厂长雇了一位秘书兼做这三样工作，这样就牺牲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设想厂长熟悉一家专门从事打字的公司，双方多年交往相互依赖，不必讨价还价，厂长则会将打字工作委托出去。所以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朝大而全的企业组织去发展，而是朝尽量降低交易费用的方向去发展。这要求我们对交易费用的性质，它依赖哪些因素而变化，有清楚的了解。
交易费用中有一些是客观存在变化不大的，如运输费；另一些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行为，如谈判费用。互相信赖的人谈判费用很低，甚至用不着谈判，而互相猜忌的人，除了谈商品的价格、质量、交货期、付款方式和条件之外，还要谈违约时的惩罚条款。如果有一方存心钻条款中的空子，则下一次的谈判将更困难，费用更高。如果纠纷闹到要上法庭，做生意赚的几个钱还不够付律师费。所以信任和普遍存在的社会的商业道德是降低交易费用的根本条件。我在美国遇到的几件事深感美国商业关系中存在着互相信赖的气氛。我刚到美国不久，买了一只耳机收音机，同时买了3节五号电池，
在美国称为AA电池，但售货员一时疏忽，给了我一小号的AAA电池。我回家一试发现电池尺寸不对，第二天抱着侥幸心理去换电池。在国内，电池一类的消耗品是不可以退换的。但结果售货员二话没说，立刻给换了五号电池。
还有一次我买了5盒一次性打字带，几天后发现其中一盒已经打开，而且用过一段，料想是商店试打字机时拆开用的。因为时间已过去几天，究竟是商店用的还是我自己用的已没法说清楚了。但我和商店交涉后，店方只是问了购货时的几点细节，痛快地换了一盒新的给我。我相信这种对顾客的信任必定建立在顾客本身的行为不越轨这一点上，否则哪一家也经不起顾客的故意敲诈。受到这些启发，我也愿意和商店配合，协助他们降低交易费用。例如个别顾客只图自己方便，把超级市场内的手推车推回家，只要顺路我常常从几百米之外帮他们将车推回去；在超级市场选购食物时，只要估计在有效期之内可以消费完，我尽量选购接近到期的食品。因为我相信，降低他们的成本将降低商品的价格，而不只是增加他们的利润，何况这样于已并无损害。
可见一个市场经济的建设，不光是造商场，建摊位，更重要的是建立市场秩序，降低交易费用，这远比硬件的建设重要。因为在一个良好的商业关系中，筹款搞建设并不困难；相反，由于存在尔虞我诈，坑蒙拐骗，有了物质条件生意也难做成。尤其是商业道德没有任何指标可以直接测量出来，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谁愿意去做费力不见效的事呢？在美国商业道德也不光是靠每个人的自觉，还有一套制度和法律来对付越轨的人。例如，每个州都有定期食品检查的制度，它要求检查从生产线到销售货架上食品的质量和日期戳，并把检查结果公诸于众。在这方面做手脚的企业一旦被发现，销量立刻锐减，严重的要被吊销营业执照，甚至罚以巨款。1991年法国著名皮埃尔牌的矿泉水在美国被检出含酚量超过它自己规定的标准（仍远远低于饮用水标准），几千万瓶皮埃尔牌矿泉水立刻从美国商店的货架上被取走销毁。生产厂被迫停产整顿，损失上亿。谁也不敢在与自己信誉休戚相关的事情上掉以轻心。
美国地方法院每年处理约30万个案件，其中约5／6是民事案。民事案与刑事案件数的比例在60年代大约是2：1，现在上升到几乎5：1，说明人际关系的复杂性。民事案中大多数与商业活动有关。美国有60多万名律师，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是共同维持一个法治的社会。法律作为道德的后盾，对维持道德水平有正面作用，也间接降低交易费用。但也有人持有相反的看法，认为诉讼费用本身就属交易的范畴，律师这么多正是交易费用高的一个证据。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20年中美国律师总数增加了一倍，以每10万居民中律师的人数来比较，美国现在是英国的3倍，是日本的20倍。在首都华盛顿地区，每22名居民中就有1名律师（1985年统计）。律师的劳动肯定对维持社会安定是必要的，但美国的律师是不是太多了？如何判断一个国家应该有多少律师算正好？都不是容易的问题。
一个社会要建立市场经济，降低交易费用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从法律、道德观、文化和习俗上歧视和打击商业活动则显然会增加有形和无形的交易费用，可惜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不论在中国或外国都存在过很长一段反对商业活动的时期，错误地认为只有生产活动（甚至只有农业和矿业）才创造价值，商业只能瓜分别人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不同的是有的社会觉悟得早，放弃了打击商业的观念，市场逐渐建立起来，经济也得到发展。有的社会则长时期不能摆脱老观点，造成经济停滞，生活不能改善。但也应注意，在恢复商业活动应有的地位中，还可能出现另一种倾向，即不顾法律和道德，
肆无忌惮地追求商业利益。这同样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建立，因为这种行为的后果也是增加交易费用，只不过是另外一类的交易费用罢了。
小结：平等自愿的交换可以产生经济效益，交易费用是为了实现交换所付的代价。交易费用很高时，交换变成无利可图，杜会的经济效率将降低。说明了交易费用包含了哪些内容。企业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42.再谈交易费用
在当前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降低交易费用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前两天偶然和朋友谈起买飞机票的经验。他有一次拿了介绍信去买机票，因为所盖的章的级别不够，不得不再花上一整天时间，逐级上报审批，换了介绍信才算买到。我自己则有一段更奇特的经历。1989年春出差去深圳，开了买机票的证明。不料广州民航售票处拒绝卖票给我，理由是我出差目的地是深圳而不是广州。当时深圳还没有机场，只有一个售票处。我对售票员的这种故意刁难非常气忿，当我怀着一肚子气恼跨出售票处大厅时，忽然窜出一个票贩子，对我说，多花150元钱，不用任何证明，他可以帮我买到机票。我立刻明白售票员故意刁难的原因。他和票贩子是串通一气的，否则票贩子凭什么能买到飞机票呢？这150元钱就是因为政府这项规定引起的交易费用。在中国还有一桩怪事，即出版社可以出售书号，不费吹灰之力，几千块钱就到手了。类似的现象还有几百几千。在旧社会只有税官和县太爷是肥缺，现在连售票员也成了肥缺。因为政府的规定不必要地过严过细，所幸从1993年起单凭身份证就可以买机票了，免除了介绍信。在美国，通常是通过旅行社买票。我只要拨一个电话给我熟悉的旅行社（当然是我认为服务最好的），告诉他旅行的有关要求，几分钟之内他就能做出几个旅行计划，不同的起飞时刻、不同的航班和换机地点、不同的票价。我选定一个方案，票就算订好了。然后开一张个人支票用普通邮递寄去。对方收到支票后就将机票寄给我（不必等支票兑现，因为万一不能兑现可以在登机前将我拦截下来）。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票买到手。附带说一句，在美国送信的邮差兼管收信，所以不出门就可以将信寄走。这也是降低交易费用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中国，手续烦，办事难是出了名的。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这一点尤其有突出的体会。从个人来看，手续烦是增加了金钱或时间的支出，但从全国看，类似的浪费造成了经济效率的降低，许多人的劳动彼此抵消，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阻。可惜的是许多人并不意识到这一点，相反，他们相信的是经济必须要管才能搞好，个人行为也要监督和限制，所以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彼此相互的管理。买粮食要粮票，到机关办事要介绍信，进门要填会客单，搬家要派出所批准，还要疏通粮店和邮局，调工作要人事处同意，结婚要领导签署意见，寄文章出国要部级单位保密审查。不必说调动工作或办出国护照更要过五关斩六将。用经济学术语来讲，就是大大地增加了交易费用。
美国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个人的消费，衣食住行没有一样离得开交换。
生产过程也包含了一系列交换。有人对铅笔的制造从原材料采集到成品出厂作一统计，要经过近20多次交换。铅笔还是一种最简单的产品。所以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交换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如果伴随着交换的进行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市场经济只好停止运作，最后只有万事不求人的自给自足经济才行得通。大家都知道，中国小轿车的价格比美国贵1倍多，如果分析每一个部件的生产成本，多半是中国比美国低，但整车价格反而贵出许多。其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交易费用高。轿车是一种复杂产品，其中包含了上千次的交换。
如果能把因这些交换而发生的公文往来、扯皮、盖章、开介绍信、开会等非生产性的交易费用统统都减下来，轿车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从交易费用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下述现象。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都能出口复杂产品，而市场不发达国家只能出口初级产品；有些非市场经济国家大规模投资建了一些生产复杂产品的工厂，按计算产品成本很低，很有竞争力，但建成之后被复杂的政府规定和官僚关系弄得寸步难行，几年之后也不能投入生产。中国住房紧缺，但许多住房建成后半年一年也没有人搬进去住。因为分配住房的交易费用极高。住房分配会是最耗费时间的，背后还有数不清的个人接触（所谓做工作），弄得不好还有人寻死上吊。
在《漫议超级市场》一文中提到，超级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商品质量划一，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也就是降低了交易费用。但最近国内有人反对明码标价，提倡漫天讨价，着地还钱的做法。说是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商品的价值。不知这种奇谈怪论的根据何在。如果美国超级市场上所有的商品都用这种讨价还价的交易方式，售货员增加10倍也不够用。相反，如果中国市场上消灭了一切虚伪欺骗的价格，人们不再在价格上动脑筋赚钱，而去发展生产来赚钱，整个社会的浪费将减少，生产将增加，生活将改善。
人们常说美国的东西便宜。一般人对这句话的理解是指美国物价相对于人们的收入而言比较低。东西便宜在经济学上的意义是价格定在成本上，也可以近似地用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来描述，即“薄利多销”。任何一种商品都可以有两种价格。一是它的生产成本，一是消费者愿意出的价。后者取决于消费者对商品的喜爱程度和他钱袋里有多少钱，而与商品的生产成本完全无关。显然，只有当后一价格高于前一价格时，交易才有可能做成。作为生产者，总希望多卖些钱，因此他们常常索取高价，而把自己的成本当作底牌，这样就出现了交易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经济学的理论证明了，在不发生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价格应该定在成本上。换言之，只要不发生抢购，价格应该由生产者按他自己的生产成本明码标价。任何价格的虚冒都不利于社会总体经济效率的提高。正因为美国东西便宜，百姓才有根强的购买力。
然而用什么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办法很多，这要比较交易费用何者较低。生产者总试图提高价格多赚钱，迫使他们按成本定价的方法之一是政府派官员对企业成本加以核算。但这样做交易费用非常之高，例如招待费或回扣可否列入成本，就可以辩论上好几天。何况官员还可能受贿，这也是一种交易费用，而且是我们很熟悉的交易费用。
美国不采取这种办法，而是通过市场竞争使价格降到成本水平上。只要生产者有竞争，同时消费者有足够的信息去选择索价最低的生产者，政府禁止欺行霸市、垄断信息和地区封锁，并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最后价格必定回落到生产成本上。在美国的大百货公司里经常看到这样的标语：顾客如发现本市别的商店售价比本店低，我们将退回差价。美国有各种商品的交易所，最著名的是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在那里生产者之间价格的竞争有极高的透明度。美国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禁止企业之间串通定价逃避竞争。
事实证明，用这些方法使企业按成本定价，所耗用的交易费用较低。
读者也许会间，如果价格定在成本上，企业还会有利润吗？是的，在充分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是没有利润的，但它也不会赔钱，产品的售价可以保证企业的一切开支。由于企业不能靠提高售价赚钱，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创新降低企业成本来赚钱。此时产品的价格可以定在其它没有创新的企业的生产成本上，而不是有创新的本企业的成本上，因为如果按本企业的成本定价，将吸引大多的消费者使产品供不应求而发生抢购。
价格定在成本上，首先要由政府带头。政府为百姓服务而收的费（如办理护照，民事诉讼）都很低，仅够开销成本。以邮资为例，美国的邮局将邮件分为4个等级（除特快专递），按邮件投递的时间优先、整批运递还是单件投递、邮局承担的责任来分类。顾客根据自己所发邮件的性质提出按某一类邮件付费，当然要符合邮局的规定，因而不会发生邮局职员要打开邮件检查的麻烦和纠纷。印刷品中夹带信件并不增加投递成本，又方便了顾客。按定价等于成本的原则，邮局不应禁止这样做。否则同一个地址要在印刷品之外再加发一封信，增加了信封成本和分拣投递的劳动。从整个社会来看，是用加倍的劳动去完成同一件任务，显然是一种浪费。但是我对美国邮资刻板的按成本定价原则，也感到有欠合理的方面；美国第4类邮件的邮资按投递距离分成8类，最远的和最近的相差近一倍，单从成本定价来看这是完全合理的，但从“没有替代就没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则不同了，因为邮资的差别很难引起替代作用。没有哪个家庭会为了节省邮资而搬迁到离他们通讯对象较近的地方去。这种邮资差别不大可能引起顾客改变选择，然而却增加了交易费用。因为每件邮件都要称重，再到一张复杂的表上去查出邮资数。虽然现在美国邮局都用计算机查邮资，但仍要多一道手续，而且计算机也是花钱买的。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邮资收费标准就定得较为合理。
小结：手续烦、办事难，从经济学来看就是交易费用高。其原因之一是政府规定的出发点缺乏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的动机。交易费用高是非市场经济国家的通病，这使得他们在发展复杂产品时受阻，在国际比较中他们只能出口简单产品。降低交易费用会导致价格趋近于成本，这是提高社会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
43.市场经济的基础：优势交换
到美国不久便感到有买1辆自行车的必要。因为哈佛大学的校园很大，从一个课堂赶到另一个课堂自行车是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很巧，有一家日本人回国，出买的物品中就有自行车。花了15美元，这辆日本产的八成新的自行车就归我了。和中国产的车比较，日本车用料讲究，链和飞轮加工精度高，骑起来非常轻巧。但瓦圈电镀太薄，已开始生锈，尤其是坐垫做得太脆弱，所以骑不了多久就拿到修车铺去修了。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美国的自行车铺，它和我印象中的北京车铺非常不同。其特点是宽敞、干净、整车和零件陈列得琳琅满目。但最大的区别是师傅修车时是站着干活，不像北京车铺里师傅都蹲着干活。因为美国车铺里有一套轻巧而灵活的悬挂装置，可以把车调整到任一高度。我曾经做过一年机械钳工，所以对修车的活计并不陌生。据我的观察，这位师傅的手艺纯熟，经验丰富，特别是他的工具配置齐全，所以工作效率特别高。举一个小例子，他装卸螺丝，一概不用活口扳子，而用小套扳子。日本是采用公制的国家，而美国则采用英制，两种制度下螺丝的尺寸有细小的差别。这位师傅不但配备有两种制式的扳手，而且用扳手时判断准确。看他干活，轻松利落，没有犹疑和返工，不一会儿工夫，车座和车轮全都换上了新的。对他的技术我越看越觉得佩服，忍不住问他，干这活有多少年了？他说从30岁干到现在45岁，已经15年了。他原是修汽车的钳工，因为和老板不和，一气之下自己开了自行车铺。
中国也有手艺高超，经验丰富的修车师傅。但配备的工具多半不及美国的同行。我作为一名顾客能享受高手艺的修车师傅的服务，和享受高手艺的厨师烧的菜并无本质的不同。而这一切都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试想一个没有分工、自给自足的社会内，生产和消费是什么情景。在那里每个家庭为自己生产所消费的东西，他们也不消费其它家庭生产的东西。
因此这个社会中不发生任何交换。又因为每个家庭都要保证维持生存最起码的条件，都要解决衣、食、住三大需要，因此每个家庭不得不从事大体上相同的生产活动。事实上即使某个家庭想扩大一些消费的数量和种类，可能性也极其有限。因为人与人体力上的生产能力相差无几。市场经济中富人和穷人的财产可以相差万倍，这在自给自足经济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些原因造成了自给自足经济的单调和一致，整个社会由同样的家庭细胞所构成，他们从事大同小异的生产和消费，而且彼此独立，不存在横向往来。
一旦分工和交换发生，家庭与家庭问的差异便发生了，有的专门酿酒，有的专门造纸，如此等等。于是产生了“职业”这个名词。人们的消费变得五花八门，生活变得丰富多彩，社会成为互相依赖的一个整体，任一个家庭乃至个人的生产会影响到一大片的人。一个人制造伪劣产品，就有成千上万的人食其苦果。同时，每个人可以就自己的特长和兴趣，选择一种能满足别人需要的职业。这时候，市场和交换成为须臾不能离开的活动。如果我们想要享受名厨的菜肴、音乐家的演奏、文学家的小说、工程师设计的汽车和飞机……等等；同时想要发挥自己的专长为大家的需要服务，那么我们必须让市场和交换顺利地进行。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础。
一个人要维持生存，在自给自足经济中，就要种田、织布、盖房子等等；在市场经济中就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从事一项职业以谋生。当然也有少数人以求乞、掠夺、欺诈、剥削来生存，但这少数人的生存以多数人从事生产为前提，所以他们只能以寄生的方式存在，永远不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从幼年受教育开始，就要为今后成人谋生做准备。他必须逐渐培养出一套对社会有用的本领。职业学校、大学分科，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美国各州对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年限有各自不同的规定。多半规定6岁到16岁是就学年龄。但完成了10年的普通教育，只是成为一个具备基础文化的人，并不一定具有谋生能力。如果此人没有继续接受职业教育或大学教育，他只能以一个普通劳力的身份进入社会，从各种机会中寻找适合社会需要又符合个人志趣的工作，从实践中学习。如果这个过程顺利完成，他可以成为一个具有专业技术的社会一员，或是电工、或是水暖工、或是打字员等等。这一专业技术成为他不同于其他社会成员的特点，成为他的比较优势。
当他进入市场与社会其他成员交换时，比较优势是他进行交换的资本。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培养出自己的比较优势，只好发挥一不怕苦、二不怕累、三不怕脏的忍耐精神，干那些又苦又脏又累，甚至还有危险的活，这也成为他们仅有的一点比较优势。有些妇女走投无路，最后只好出卖肉体，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每个人凭自己的优势参与市场交换，这一优势来自各人的体力、智力、天赋和兴趣，也可能来自他所处的地理环境、掌握的矿产资源、气候特点等等。地处交通要道或旅游胜地的居民，可以利用地理特点以谋生，热带居民可以种植热带作物出卖给市场。由于人们需求的日益多样化，还可以不断开辟出新的谋生之道。例如在美国有专门的开彩公司，因为许多商业企业利用彩票吸引顾客，为使顾客相信彩票不是企业设计的圈套，所以企业愿意将开彩委托给一家客观公正的开彩公司。事实上彩票从设计到开彩有一系列专业性很强的问题要解决。中奖率和奖金分配涉及到概率论；彩票是一种准有价证券，从印刷、运输到分发都要有严密监视；开彩所用的工具必须保证奖券中奖的概率相等，而且便于公众监视，有根高的透明度；万一发生纠纷，还涉及到法律业务。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差错会使整个活动前功尽弃或留下无穷后患。最近北京某企业自己用扑克牌开奖，引起群众的怀疑。如果我国也有开彩公司，问题就不会发生，而且整个开彩工作由有经验的人去完成，质量可以大大提高，成本可以大大降低。企业减少了支出，开彩公司可以赖以为生。
一个人如何能确定自己在某一方面是否具有优势？这不能由自己的主观感觉来决定，因为优势是比较的结果。只有将自己从事一项活动的效果和其他人从事同样活动的效果作比较才能察知自己是否具备优势。市场提供了鉴别比较优势的客观标准。一个人从事某项活动，由于成本比较低，收效比较大，从而能赚钱，这就证明他在这方面具备比较优势。前面提到的修理自行车师傅，十几年的经验已稳固地培养起他的比较优势。最近我在北京的一个朋友办了一家“综合贸易商行”，我问他做什么生意，他说不一定，只要有机会什么生意都做。这说明他没有培养起比较优势。我估计，除非几年之间他能发现并培养起自己的比较优势，否则到头来难免关门大吉。许多准备下海的朋友都有类似的问题，他们放弃了自己从事多年的业务，要下海赚钱，以为只要肯下海，赚钱就不成问题。他们不懂得市场的基础是优势的交换。
一个人如果没有别的优势但拥有一笔钱，这也可以成为他的优势，譬如他用钱聘请专家开办专业化生产工厂。一般来说，个人很少拥有可以办厂的大笔资金，资金是靠筹集来的。所以筹集资金的能力是个人的优势所在，而这种能力的基础是信用和企业经营能力。很多骗子给人以信用和能力的假象，从而骗钱集资。
各人用自己的优势在市场中交换，会发生供应和需求是否匹配的问题。
举例说，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人群中有音乐才能或者有音乐抱负的人超过了社会对音乐人才的需求，结果将有一些可能成为音乐家的人不能得到机会发挥。所幸人的才能有相当程度的可塑性，而且比较优势有强弱之分。市场的价格信号可以精确地鉴别出一个人的优势有多大。歌星有世界级、国家级、地方级、卡拉OK级，这些都不是自封的，而是市场鉴别的结果。仔细想起来，这是一件令人叫绝的平衡，人们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消费爱好，各人有千差万别的天赋秉份，市场通过价格信号使每人都能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整个社会处于最佳地利用它所具备的人力资源的状态。显然，这不是“服从领导安排”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能实现的。
小结：市场培育了各人的相对优势，提供全社会一切成员都能利用的优势机会。优势是通过比较而体现的，并用价格信号准确地传达给社会中各个成员。市场实现了各种专长的精细的供需平衡。
44.囚犯难题和市场规则
在结束这本书的时候，我想结合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从对比美国和中国的市场出发，提出一点希望。
市场以交换活动为其核心，抽去了交换就不再有市场。交换是双方出于自利的目的而进行的活动，它不需要任何一方牺牲自己的利益，因此是极其顺乎自然的。那么建立市场制度似乎不应有什么困难了。然而回顾人类历史的发展才知道，市场制度的建立历尽了艰难险阻。它主要的障碍来自两方面。
首先是人与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权势的不平等，阻碍了平等自愿的交换。
我国近年来收购农产品时给农民打白条，其根本原因是农民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如果一个人可以用他的权势去侵占他人的财富，他何必再去交换呢？而且权势可以致富的话，人人都会去争夺权势，而不会去从事生产和交换。自从阶级社会出现之后的几千年内，争权势成为社会骚动的主要根源。只是英国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人和人平等的观念才逐渐确立。近半个世纪以来，人权观念发展为一个更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体系，法律必须建立在人权的基础上。无怪乎当今一切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无例外地都有较完善的人权法治。
市场制度建设中的第二个障碍是市场规则难以被确立。交换有交换的规则，在交换深入到包括商品和劳务的经济领域的一切活动中去时，需要建立越来越复杂的商业和信用规则。遵守这些规则却不是浅近的自利目标所能保证的，相反，它需要道德的自我约束，而且这种道德和传统道德不完全相同。
在调整传统道德使其适应市场制度时，很容易走偏。一种偏向是完全放弃了传统道德，物欲无限制地膨胀。当这种偏向受批评时，又容易跑到另一极端，即固守旧道德，抵制一切道德观念的调整。
从人权法治和市场规则两方面看，美国是一个充分成熟了的市场经济国家。但翻开美国历史就可以知道，美国取得今天的成就曾付出过高昂的代价。
许多人看过美国电影的西部片，那就是描写社会秩序极其混乱，只有枪杆子才有发言权的背景下所发生的故事。美国原先是一个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国家，最大的一次内战——南北战争就是为了废除奴隶制而引发的。而黑人地位平等被普遍承认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如果我们对于建立市场经济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很可能会延误我国的发展。最近报纸电视报道各级政府领导对如何建立市场经济的看法时，多半只有一句话：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固然不错，这意味着要从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准备接受新观念。但这只是破，还没有谈到立。究竟应该立什么？我认为就是上面谈到的人权法治和市场规则这两点。前一点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关于后一点，可从一个极为有名的模型“囚犯难题”说起。
有一个富人在家中被谋杀，他的财产被盗。警方在侦讯中抓到两名嫌疑犯某甲和某乙，在他们家中搜出了被盗的财物。但他们否认杀人，声称他们先已发现富人被杀，进屋顺手牵羊偷了一些东西。于是警方在将甲乙隔离的情况下分别对他们说：因为偷东西已有确凿证据，这将被判刑一年；如果拒不坦白杀人而被另一方检举，则将被判刑30年；如果坦白杀了人将判刑10年；此时如果检举他人，另一方抵赖的话，则可受奖无罪释放。试问在这种情况下，甲乙二人将会作出什么选择。这就是著名的“囚犯难题”，或“囚犯两难选择”。
他们各有两种选择：否认杀人或承认合伙杀人。最好的结局是双方都否认杀人，大家都判1年监禁的偷窃罪。但由于二人在隔离情况下不能串供，万一被对方出卖，对方可获无罪释放的宽大处理，自己则被从严判处30年徒刑。所以还不如承认杀人，被判10年徒刑的风险小，而且如果对方不承认的话还可得到无罪释放的宽大处理。换言之，对甲而言，在乙承认杀人的条件下，自己也承认（判10年）比不承认（判30年）更合算；在乙不承认杀人的条件下，自己承认（无罪释放），也比自己不承认（判1年）更合算。所以最合理的选择是承认杀人。同样的分析也适用于乙。因此最后的结果必是双方都承认杀人，各被判10年。原本对双方最有利的结局（都不承认杀人，各被判1年）却不会出现。这个结果与他们是否真的杀了人无关，他们即使从未杀人，也会做出承认杀人的选择。“文革”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之所以能使一大批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其奥妙即在于此。
囚犯难题具有极深刻的含意，它解释了何以短视地以利益为目标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可以举出许多类似的例子。例如政府三令五申不许国有企业乱发奖金。但对于某一特定企业而言，不论其它企业是否乱发奖金，自己多发一点奖金总比少发有利。当每个企业部这样想时，必定导致一切企业都乱发奖金，其结果是对一切人都不利的通货膨胀。
类似的一个例子是逃税。人人都希望有良好的治安，方便的道路交通，而这些都要花钱。钱从何来？从税收来。可是人人都希望别人付税，自己则搭便车。不论别人是否逃税，自己逃税总比不逃税合算，结果是政府流失大量税款。实际上这已是既成事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例已降低了一半。这些例子与囚犯难题仅有一个不同点。囚犯难题只涉及两个人，如果这种情况重复出现，甲乙二人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从选择承认杀人改为不承认，处境就可改善。而后面的两个例子涉及到几十万个国有企业和上亿个纳税人，他们之中的任一个改变决策丝毫无助于督促别的企业和个人也跟着改变决策。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理解囚犯难题，它实质上对道德的本质作出了深刻的说明。一般人对道德的理解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保证别人的利益。这种对道德的理解的根本弱点是没有注意到，自己又是别人的别人，而且别人也是他自己。因此从社会的整体来看，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是讲不通的。不是吗？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学雷锋的好心人免费帮别人修自行车，在他的后面排起了一个长队，排队的人都是来拣便宜的。因此只有一部分人存心占别人便宜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让一部分人牺牲自己去为别人服务。而囚犯难题则确切地说明了在什么情况下个人才需要克制自利的动机。道德就是这样产生的。它要求每个人在公共秩序方面遵守规则，最终他本人也能享受到别人或全社会为他提供的道德服务。一个人应勇敢地救助落水的人，因为不知哪一天他也可能遭到类似的不幸。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业交换同时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动机在起作用：交换本身是受自利动机的驱动，人们做生意都是为了赚钱，这是完全正当的；同时做生意必须遵守市场规则，这是受道德约束限制的，它是反自利的。一个成熟的市场体制最根本的特征是自利动机和道德约束协同作用。每个人都受周围环境的熏陶，懂得哪些场合下应该自利，哪些场合下应该受道德约束。
我国经济走向市场化以后，出现了两种规则的误用。连篇累牍的文章不加区分地批评向钱看、咒骂金钱万能，要求继续把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作为精神文明的支柱；又有大量毫无顾忌追求自利的行为，报纸上甚至鼓励漫天要价着地还钱的半欺诈行为，假冒伪劣产品铺天盖地而来。看来我国经济要发育成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其中最困难的是市场规则的建立，或者说，如何从囚犯困境中解脱出来。
商业道德是一种公共服务，它能使一切从事交换的人得益。它不能依靠某个人去建立，但在建立过程中需要每一个人的积极参与，建立之后还需要每一个人珍视它维护它。建立商业道德需要政府、学术界、教育界、宗教团体等共同发起声势浩大运动并持之以恒地努力。特别是政府，它要带头不说假话，诚实守信，杜绝贪污，严禁滥用权力，树立新的为百姓服务的宗旨。
从来没有一个腐败的政府能够带出一个有牢固商业道德的社会。我认为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
小结：从表面上看，市场是一群追逐私利的人在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而交易。但交易有其特定的规范，其基础是人权和市场规则，遵守规则却不能依靠自利动机。通过囚犯难题说明为什么要建立市场规则，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领导出规范化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