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屯当即向查良镛表示自己的看法：“对大选举团和议员产生比例，我没有什么意见，但从第四届就开始‘检讨’，我觉得还是快了一些，是否可以推迟一至两届？”
查良镛忙问许家屯何故这样。许家屯说：“我认为形势发展很难预料，民主步伐的快慢，不可能完全由人为规定，但‘立法’时则应该将‘安全’系数打足一点。如果条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检讨’也可以提前。”
查良镛向许家屯解释，如果第四届普选条件仍不成熟，“检讨”还是有可能通不过的。
许家屯对此并不认同，查良镛觉得许家屯的想法比自己还保守。看来与许家屯达不成什么共识，查良镛也就没有再与他继续讨论下去。
当天，查良镛又赶回香港。
第二天，查良镛又会见香港各传媒的记者。记者们纷纷打听“新协调方案”的内容。查良镛向记者声称：“新协调方案是‘中间落墨’，既不过分保守，也不过分激进，我想这方案可能会被民主派和保守派批评为‘非驴非马’。”
说到这，查良镛对着记者们笑了笑：“其实，‘非驴非马’也无所谓，作骡子也不要紧，只要有用，能拉车就行。”
11月16日下午，查良镛将“新协调方案”的内容，连同“工作文件”分送给在香港的政制小组成员。由于中港关系专题小组在16日在广州举行会议，部分同时属中港关系小组的政制小组成员廖瑶珠、李柱铭等人已于15日离港赴穗，故直到17日下午，他们才收到查良镛的方案。据查良镛自己说，在这之前，他曾写信给政制小组的各位成员，后来查济民委员提出以新的方案代替他原先的两个方案，但仍是以顾问团为基础。李福善委员也提了一些具体建议，都是关于条文内容的。
11月18日傍晚6点多钟，查良镛自香港坐直通火车抵达广州。来到委员们住宿的白天鹅宾馆，一大群香港记者围上来，缠着查良镛问这问那。有几个记者告诉他：“查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新协调方案的内容。”
查良镛听完非常不高兴。方案是准备向小组提交讨论的，提出之前不应该泄露。
他不客气地说：“新闻界人士不遵守行规，报道不该报道的新闻，影响小组会议。”
记者们紧追着查良镛，抢着发问：“你的协调方案为什么这样保守？”
查良镛为记者所逼，只说了一句。“我的方案协调了港人的意见，并不保守。”
吃过晚饭，查良镛和另一位政制小组负责人肖蔚云和草委会的三位正副秘书长李后、鲁平、毛钧年举行预备会议，商讨此后四天的会议安排和讨论方式。
预备会上，有两位委员对查良镛的“新协调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方案的民主进程太缓慢，香港许多热心政制人士一定不会满意。他们说：“我们主张照顾香港热心人士的情绪。经过几个月的咨询，政制小组不能不作出合理的让步，所以方案还须修改。”
这两位草委的意见，大大出乎查良镛的意料之外，他想不到经过6个月的咨询，内地草委的态度竟有如此急剧的转变。查良镛觉得有内地草委的支持，协调起来应该容易得多了。
他当即答应对方案进行修改，尽量加快民主政制的进程。
查良镛和其他四位草委立即讨论怎样修改方案。他们将原来方案所拟的政制分“三个阶段发展”削去一个阶段，全民投票的年份也大大提早，同时要解决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每一届立法会议成员的人数、普选成员如何逐届增加等。预备会达成一个共识：以查良镛的“新协调方案”作为这次政制小组会议的讨论基础，形成小组的“主流方案”。
散会后，大家走出会议室，见到一群记者已守在那里。查良镛原来的“新协调方案”已经泄露出去，记者们都已经从旁打听到主要内容，方案非常保守，令有些记者们半信半疑，不敢贸然发稿回香港。他们围着查良镛打听证实方案的具体内容。
查良镛坦率地对记者说：
“我刚才已咨询了其他草委的意见，决定对我原先的方案进行修改。所以你们已经得到的方案，并不是我明天要正式提出的方案。”
“方案会做哪方面的修改呢？”记者们紧问不休。
“这个我就不能告诉大家了，请原谅！”
说完，查良镛便和记者们告辞。
回到房间，已是夜晚11点多钟。奔波劳累了一整天，查良镛仍然精神饱满，没有一点倦意。他把“请勿打扰”的字牌挂在门外，把电话听筒也搁起来，便埋头修改“新协调方案。”
深夜1点多钟，“新协调方案”终于修改完毕。他把方案交给秘书处的陈佐洱（后来晋升为港澳办某司司长，中英联络小组中方组长），请他即时拿去复印出来。本来，查良镛也想着把修改好的“新协调方案”送给其他草委、好让他们能在会前参阅，但当时已是深夜，大家都已睡着了。岂能吵醒别人？查良镛只好说算了。
查良镛如释重担，伸展双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打开窗户。四周很幽静，但珠江两岸仍然灯火璀粲。“很快就天亮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查良镛喃喃自语。
此时此刻的查良镛，心情亢奋。对着美丽的珠江夜景，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但是，相信他怎么也想不到，明天，居然会有一场大风暴向他猛烈地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