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对菲德尔·卡斯特罗100小时的访谈录
已经是清晨两点了，我们连续几小时地交谈着，地点是他的私人办公室。办公室简朴、宽敞，屋顶很高，几扇大窗户都被淡色的窗帘遮盖着。窗外是一个大阳台，从那里可以远远辨认出哈瓦那的一条主要街道。房间的尽头是一个很大的书库，有一张结实的、摆满了书籍文件的长桌，一切井井有条。在书架和沙发两旁的小桌上，分别放着先哲何塞·马蒂（JoséMartí）的一尊铜像和一座半身塑像、西蒙·玻利瓦尔（SimónBolívar）和安东尼奥·何塞·苏克雷（AntonioJoséSucre）的雕像，以及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Lincoln）的半身塑像。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可以看见用金属丝做成的、骑在罗西南特（Rocinante）背上的堂吉诃德（DonQuijote）塑像。各面墙上除了挂着作为马埃斯特腊山（SierraMaestra）时代主要助手之一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CamiloCienfuegos）的油画肖像外，另外只有三个镜框，分别装着西蒙·玻利瓦尔的一封亲笔信、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Hemingway）题赠的照片，照的是一条硕大的箭鱼，题辞写道："赠菲德尔·卡斯特罗博士，愿您在科希马尔（Cojímar）的深海里也扎中一条这么大的鱼，您的朋友埃内斯托·海明威赠"，以及1895年从遥远的加利西亚故乡来到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的父亲安赫尔（Angel）先生的肖像。
菲德尔坐在我面前，身躯高大，胡子几乎花白，身着一如往常的橄榄绿军装；尽管夜深了，他没有显露一丝疲劳，平静地回答着我的问题。有时他的声音轻微得象风的细语，我勉强能听清。2003年1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交谈，在后来的几个月里，我数次回到古巴，又进行了几次长时间的交谈，直至2005年12月。
关于对话的想法是一年以前,即2002年2月产生的。当时我来到哈瓦那在书展上做一个报告，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也在场。菲德尔把他介绍给我并说："他是经济学家，美国人，但他是我见过的头号激进分子。在他的身边一站，我倒像个温和派了。"我们开始谈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问题和我刚参加过的、在阿莱格雷港召开的"世界社会论坛"。菲德尔对会议上引起争论的议题、专题讨论、参加者、前景等等一切都想了解。他表达了对"变革世界运动"的敬意："现在出现了新的一代反叛者，他们中有很多美国人。他们利用了一些新的、不同以往的抗议形式。他们使世界的主子感到战栗。思想比武器更重要；除暴力的理由以外，我们应该用一切理由来对抗这个全球化。"
像以往一样，菲德尔思绪如泉涌。他具有世界眼光。他分析全球化、全球化的后果及针对这些后果的办法。他那些既现代又精明的论证，充分表现出一种战略眼光、评价具体事物以及迅速做出分析的能力，他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曾指出过这些素质。除了这些素质之外，还要加上他在长期的抵抗和斗争中积累的经验。
边听他说话，我边想到，年轻的一代并未充分了解他的经历，许多人沦为持续不断反古宣传的无辜牺牲品，"变革世界运动"中许多朋友，特别是欧洲更年轻的一代有时只把他看做一个冷战时代的人物、一个当代史上已过去阶段的领导人、一个很难对21世纪的斗争有什么贡献的人物。
今天，说起古巴政权，许多人感到害怕、对之持批评态度和反对立场，包括左派内部的一些人。尽管古巴革命仍然能激发热情，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使人们意见不和与分裂的议题。无论在支持古巴还是反对古巴的人群中，能够在评价古巴时严肃、冷静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