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感，他对关乎民族性的一切事物具有超级敏感。他引征古巴独立战争英雄何塞·马蒂的次数多于引征社会主义运动史或工人运动史上的任何一个人物。马蒂是他主要的灵感源泉。他反复阅读马蒂。科学和科学研究使他着迷，医学进步使他激动。他希望治愈儿童，治愈全世界所有患病的儿童。事实上，成千上万的古巴医生正在几十个贫穷国家里为最底层的民众治病。出于人道主义同情心和国际主义义务，他无数次表达在全世界播种健康、知识、医药和教育的宏愿。这是海市蜃楼般的梦想吗？难怪他所喜爱的文学作品中的英雄是堂吉诃德。看来他是一个完全受高尚志向本身驱动的人，一个为实现正义和公正的理想而斗争的人。这使人们想起切·格瓦拉的一句话："一场伟大的革命只能诞生于一种伟大的爱。"
他喜欢精确、准确、准时。他常就任何一个题目以惊人的速度进行数学计算。与他打交道，来不得半点粗疏。他记得最小的细节。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历史学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塔比奥（Pedro?lvarezTabío）经常作陪，在需要的时候，他向菲德尔提示某个具体资料、某一日期、某个人名，或某个情况……有时候需要提示关于菲德尔自身经历的具体资料，比如"在攻打蒙卡达兵营前夜，我是几点到达西波涅（Siboney）小农庄的？",于是，佩德罗回答说"司令，是几点几点"。有时也需要提示关于某个遥远历史事件的次要方面，如："那个不想援助切的玻利维亚共产党第二号领导人叫什么来着？"，于是，佩德罗回答道"叫某某"。菲德尔本人的惊人记忆力已经骇人听闻地准确，佩德罗是他身边的第二记忆力。
这样好的记忆力有时似乎妨碍他进行总结式的思考。他的思想是冠状的，一环套一环，节外又生枝，事事相关联。谈话不时偏离主题，总有额外插曲进入。由于联想到其他的想法，由于回想起某个情景或某个人物，一个主题的深入往往使他又想起了另一个平行的主题，这样一个又一个新出现的主题使他渐渐离开了中心主题，以至于对话者一时间担心他失去了线索。但是菲德尔却能沿着走过的路再走回来，重新回到主题思想。
在我们交谈的100多个小时里，菲德尔从未限制我们的议题。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菲德尔不惧怕辩论。正相反，他希望辩论，鼓励辩论，随时准备与任何人对阵。他辩论起来根据绰绰有余，表达口若悬河，同时非常尊重对方，非常精明。他是一个精力无限、令人敬畏的、很有教养的讨论对象、辩论者；只有那些怀着恶意和仇恨的人才会讨厌他。
如果在这本书里缺少某个问题或某个命题，这要归结于我这个采访者的不足，菲德尔从来没有拒绝谈论他漫长政治生涯里的任何方面。一般来说，在一些访谈中，由于提问者和回答者之间的思想水平有差距，这些访谈实际上成了独白。在这样的独白里，提问者并不一定要对自己是否有道理负责。这样的访谈既不是辩论，也不是讨论－－既然记者并不是国务活动家－－而是从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被采访者那里获得一种对他本人生平和政治生涯的个人说法。在采访中，我从未想过要问及菲德尔的私生活、感情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我认为有些界限是不应该越过的。任何再著名的公众人物也应该有权保护他不可侵犯的隐私。
2003年,在那些漫长的工作日结束之后,我写出了本书的第一遍草稿。时间就这样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但是文稿还没有达到付印水平。日子和历史流逝着。2004年9月，我又有机会来到了哈瓦那，并再次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会面。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对前几次谈话中的某些内容进行材料更新和补充。2005年，我又一次与他交谈了几个小时，我们都希望于再次更新资料后彻底结束工作。这一点我们基本上做到了，同时我们一致同意由采访者在对谈文本之外写一些补充说明，以便读者能够了解情况，了解整个访谈过程中涉及的某些方面是怎样展开的。要向读者讲清的是，我仅限于在必要的情况下加些新的材料。
柏林墙的倒塌、苏联的消失、国家专制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失败看来都没有改变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自己的国家里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梦想，这个社会相对公正，更加健康，教育程度更高，不搞私有化，没有歧视，拥有一种综合整体文化。古巴与乌戈·查维斯总统领导的委内瑞拉之间密切的新联盟增强了他的信心。
在生命的秋季里，菲德尔的新动力是保护生态、保护环境、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反对国内的腐败，他继续在战壕里作战，在第一线作战，领导着一场旨在实现其信仰之理想的战斗。看来，无论任何事物，无论任何人，都无法使他放弃这些理想。
伊格纳西奥·拉莫内（IGNACIORAMONET）
2005年12月31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