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大的养鸡场。当时进行斗鸡比赛吗？
是的。在离我家100米处，在公路旁，有一个您说的斗鸡场。在甘蔗季节，每星期天，圣诞节，新年，复活节的星期六和星期天进行斗鸡比赛。在当时农村，斗鸡是一项运动。
是地方的一项娱乐活动。
是的，因为当时娱乐活动很少。当时玩多米诺骨牌，也玩纸牌。我父亲年轻当兵时喜欢打纸牌，看来他是玩纸牌的高手。此外，在我3岁时起，我家里添置了一台留声机，是那种需要上发条的留声机，我记得是RCA维克托尔牌的，用来听音乐。当时连收音机谁也没有。我想我父亲是惟一有收音机的人。当我较大一些的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家里添置了一台收音机。什么？不，大约是在1936年或1937年我10-12岁的时候，因为我们家购置收音机、一个电熨斗和一台小马达时，西班牙内战已经爆发。那台小马达每天运转两小时，靠几台蓄电池来带动。每天需要给马达添加一些雨水。
这一切都是您父亲的财产吗？
除了小学和邮局是公家的以外，其他均是我家的财产。1926年我出生时，我父亲已积累了相当的财产，作为地主，他很有钱有势。人们称他为"堂安赫尔""堂安赫尔o卡斯特罗"（DonAngelCastro），在他的那个领地里，他是受人尊敬、权力很大的人。所以我对您说，事实上，我是地主家的儿子，我父亲多年来一点点购置土地。
给我谈谈您的母亲。
她叫莉娜（Lina）。古巴人，西部比那尔德里奥（PinardelRío）省人。祖籍加那利（Canarias）群岛。她也是农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牛车夫，用牛车运输甘蔗。当他们一家搬到比兰时，我母亲只有十三四岁，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车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卡马圭，再从卡马圭乘牛车先到瓜洛（Guaro），最后到达比兰。
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最初也是文盲。后来，几乎靠自学也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顽强。我从未听说她上过什么学。她是自学的。她十分勤劳，十分细心。她是厨娘、医生、保管员，她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每样东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帮助。但她并不溺爱我们，她要求我们遵守秩序，注意节省，爱清洁。她掌管全家内外日常事务，掌管全家经济。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干这么多事。她从不坐下，每天从未见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个孩子，都是生在这个家，都是由一位农村接生婆帮她接生的。当时在整个这一偏僻地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她千方百计使她的儿女能上学，她未能上学，但她希望她的儿女能上学。没有她，我这个一直喜欢学习的人，很可能到今天还是一个文盲。我母亲虽然并不经常外露，但实际上，她很热爱她的儿女。她性格坚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她沉着地、毫不犹豫地承受我们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给她带来的痛苦。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对她所热爱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为母亲，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为革命经受了许多磨难，她以母爱接受了革命；她的贫困农民的出身并没能使她有机会懂得人类的历史，懂得她所亲身经历的导致古巴和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胜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您父亲呢，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他去世得早。他年龄比我母亲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去世的。当时我30岁另2个月，也是我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前2个月。
您父亲会说加利西亚语吗？
会的，但他从不说。
您听他说过加利西亚语吗？
有时候听他用加利西亚语说过几句。那里居住着加利西亚人，我父亲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他们交谈过。但是，那里也住着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而加利西亚人却已习惯讲西班牙语，他们能讲西班牙语，懂西班牙语，能用西班牙语同其他人交谈，此外，他们不可能同用加利西亚语同古巴人交谈，因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亚语。同工人、同大家说话必须讲西班牙语，甚至同未婚妻和妻子讲话也必须讲西班牙语，因为他（她）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因此，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加利西亚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