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事夫妇带我去教堂洗礼，因为大家都叫我"犹太人"，当时称还没有洗过礼的人为"犹太人"，这可能与反犹太的宗教偏见有关。
您那时还没有洗过礼吗？
没有。我是在满８岁后才洗礼的。因为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百万富翁要作我的教父，我一直等着他。牧师和我一致同意，过了８岁，就给我洗礼。我的兄弟姐妹都早已成为教子，但我直到８岁时才进行洗礼。原因是一直等着名叫菲德尔o皮诺o桑托斯（FidelPinoSantos）的百万富翁当我的教父。我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他，因此，我不能引以为荣。我是8月13日生的，而圣菲德尔o德西格马林亨（SanFideldeSigmaringen）的日子是4月24日。8月13日是圣伊波利托o卡西亚诺（SanHipólitoCasiano）日。但是，他们还是给我起了个菲德尔的名字，因为我的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名叫菲德尔。这位菲德尔有时去我们在比兰农村的家。
那么，您真正的教父是那位海地领事了？
是的，是那位海地领事，他同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结了婚。他们两人是我的教父和教母。记得有一天，我的教父，那位海地领事带我去参观一艘很大的客轮《拉萨列号》，这是一艘远洋客轮，有两个烟囱，客轮像马蜂窝一样，装满了根据前面我同您谈到过的《劳动国有化法》被驱逐出境的海地人。我先是在老家看到住在大茅屋的海地人，我同他们一起吃烤老玉米，后来，又看到了装满豪华远洋客轮的海地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将回国，将在自己国家海地经受更多的磨难。海地要比古巴更穷，他们将从一个大的磨难走向更大的磨难。
海地人是被驱逐出古巴的吗？
是的。在蔗糖繁荣的年份，数以万计的海地人到古巴播种、种植和收割甘蔗。他们像半奴隶一样在甘蔗田劳动，做出了很大牺牲，而他们的工资十分低微。我认为，在１９世纪的奴隶的生活条件或许要比那些海地人要更好些。奴隶是某个奴隶主财产，因此奴隶主对待奴隶就像对待他的牲口一样。奴隶主得负责牲口的健康，并喂它们吃。而资本家对从前的奴隶、现在所谓自由的工人却不顾他们的身体也不管他们的吃饭问题。
1933年的所谓的革命的确是一场反对滥用职权的运动，它通过了《劳动国有化法》，满足了优先使古巴人就业的要求，前面我已同您谈到了这一事件。这一法律的起因是合理的，但是，它导致了残酷措施的执行，被利用来驱逐已到古巴岛定居20多年的数万名海地人。古巴人口增长了，海地人多余了，便残酷地、冷酷无情地驱逐出古巴，送回海地。这一做法是非人道的。他们带我去看了这一场景，这对我后来了解世界起了很大作用。
您在女教师家一共呆了多少年？
我在她家度过了３个三王节，这是我用来判断我在她家呆了多少时间的惟一的依据。顺便对您讲的是，我本应成为一位音乐家，因为我的教母是钢琴教师，她整天弹钢琴――遗憾的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利用时间教我弹钢琴――，而我在他们家度过的３个三王节，每次给我的礼物都是乐器。第一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是一个马粪纸做的小号，只有喇叭口是鈻的；第二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也是一个小号，一半是马粪纸做的，另一半是鈻的；第三年的三王节，我得到的礼物又是一个小号，这次的小号，全是鈻的，还有三个按键。过了３个三王节并不意味着我在那里呆了３年，我是９月份被送进学校的，到１月份三王节的最后一天，总共在他们家是２年又８个月。此外，还应该扣我们回比兰的时间，在比兰一天傍晚，我们用弹弓将石子弹到女教师住的小学房顶的洋铁皮板上。
实际上，我每年都给三王写很长的信，我在床底下放了许多给骆驼吃的草和给骆驼喝的几杯水，等等。在信中，我向三王要一个男孩想要的一切：一辆火车，甚至一架电影摄影机。但是，每次我得到的总是小号，别的什么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