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在上五年级第一学期，每周给学生打德行分，分三种：白色是表现好；红色，表现不好，很少打红色；绿色，是表现很坏。
您得了绿色。
没有。到了宣布打分的时候，我等着。白色：张三，李四，赵五。红色：张三，李四。绿色：无人。没有给我打任何分，既不是白色，也不是红色和绿色。在这时，他忘了我，我也忘了他。出于尊严，我不可能表现得更好。还差几个星期就是圣诞节假期了。在这几个星期，我没有同训导员说过一句话。
假期到了，我父母亲来学校接我回家，校长对他们说――您别笑话，您知道西班牙人爱动感情――你们的三个孩子是"我们学校有史以来三个大坏蛋。"
您看，坏蛋劳尔，他才上一年级，只有6岁；坏蛋拉蒙，他有一颗菩萨心脏；而我是坏蛋，情况我已对您讲了。于是，我父母把我们带回比兰。
您的父母亲相信你们是坏蛋吗？
倒霉的是，他们信以为真。特别是我父亲，因为我听到了父亲对我家做客的好朋友说的话。我们回到比兰。我父亲坐在办公室里。有人对我说："要算帐了"。要惩罚我们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弄虚作假，我们拿出了学校的记分册。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搞到记分册的，是拉蒙设法搞到的。我从未问过他。但是，实际情况是，由于内翁o马里校长的诡计，我们天天受到惩罚。我听到一些到比兰我家来的地主和商人朋友对我说，我父亲对他们讲述了所发生的悲剧和拉萨列学校校长所说的话。父亲宣布不再送我们到其他学校读书了。
喜欢乘坐拖拉机和卡车的拉蒙感到满意。劳尔还小，不可能有自己的看法。我是受损害和受欺侮的人，我认为所有这些罪名和我挨的打都是不公正的。我被宣判再也不让我上学了。
于是，我不得不再次造反。我对我父母亲说，必须送我上学。我要求他们送我去读书。这时，我展开了斗争。这次我是在自己家里造反。我宣布："我不同意你们不让我上学。"这次造反很厉害，我提出要做的事情并不是我真的要做，但是，我还是说了。
您是对您父亲说的吗？
我是对母亲说的，我母亲给转达的。因为1月7日三王节又到了，三王节过后第二天，本应是送我们回学校的日子。但是，没有任何送我们回学校的任何消息和动静。看来，我没有指望，只有挨罚。于是，我发火了。
当时您才11岁？
是的，应该是的。因为我在上小学五年级。当时我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
您说了什么话？
我说，如果不让我上学，我就放一把火，烧我家。
烧您自己的家？
是的，我家是木结构的房子。
但是，您并不是真的要烧，是吗？
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是，这话还是说了。而且很严肃地说的，因为我决心同学校和家里对我的不公正的做法斗争到底。我认为，我的话触动了他们。
您母亲把这当真？
当母亲的总是调解人。我父亲很能体谅人。也许我维护我上学权利的决心打动了他。于是我父母亲决定再次送我去继续学习。当时是干旱季节，他们驱车送我到圣地亚哥，路上灰尘扑面。大约是1938年，临近国会的选举。他们送我到"娃娃"商店的老板马索拉（Mazorra）商人的家里。他是加利西亚人，同圣地亚哥一穆拉托女子结婚。那女子又高又壮，是他的两倍，尽管不是她管家。这位瘦小的加利西亚人不愿意争吵，如需要拿拖鞋，他就自己去拿。他容易激动。他不让别人来管他。他是服装店老板。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同她的前夫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为一个儿科医生竞选众议院全力以付，这位儿科医生答应帮他找一份工作。她同第二个丈夫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马丁，在美国学开民用飞机。我到他们家的那天发生一件倒霉的事件，他们的儿子乘坐的教练机出现故障，他儿子从飞机上跳伞下落不明，马上派人找他父亲，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还有一个女孩，名叫里塞特，上高中三年级，她穿的蓝色的裙子上有三条白色的饰带。您知道，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总是想入非非，甚至会暗恋上比他们大的女子、老师或者几乎所有的女人。好的，我不再谈这些，因为我们正在谈论政治问题。我童年的第四次造反正是发生在他们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