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其他地方的错误。我们也没有过强制性的土地集体化，那是在我们国家从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始终遵循一条原则：社会主义建设是所有希望建设一个新社会的自由人的任务。我们没有必要去改正从来没有犯过的错误。
假如我们做这种"改革"，美国人就会很高兴，因为苏联人实际上是自己毁了自己。如果我们这里分成十个派别，在这里发生可怕的权利之争，美国人就会成为地球上最幸福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们终于摆脱了古巴革命。"如果我们做那种类型的、同古巴的现实毫无关系的改革，我们就自己毁了自己。但是，我们不会自毁的。这一点应当十分明确。
您对戈尔巴乔夫为改革苏联所做的努力感兴趣吗？
您瞧，我对戈尔巴乔夫从他上台时起所做的一切有极坏的看法。最初，当他说要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沿着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而不是用增加工厂的数量来扩大生产时，我很高兴。外延生产的道路已经走到尽头，应该采取集约生产的道路前进。更高的劳动生产率，采用集约技术，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一点。他还谈到反对获得非劳动收入。这些都是一个真正社会主义者的言论。
这些是戈尔巴乔夫最初的言论，最初我们很看好它们。他甚至反对酗酒。我认为这很正确。当然，我认为在那里解决这个问题不会太容易，需要做长期的说服工作，因为很久以前俄罗斯人就知道如何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蒸馏器里生产烈性酒伏特加了。我甚至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我喜欢讨论这些事情。
我也对您解释了苏联用别的方法处理同其他政党的关系的必要性，这种关系更加广泛，不仅仅是同共产党的关系，也是同左派力量，同所有进步势力的关系问题。
他们在处理和其他亲苏共产党的关系时，采取一种很霸道的态度，是吗？
您瞧，有人为了取悦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站出来批评被世界反动派丑化了的历史人物。我不是那种人。但是我也不会愚蠢到不敢说出有义务说的话。在苏联，专制政府的传统、等级思维、封建文化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造成了滥用权力的倾向，特别是，造成了一个霸权国家和政党对其他国家和政党发号施令的习惯。
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我们和拉丁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着关系，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要对哪一个说你应该做什么。并且，我们发现，每一个革命运动都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各自的特色。我记得一些转折关头：当苏联崩溃的时候，许多人陷于孤立，其中包括我们，古巴的革命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时，有许多地方的其他革命运动展开了争斗。我不想说它们是哪些运动，是哪些人，它们都是一些严肃的运动。面对那个令人绝望的、苏联崩溃的形势，他们问我们是否继续斗争，还是和反对势力谈判，寻求和平，即使在知道这种和平会引向何方。
我对他们说，"你们不能征求我们的意见，你们是要去斗争的人，你们是要在斗争中战死的人，不是我们。我们知道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事情。但是，那种事情只能由你们自己决定。我们会支持你们做出的决定。"那是我们尊重其他运动的最高表现。不是企图把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这么做，是出于我们的认识和经验，以及他们对我们的革命的高度尊重。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考虑他们的决定会给古巴带来什么好处或坏处。"你们决定吧！"就这样，在这种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他们做出自己的决定。
您认识鲍里斯o叶利钦（BorisYeltsin）吗？
是的。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莫斯科市杰出的党委书记。有一系列好的想法：满足首都需求的意图，那个城市的发展。我对他强调说，要保存历史遗迹，不要破坏它们。为了供应莫斯科市场，叶利钦想修建温室；他对所有的干部都严格要求。正因为他批评缺点和错误时的严厉态度，我们印发了叶利钦的演说。我曾经对他说："保护好那些祖传的建筑，因为你们几乎已经使古老的莫斯科消失，而建造了另一个莫斯科。"在出访尼加拉瓜时，他在这里作了停留，和我们谈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