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无法想像多少人要我签字、留下手迹。当我与那些来访的美国人相聚交谈时，我们很严肃地涉及许多话题、问题；我几乎无法说话。有时有50人之多，他们送我一束鲜花或什么东西，我忙着在书籍、名片或物品上签字，我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照相、那么多让我眼花缭乱的闪光灯，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人物。
一个明星。
是的，我成了人们要抓紧机会利用、哪怕为了能向家人说――人们喜欢这样――："看，我和那个人物照了一张像。"
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评价自己。如果我说我对自己很严厉、很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我哪次说了一个多余的词，或者无意中说了什么可能使人觉得虚荣的话，请相信，我对自己绝不客气，非常不客气。一个人必须对自己保持高度警惕。我喜欢事实，对荣誉不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是个证人。影响力、权力并没有逐渐把我变成一个自负的人、虚荣的人，或其他一切类似的什么；相反，我觉得自己一天天更不虚荣，更不浮夸，更不自满。这是一种与人的本能的战斗。我想，只是因为教育，因为真诚、顽强的自我教育，低等的动物才变成了人。
我看到了一种常见现象：人在有了一点权力以后，就开始狂妄，并想利用权力；有时候，权力像毒品。人是懂得这些的，因而必须与之斗争。人们也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热情有增无减，精力有增无减，这是可能的；而精力来自信念。
您的问题是什么来着？（荣誉）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发誓我没有想这些，我从未意志消沉过，我相信人；我不知什么叫忘恩负义。人们往往不喜欢承认自己对别人欠情，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了那么多年，经历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人有这种骄傲的感情也是自然的，但人往往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是件困难的事。
但我要说第三次，我从未想过这个。
我想问您一个同类的问题。您有一些紧密围绕在您周围的朋友和支持者，但也有一批同伴背叛了您。背叛对您的感情有什么影响？
这个吗，我要告诉您，背叛的例子很少，很少很少。有一次，有一个给我们带路的向导背叛了我们。他们抓住了他，他落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手中，他看到了差别，一边是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小部队，一边是他们装备精良、势力强大的武装，他们向他许诺，给他金钱。这是一次重要的背叛，当然不是我们漫长斗争生涯中唯一的一次。
有没有过政治背叛？有过，比如，我试着回忆一些最重要的吧……
比如，卡洛斯·弗朗基（CarlosFranqui）、乌韦尔特·马托斯（HubertMatos）、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Urrutia）等人的背叛。
卡洛斯·弗朗基不是我的朋友。我真正认识卡洛斯·弗朗基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他是在1958年4月罢工失败后由平原地区组织派往山区的，那次失败是由"七·二六运动"策略错误造成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此事。在那次惨重失败之后，他们把他派到了马埃斯特拉山上。弗朗基出版一份由平原组织创刊的小报，他曾是共产党员，我们"七·二六运动"的领导层曾在某个时期招纳前共产党员，而没有什么比变节者更糟的了，我坚信这一点。
当时一些这样的前共产党员比任何人都更恨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为劳动者奋斗过。他们开展的斗争谋求的是经济目标，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那是冷战时代、麦卡锡时代。当时身为共产党员意味着灾难，尽管如此，在古巴有十万以上注册的、为人所知的、诚实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困难是另一种性质的，即宗派主义、由宗派主义产生的某种意义上的机会主义。有些人的理论是：让这些"七·二六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互相打架。在战争时代结束之后，轮到我们来领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