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10万多17岁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过去不学习，也没有工作；今天他们积极听课，温习旧知识，学习新知识，并因此拿到报酬。我们这个被封锁的国家实际上已经做到了充分就业，也就是人们测定的低于2%的失业率。我们离充分就业已经很近，或者说我们很快就可以实现这一点。
除此之外，没有受到蔗糖业整顿影响的7万蔗糖业工人，也有机会在每天劳动结束后进行学习。这么多的糖业工人工余参加学习而不是以此为职业，这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都是产业劳动者，或从事工业，或从事农业。
您问我有什么遗憾的事。我的憾事之一是没能够更多地学习。在我学习法律、社会科学和外交法这三门互相关联的专业的那个时代，我很想再深入其他学科，并且已经准备这样做。特别是想学习经济学。我是想说，我遗憾没能更多地学习。当然，如果我真地那么做，就会失去将要来临的革命机会，这个机会比我当时想像得要临近得多。
一个人会因为没能生活在一个教育条件更好的时代而难过，我确实为没能有一位导师、因而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就必须根据自己的经验拿主意、做出许多决定而难过。我的家庭如您所知一直在农村，我生活在寄宿制学校里，这些都是让我难过而又不是我能改变的事情。但是，我不为任何这些事而遗憾。
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当年，您曾估计到一切将会如此困难、将会遇到这么多障碍吗？
我确实知道将很困难。当时我认为根本性的困难在于通过夺取政权来从事革命事业。首先要打倒巴蒂斯塔，但是打倒他的目的不是为了一切照旧，而是为了改变现状。当我走向蒙卡达之际，我的根本思想已经全部形成了，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策略和战略来实现这些思想。
如果我们在1953年7月26日成功了的话，我们今天将不会在这里。那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将使我们无法坚持。斯大林当时刚死，他死于1953年3月，而他身后出现的"三驾马车"不会给予古巴像赫鲁晓夫七年以后所给予古巴的支持；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力量虽然未必与美国旗鼓相当，但却是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了。
您认为出发攻打蒙卡达兵营时的梦想实现了吗？
这正是我要说的，因为您提及了一些事情。我说了，当时必须解决另一类问题；执政是更困难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这一点。1月8日当我到达哈瓦那、当一只鸽子停在我肩上时我说的就是这个话。在胜利的那天，我甚至有些感伤,1958年夏季当我们打败敌人的总攻、几乎赢得战争之际，我也曾有过一点类似的感觉。当时我感觉到我们已经学会做一些事了，但是当时的一切都很不一样。
1959年1月1日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我说："好吧，我们已经学会了这些，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一项庞大得多的任务"，当我到达哈瓦那、了解了很多问题之后，我明白胜利之后的一切将要困难得多。
我们当时非常无知，虽然有很多非常好的想法，但非常缺少经验。我们学了别人的一些经验,有一些见解，假如没有这些见解，我们也不会提出引导我们走向胜利的战略……我活下来了，活下来并不意味着功劳，而意味着一种特殊地位，因为我不能否认因此而有经验，不能否认经验的积累带来的责任。
在革命成功46年后的今天，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多年之后的今天，我可以说我们所做到的事情远远超出了当年的梦想，这也要归功于我们从一开始就是好的幻想家。
有一些代诉人罗列罪名反对古巴革命，不断把各种各样的罪责加在古巴身上。作为律师的您，以什么样的理由来为古巴革命说话、反击这些攻击呢？
好，我要说得长些了，事先提醒您。我想重新提出在攻打蒙卡达兵营50周年纪念日演讲中提到的一部分论据。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古巴的罪责？哪一个正直的人有理由攻击古巴？
古巴人民用自己的鲜血和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武器打败了美国安插的、拥有8万军队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古巴成了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统治下第一块自由的领土，她是西半球唯一一个审判并以儆效尤判决了施刑者、凶手和战争罪犯的国家，在漫长的后殖民主义历史上，这些家伙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