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了努力，我们有幸最大程度地避免了腐败或滥用职权的现象，我还没听说过任何比我们做得好的例子。领导层的腐败在我们这里是无法想象的。有可能出现腐败，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一点，这里有很多人陷入腐败，但是腐败不允许发生在党的领导干部、国家领导干部身上，他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允许自己这样做。
有人把我纳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列。这（谎言）太过分了。我不会为此打官司。我确实没有任何财产。我有些许比索，自革命的第一年起，我为每项服务缴纳规定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然后我会剩下一些。我的工资从来没有变过，从工资里我要交党费，一定百分比的房租，每个月都要交。我已经好几年没有休假，好几年没有休息过一天了，没有周六，没有周日。物质上我什么也不缺。我拥有我所必须的。我也没有什么过多的需求……
我给您解释一下道德品行的准则和本质。如果说哪个革命领导人在外国某个银行有存款，那就让他们找吧；谁要是能找到一处，那么他要多少给他多少；我们革命领导人没有一分钱，我们可能有些比索，我们还剩下一些，因为几乎所有的消费都替我们付了……
您能告诉我们您的工资是多少吗？
我的工资，以25比索一美元计算的话，每月30美元。但我饿不死。我交党费，交别的，一定的百分比，从始至终交，交房租，我想是百分之十吧。
您应该明白，一个这儿那儿、在许多个地方被追踪的人，不可能每天都处在一个点上。当然，这些条件都逐步改变了，我们也逐步取得经验。
我要帮助我的一个姨妈，他的一个儿子在战争中死了，这是实行退休制度之前的事，因为起义军曾六个月没有发工资。
还有别的，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您，这么多年来我积攒了许多接受的礼品。我不知道这些礼品总共值几百万美元，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喜欢卖掉属于或曾属于这个人、那个人的东西。一天，我把17000件礼品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欧塞维奥·莱亚尔（EusebioLeal）。我一直不愿意说这件事，免得一些赠送我礼物的人认为我不珍视他们的赠品。其实相反，我正因为重视才交给了哈瓦那市的历史学家。我对他说我只保留一个东西："把书给我留下吧；等我死后，就都是公共图书了。"但是其他的礼物，我全交公了。有很多趣事，有人会对很多事发笑，因为我还交了睡衣，甚至还有价值六七千美元的手表，艺术品，各种各样的东西，精美的绘画，价值昂贵的物品，古董。
我不是在自我辩护，我只是说有些事太可笑。他们两次把我纳入最富有的人之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搞这么荒唐的把戏有什么目的。我自己没有一分钱，我一分钱也不管理。当然，一般是国家的管理部门管理主席的开销。这在哪个国家都一样。确实，当我访问时，我必须住在宾馆里，必须在某个地方吃饭，但我身上从来不带一分钱。
我可以说执行了一个公式：各尽所能，各取所需。那么我的所需，我个人的所需的确是非常少的，我的工资从未提高过。我将光荣地身无一文可兑换外币死去。人们要为我写的回忆录、书籍付几百万的稿费，我只是说："我写书是为了给学校的。"以这样的准则生活，人感到平静，由衷幸福，感到坚强有力。任何一个革命者的头脑里都容不下一丝不公正，绝对容不下。
我说过革命者的心里容不下报复心理。一个人可以用人世最大的坚定性进行斗争，但是不能出于仇恨而斗争。当我们在马埃斯特拉山时，有一次我说过一句话。当时我正在观察一次用火箭发射的轰炸，那些火箭是由美国人提供给巴蒂斯塔的炮手的，我在写给塞利亚（CeliaSánchez）的一封长信的结尾处写道：
"看到他们把火箭投向马里奥（Mario）的房子,我发誓要让那些美国人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昂贵的代价。当这场战争结束后，对于我来说，一场更漫长的、规模更大的战争将开始，那就是我要打的反对他们的战争。我感到这是我真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