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事故的第二天，他们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把我带出一个地方，又带到另一个地方，我也不反对，但心里很明白他们在对我做什么，因为他们必须与我商量手术方案。因为，如果我确实感到没有力量做一件事，我就会召唤党组织并说："你们看，我感到无能为力。"因此我批评了医生，因为他们把事情的严重性缩小了一点。我对胳膊更愿意靠功能恢复。用打钉子及其他措施的手术处理更危险。对一个20岁或25岁的年轻人可以做这种手术。我说，"好吧，反正我也不会参加下一届棒球冠军赛，也不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总之，必须采取正确的做法。
如果我觉得自己的状况无法承担工作，就会说："我有这种情况，请某人承担领导的责任，我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干不了。"如果我将死去，那就死吧。如果我不死，并恢复了功能，那我就再承担我的工作。如果情况证明我离开岗位更好、更有利，或者说我继续的话反而有害，那我就离开。总之，人是有点经验的。
那个时候我是在为这些事操心的。这里我们不去描写、讲述我们准备了什么措施了。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准备了一些措施，来应付突发情况。我们的人民应该准确地知道在每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做。让我们的敌人幻想破灭吧；如果我明天死去，我的影响会增长。有一次我曾说，我真死的那天，谁也不会相信。我会像勇士熙德（CidCampeador）那样，人们把死去的他抬上战马，继续赢得战斗。
您几次在演讲和会谈中提起可能出现的继承问题,提起当您不再领导这个国家时将会发生什么情况.您怎样看待一个没有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未来?
好，关于这个问题让我试试讲短点。我跟您讲过那些试图从肉体上消灭我的计划。开始，我的角色比较重要，因为要进行非常重要的思想斗争，必须进行很多说服工作。我跟您说过存在着偏见。那时存在着种族偏见，反社会主义偏见，那是多年来撒下的毒药。
您是说很久以来您就在考虑他们暗杀了您的可能性，您必须考虑可能发生的……
您差不多就是在问我继承的问题。
是的，我是在问继承问题。
一开始，处于所有这些暗杀计划之中，我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今天我并不具备这个决定性的作用。今天我也许具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高的权威，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信任我。
我向您介绍过，我们研究所有的公众舆论。我们用一个显微镜跟踪公众舆论。比如说，我可以跟您说说首都的公众舆论，全国其他地方的公众舆论，我能向您介绍所有的意见，哪怕是反对的意见。绝大多数是有利于我们的意见。
在进行了46年的斗争并取得了经验之后，我的权威是比过去高。我们这些进行过斗争、打过仗、领导过推翻独裁政权、使国家获得独立的人是具有很高的权威。
还有一个特权：年龄。这是偶然性造成的影响。一个人可以由于自然原因死得很早，或者死于暗杀他的计划。但在我身上这两者都没有发生。
我积累起这么多经验并不是什么大功劳。如果有什么功劳的话，那就是我始终如一地忠实于思想和原则；就是我没有因为手中的权力而骄傲，也没有受到滥用职权的诱惑，而人是很容易受这种诱惑的。
在那些日子里，我意识到如果暗杀发生在我身上将意味着什么，因此我提出了关于我的这个情况的问题，这也是自然的……别人觉得劳尔比我更激进，我承认他像我一样激进。只是因为他曾经在共青团组织工作，别人就觉得他比我更激进。我知道他们害怕，劳尔使他们担心。这是当时的一个具体情况。
第二，据我看，在替代我的作用方面，劳尔是相对最有权威、经验和能力的人选；我还会再次强调我的看法。我向您讲过他怎样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被捕入狱，怎样改变了局势，怎样在第二阵线将分裂出去的纵队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和政治组织者，他的工作的确很出色。后来，他很好地完成了在军队里的使命。他善于教育、培养人才，处理事务很镇静、很严肃。至今他都是最有权威的人，人们很信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