翠微小学因路得名。和它同名的还有一所中学，一片商场。毛泽东有一句优美的诗：帝子乘风下翠微。常给方枪枪幻想：两个悲伤的皇帝女儿来到我们这——带，踯躅彷徨，像小学生一样不敢过马路，最后哭死在路边，埋葬她们的那片树林就叫公主坟。经毛主席这么一番感叹，翠微小学也像是有来历的，不是随便什么人胡乱起的名字。
方枪枪舔着冰棍随父母在翠微路商场闲逛时，屡屡不经意地走过那小学的门口。小学门前有新华书店、黑白铁门市部、土产日用杂货商店和一间巨大无比的公共厕所。星期天这儿是熙镶喧闹的商店街僻静的一角，只有厕所静静散发的臭味和校门口那几株高大杨树的哗哗叶响。站在新华书店台阶上能看见校门内那块写着字的白粉影壁，字是繁体、竖行、红油漆涂得龙飞风舞，方枪枪认不全，只读得出头尾：好好……向上。
有时，方枪枪溜进无人看管的大门，走到影壁前端详那几个宇。他绕着影壁走，发现影壁背后也写满宇，同样是繁体、竖行，字体瘦硬，显见不是一个人的笔墨。方枪枪仰着头使劲辨认，穷肠搜肚也只认出并列的四个“……毛主席的……”，这已使他满足。
当他转身，便看到一部分校园，那是一所很大的红砖堆砌的院落：一排排一模一样的红砖平房；很长的红砖墙；微微拱起的红砖甬道铺在地上拐向四面八方。无人的中午，这院子也像是在沸腾，很多窗户在闪烁，阳光密集坠落都能看到那针尖大小的形状，掉在地上像砸进一行行金光闪闪的铜钉。这毫无内容然而热烈的景象使人莫名地感到振奋，油然而起一些想往，像无聊的人路过一所热闹的医院，很想佳进去当几天病号。
翠微小学是方枪枪将要上的学校。29号的孩子到学龄大都要进这所小学念书。有一种说法，这小学员早是29号、通信兵和警卫一师三个院联合建的子弟小学。历届学生除了这三个院的孩子，只有一个牛奶公司经理的儿子和一个翠微路商场书记的女儿。这使方枪枪对这小学很觉亲昵，似乎它是29号的一个分号，一块海外领地。而他自己则如早许了人的黄花闺女，一想起“翠微”二字就像听见了爱人的名字，砰砰心跳，红着脸幻想未来的日子。
上学——这对方枪枪意味着一身制服，一个身份，农民有了城市户口，从此是个正经人：学生。再不是什么“小朋友”。
这很不一样。去年，大一班的小朋友都成了“学生”。他们穿上了白衬衫蓝裤子的制服，每人都有了一个帆布书包。本来都是玩得很好的朋友，突然之间就有了差别。他们无一不显得傲慢，忙忙碌碌，跟“小朋友”说话也是一副屈尊降驾的样子。有的干脆就不理人了，好像“小朋友”都不配和他站在一起似的。方枪枪很伤心但也服气，因为“学生”就是显得高“小朋友”一等。
有一次，唐阿姨领着方枪枪他们去北门外马路上看大汽车，正碰上翠微小学的学生从商场里出来。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不知为什么这些学生那么郑重其事，摆着全副仪仗招摇过市。
最先看到的是一面从百货商场和蔬菜大棚之间飘出的鲜艳校旗，接着看到旗下一个胖小子一手叉腰一手里挥舞着闪亮的仪仗杆神气活现走出来，他后面是一排排挎着小队鼓的漂亮女孩子，一排排孕妇一般挺着大队鼓的高大男孩，一排排手持钢号的少年号手。他们队形整齐，服饰统一，手里的鼓号光彩夺目，像宣传画上走下的人物，行进在杂乱的街上十分好看。每走出一段路，中他们便一齐发作，鼓号齐鸣，造成整个地界儿沸反盈天的气氛，行人过客纷纷驻足。
刚一听到那阵高亢、明澈、有如婴儿响亮啼哭的铜管音，方检枪的心就被他们夺去了。
接着，在小队鼓一阵阵晴天骤雨般的鼓点声中，学生的大队人马源源不断走出来。他们打着一面面火炬金星红旗，人人上白下蓝脖子扎着红领巾，徒手，很纯良，有纪律，相当尊严。一定要比喻的话，就像一支简装的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军队。
在这么一支有着古老仪仗、旌旗、鼓乐、清一色着装的大军面前，歪带大壳帽、腰扎皮带、斜插玩具手枪，自以为武装到牙齿的方枪枪活像个小丑。自已也觉得很业余，没品位，差着不止一个档次。很多29号的大小孩子焕然不同地在队伍里走过。他看到张宁生高晋方超陈南燕时尤为服热、不忿、神驰意迷。
带我玩吧，他站在马路边无声地恳求，让我也能这么红装素裹，严肃、认真、凡人不理，一齐摆臂、抬脚、昂首阔步——咱们都很牛逼。
他想要那身白蓝制服，要那根红带子。像所有心智未开的人，他产生了一种数量崇拜，慕大狂情，只要是多的、大的，就是好的。这么想的同时伴生一股自甘轻贱的冲动：急于抹煞自己，委地雌伏，套上脖圈，忠心耿耿，屁颠颠跟在后面，让扑谁扑谁让咬谁咬谁。
那类特别想归类。特别想表现表现，露一手，让人一眼相中的念头特别强烈，强烈得接近痛苦，如果他有足够的表达能力，他会把这惮侃成一个伟大的召唤。
所以，读书识字，十分次要，要紧的是赶快跟大伙搞在一起，当个有组织的人，有自外于人的装束、铁的纪律、无数同志和一面可以全心全意向其敬礼的华丽旗帜。
那天，他在小学生队伍里还看到一些奇怪的女人，她们也穿着少先队的队服，系着红领中，腰身很粗，烫着短发，混在纯洁的孩子们中间，显得老谋深算。他猜到这些女人大概是传说中的那种叫“老师”的人物。有关她们，人们的议论很多，常常是一面倒地说好话，除了党和人民就属他们高尚。一说像干妈：絮絮叨叨，爱管闹事，时不时给孩子一些好处；一说是魔术师：小孩子被她们黑布一蒙，再变出来性情大异，再也不会淘气，有的变成一块砖有的变成螺丝钉有的变成房梁柱，社会主义建设都用得上；一说手很巧，尤其会种菜，又当阳光又当雨露又当肥料又当蜜蜂，也叫“辛勤的园丁”。这诸多说法引得方枪枪天真幻想：她们是活神仙。
方枪枪毕恭毕敬地仰望着经过他身边的老师，不知哪一个将是自己的日后恩人☆这些相貌平平的妇女看上去并不那么神奇，也毫无热爱农业生产的迹象；老实讲，她们脸上有一种方枪枪十分熟悉曲神态：敝帚自珍、假客气、眼睛朝天——和保育院那些比较生猛的阿姨常见的表情并无什么不同。方枪枪一下反座过来，明白一个大家从来不提却始终明摆着的事实：说一千道一万，老师是学生的上级，长官，管你的人。
这就对了。这就是为什么凡经过老师手的人一提她们就激动，就结巴，只好唱，或者押韵，好好说都不适合表达对她们的看法。
这没什么不好，其实倒简单了，更符合方枪枪那个年龄的孩子的理解力。你说老师他不知道是什么，你说这是排长！他立刻知道她是谁了。
有一种观念在方枪枪头脑中很顽固，也不知是从何而来，想不起受过何人故意灌输，人之初就盲目坚信：人是不可以独立存在的。都要仰仗、依赖更强大的一个人。人被人管，层层听命乃是天经地义，小孩也不该置身事外。尤其是小孩，父母所生只是一种植物，花啊草啊什么的，必须经过很多很多中，很多很多人管，才能“长大成人”。
有人管是一种福气，说明你在社会之中。
社会——那是家之外众人行走的大街，很热闹。被闪在外面，一想就痛不欲生。
原来是排长啊，方枪枪心里一块石头落地：那就好办了，没什么新鲜的，你下令我执行，听你话就是了——很好相处。
千万，千万你对我要严厉，别给我好脸，免得我错会了意，错表了情。我这人贱，不勒着点，容易蹬鼻子上脸。最怕当头儿的两副面孔，平时慈眉善目，平易近人，说翻脸就翻脸，一点过渡没有。什么爱呀，关怀呀，谁要你来献媚?咱们也不真是一家子，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我愿意老师都像日本小队长，沉着脸挎着刀，一说话就瞪眼，张嘴就是八格牙路——和同学永远立正，俯首帖耳，挨着耳光也姿势不变，一日一个嗨依。那才省事，谁跟谁也别来假招子，你总是那么酷，我也知道怎么进步。
方枪枪心中对老师暗暗提着殷切期望，一路走回保育院，端着，神情步履都很庄严。到了晚上，生完孩子心情一直不错的唐阿姨受逼不过，悄悄走到方枪枪身边，问他：
你哪儿不舒服?
方枪枪一下变成驼背，最后一点力气也用光了，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九月的一个好天气，方枪枪心绪不宁地随队走在上学的路上，沉重的新书包一下下拍打着他的右胯像是一只满含嘱托的大手。朝阳把枫树成行的翠微路照得十分亮堂，一个树影也没有，好像那是一条前途远大的金光大道。书包内的铅笔盒发出轻微的哗啦声如同坚果开裂不断分着他的神。
路西走着很多通信兵院的孩子，三五成群，沿着自家院墙行走。他们看上去很整洁，男孩子很温和，女孩子不少楚楚动人。
29号这一侧也有很多自行上学结伴而走的孩子。他们看到方枪枪这一班有保育院阿姨押送排队上学的孩子，便露出很优越的样子，一些男孩子齐声朝他们喊：俘虏班俘虏班。
方枪枪闻声便害臊地低下头，很收敛地走，真如做了俘虏一般。同队孩子有不好意思的，也有无所谓假装没听见的。无所谓的是方超陈南燕那些大孩子，老俘虏兵，一往无前走自己的路。
他们都是家里没大人和大兄始的孩子，入学后仍要留在保育院，混编成一个附属班，从一年级到四年级。这是丢脸的事，如同会自己撤尿了还裹尿布、喊他们”俘虏班”最起劲的也正是他们的老朋友，那些刚刚退园的孩子。高洋张燕生和汪若海几乎是撵着方枪枪喊，方枪枪低着头也能把他们脸上幸灾乐祸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
唐阿姨对这些孩子的起哄置若罔闻，给他们充分的言论自由，甚至还对这切中要害的谐音笑了一下。你可以发觉她其实也不那么刻板，对孩子们无伤大雅的玩笑也能够欣赏。
一进翠微路商场那条小街，就看到大批小学生从每一条巷口、拐角走来，校门口更是人山人海，彩旗飘扬，好像还有大喇叭放着欢快的童声歌唱。很多老师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她们没穿那天那身冒领天真的少先队服，显得朴实、更值得信赖一些。戴红领巾的孩子进校门时纷纷扬起手臂向她们行礼，远远看去波浪滚滚。刚才还在人群中东张西望显得有些茫然的唐阿姨不见了。紧紧抱团走在一起的附属班孩子也散了。周围全是脑门晶亮五官模糊的陌生孩子，挤挤挨挨吵吵嚷嚷，一眼一眼横七八竖瞅起来带有小动物那种警觉和审视。
方枪枪走丢了。绕过那座白豆腐般写着一片字的影壁，眼前是列大群川注不息的孩子。他随着人走，每到一处都觉得是刚刚经过，穿过一排房子，那里的孩子就大一截儿。后来他看见一个红墙环绕的操场，有水泥砌的孤零零的主席台和一根飘着国旗的旗杆，那儿有两排独立的房子，进出的都是高大冷漠的少男少女。身边的人不知什么时候都没了，他心里发虚，赶紧掉头往回定。走着走着跑起来，整个院子都空了，回去的路上一个人没有，跑到影壁，校门口也空空落落，似乎刚才那番热闹喧嚣的场面是个幻觉，并没真实出现过。
有一刹那，方枪枪眼睁睁经历了他小时候常做的那个噩梦：光天他日之下，四周的景物和蓝天向他很有质量地挤过来，离得很远都能感到它们沉甸甸的分量。只是一刹那，这颇具压迫感的空虚消逝了，他听到人声远远近近地传来，看到房子上上一扇扇敞开的窗户内一张张真实的人脸。红甬路远处走来一个人，那是个五大三粗的男老师，一脸育胡子茬，穿着白球鞋，快乐地哼着歌儿，一双明亮的眼睛一路友好地瞅着方枪，似乎还向他使了逗趣的眼神。方枪枪笑了，没来由地感到满心欢喜，心里也像拭去灰尘的镜子一下明白了。
他经过一排房子，看见陈南燕坐在一个窗口，方超坐在她身边。另一个班里，他看见张宁生和一个好看的女孩子坐在一起。在一年级那排房子外，他看到高洋张燕生汪若海坐在不同的房间里，每人身旁坐着一个陌生的女孩。
循着每间教室门上的木牌号码，他走到那一排最后一个中房间，那木牌上用毛笔写着：一年级六班。
方枪枪一定进房间额觉室内昏暗阴凉，一个年轻妇女迎上来轻声问他的名字，让他跟着她定到后排的一个座位。那是一张柚黄色的十分宽大的双联桌椅，另一半已经坐着一个梳齐肩双辫的女孩。这女孩上身前倾，盯着斜下来的桌面一动不动，好像一个热切迎上去的动作做了一半。她的鼻子很尖，像一个指示，你狠容易陷入对这尖儿滴下东西的等待之中。她脸皮也薄，方枪枪坐下时无意碰了一下她光裸的胳膊，那上面的血飞快地流了过去。我认出她是通信兵那群好看的小姑娘中的一个。
房间里还有很多人，男孩女孩，一对对坐着，他们那么安静，如果不是渐渐看见你根本料不到是在人群中。方枪枪看见陈北燕坐在右前方，她瘦如面条，紧张不安地和一个头发蓬乱的男孩坐在一起。在他人座之后还有孩子陆续进来，在门口耀眼地一晃，被领进人群，安插在我们中间。我看到于情情、许逊这些熟悉的面孔。
房门被关上了，也许是太阳移动了位置。朝南的那一排窗户明显亮了起来。年轻妇女在黑板上写了个大大的“朱”字，告诉我们这是她的姓。然后她拿着一个写着我们名字的本子点名，念到谁就要站起来。她静静仔细地看这个孩子，似乎要把这孩子永远记住。
我们也仔细地看着她，似乎要在那张脸上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
未老师的脸的确洋溢着与众不同的气质：黑皮肤，金鱼眼，朝天鼻，厚嘴唇。很像六一儿童节台上那些满脸徐鞋油弯着腰唱“西方来的老爷们骑在我们的脖上头”的黑孩子长大以后。这倒算不得神奇，但也引入遇想，感觉她来自遥远的地方。方枪枪知道我们国家很大，不知是否也和非洲接壤。
她的打扮也是我不熟悉的一种风格：一身薄薄的料子，熨得笔挺，暗暗透出一些颜色，走到转体也无一丝皱招波及，像书本里夹得过久的蝴蝶。风吹来她的卷发也从不飘动，牢牢硬硬开放在脑后，你会以为那不是真正的头发，是装饰在人头像周围的一堆乌木雕花。我注意过她的脚——方枪枪有毛病，看人总是先看脚——那是两只尖尖的露出大半个脚背的高跟鞋。很轻盈，有重点，走起路像无线电发报机嘀答作响。
她说话含混，似乎那两片厚厚的粉色嘴唇妨碍了她发音。我不是说她有口音，是指有一些字词遗漏了，被挡住了，听那样不完整的句子十分吃力，有一种使不上劲的感觉。渐渐地，你就跟不上她，感到被她推在一个距离之外，心情也随之变得黯淡。
我没料到真正的老师是这样的，那和方枪枪听到、猜测的全然不同。我做好全部思想准备去面对一个上来就张牙舞爪、十分兴奋、有话语强迫症的人，去受她一个袭击，一顿棒喝，就是给方枪枪来个大背挎我也不稀奇。我真的相信方枪枪有很大缺陷，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好孩子，而且单凭自己努力毫无希望改变。这要靠老师，靠她们假以调色，实行一些强制手段。我是很虏诚的，很有抱负，希望通过学校管教，使方枪枪达到一种境界：所有字都认识；一身好拳脚，谁都自打；觉悟特别高，心眼特别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给他领导也出不了什么乱子，属他和毛主席关系最好。
她不可以这样对待我们的，这样雅致、这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这样温良恭俭让——让人热脸贴了个冷屁股。
当时我真是不知如何撤述自己和方枪枪对这位朱老师的感觉，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我才找到准确的词，她是“不革命的”。没有什么过硬、可以起诉的证据，完全是一己印象。这女子教了方枪枪三四年，我对她只有第一天的印象。她的容貌、衣着、姿势似乎从没改变，手捧一册书站在有时幽暗有时明亮的讲台上，低着头喃喃出声，我们远远坐着像看一个影子似地臣瞪口呆望着她。每天铃响就现身，一遍一遍重复自己，要让她消失，只有等下次铃响。
她是教语文还是教算术，我也忘了，那么多日子上她的课，她也一定传授了一些基础知识给方枪枪。但我没感觉她有过什么意味深长的影响，几乎可以说两不相干。有一个场面在我记忆中像昨天才发生一样清晰，也许那很代表她对我们的态度：
刚下完雨的阴天，在29号院墙外的翠微路上，她走在被雨水冲刷得十分黑亮的柏油马路上，方枪枪和许逊在满地开了花似的红胶泥土路面上一步一沾脚地走；她是刚送完放学的路队回校，他们俩是犯错被留校私逃回家。她和他们迎面相遇，对他们视而不见，毫无反应，以她那个人种特有的步态，前挺后撅，发着报一步一步跨着走过去。那条路上只有她们三个人，天光把她的脸部照得黑白分明，我看不出她那时有多少心理活动，依旧是平淡、自我和消极。方枪枪和许逊好像很得意，很不怕和她的相遇，有点公然流窜的意思。
方枪枪分析她是怕高跟鞋被胶泥粘掉而不敢前来追击。
朱老师什么时候离开方枪枪他们班的，我也没在意。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会突然失踪，班上的同学也经常大批转学，空出很多座位，有的过两年新开学又出现了，有的再也没回来。
很长时间，一提到“资产阶级派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这些词句，我就想到朱老师厚厚紧闭的嘴唇、纹丝不动的卷发、如同洒在窗外些许灯光的眼神。这老师给我留下的就是这些干巴巴的概念。
那一天，我们还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举行了一个开学典礼。我见到了台上的校长，他是一名前少校，穿着一身人字呢的老式黄军装，瘦瘦的个子，面前有扩音器仍声嘶力竭的样子。他的名字和我们部部长张宗逊只差一个字，叫张宗仁，依我糊涂之见，他几乎、差不多、大有可能该是那上将的弟弟。哥哥管大人，弟弟管小孩，这安排很搭调。
作为一个小孩，初出茅庐便有一个真正的少校当领导，方枪枪很知足。少校，那差不多是个团长。一个小学，趁个团长，大家出去笑傲江湖。
翠微小学在我们那一带不是好学校。名气远在“育英”、“十一”之下，也比不了海军的“七一”空军的“育红”总后的“六一”这些大院自己办的子弟小学。其实我也没去过那些学校做比较，只是执着认为一所学校的好坏全在于它的学生是否都来自一个山头，我当那是纯洁，高人一等的标志。
我们已经很将就了，三个院的孩子混在一起上学。到方枪枪入学时，翠微小学已面向社会开放招生，同学一半来自周边的地方人家，出身可疑：什么“黄楼”的，一座大楼孤零零立在路边，也没围墙，无人站岗，底下一层还卖粮食；还有“羊坊店”的，一听就是纺羊毛的店，家家养羊也未可知。这些孩子的涌入，使“翠微”在整个地区愈发普通，真是绿色很少，用兵痞的话说：一支杂牌。
多亏有少校，才捞回一点面子。
少校同志在红旗飘飘画像林立的台上像个大英雄对我们——他的部下慷慨陈词。台下高年级少先队组成的华丽阵容使这场面很像一次军队校阅。我说过方枪枪有慕大情结，崇拜军队或近似军队的人群，遇到就犯贱，抖擞精神，摆出一副数他最效忠的样子，还替别人着急，比谁都瞧不上自己这排光秃秃、乱哄哄的一年级新生。
方枪枪卖弄自己的立正姿势，高傲地瞟着身旁的同学，觉得自己很精锐，别人都是乌合之众，特盼有宪兵前来纠正。
少校在台上说得很热闹，都不是他自己的话，而是一套公共用语，主要由林彪的话组成。林元帅是民间艺人，有编段子和顺口溜的急智。庞驳深奥的毛泽东思想经他一归纳，也就剩三言两语。“林老师”开一代风气。没有他，那个时代会少许多热闹。
方枪枪听着少校滔滔不绝的发言，一句没听懂又似乎心中没什么疑问。那语言就是那么奇妙，无知的人也能够听得津津有味。那种夸张，任意使用最高级别的形容词，像口哨一样简单明亮的短句，听上几句人的情绪就变得饱满、欣快，不再注意话的内容，被声音铿锵有致的节奏迷住，只要对仗工整，在韵上，耳朵就很满意，内心就是佩服。
这种语言刚从保育院出来的孩子都不生疏，大体和儿歌一个路子，都是没什么正经话要讲，只图嘴巴快活。我们的世界很单纯，没任何思想要交流，人与人关系也很明了，语言作为工具就废了，只是当作一个身体习惯延续下来，如同我们都不在树上住了，但看见树仍情不自禁要抱抱它，爬两下试试。
少校开学第一天站在台上就没再下来，像朱一样只给我留下单一印象。我只在台上见到他出现，一身屎黄，永远在演愤怒且激烈的哑剧，一个不属于他的洪亮声音雷声一般从我们头顶滚滚而过。我在那个红墙环绕的操场开过太多的大会，很多时候一想起方枪枪的小学时光就觉得净开会了。也许那一天的会并没有后来的那些会那么花哨，校长也未必狐假虎威地穿军装。但对我都一样，我分不清文革前和文革中大会的区别，都是声势浩大，场面闹猛，学着大人物的口气用儿童语言说话，对小孩来说很娱乐。
那天剩下的一件事就是：我知道了方枪枪同座女孩的名字：吴迪。
第一天放学见到院里高年级的女孩她们就问：你当了什么干部？
方枪枪说：语文课代表。
陈南燕说：那不算干部，就管收收作业，第一批入队不一定有你。
第二天放学见到院里高年级男孩他们问：你是你们班几王？
三王。方枪枪说。
才三王！张宁生告诉方枪枪，我弟和高洋都是他们班大王，汪若海也是二王。
开学之初，少先队还没在一年级建队。老师临时指定了几个班干部，负责上课喊起立，全班排队时整队。那完全是以貌取人，像选妃子一样谁长得好看，讨人喜欢，再有点伶俐劲儿就挑谁。朱老师的目光在方枪枪脸上停了一下，一刹那方枪枪脸热心跳，逼真地想到日后自己在全班面前发号施令的情景，告诫自己一定要果敢、沉稳、勇于负责、不留情面，谁不听话就命令他出队，再不听令就揍他——都想到了——朱老师叫陈北燕站起来，宣布她当班长。
她不行！方枪枪在底下焦急地哨咕。实在没听众，就对吴迫说：她嗓子还没蚊子声大呢，在我们保育院外号“蔫鬼”。
吴迪背着手一声不响。片刻，怕伯地看他一眼。
反正我不听她的，方枪枪悻悻地扭着身子，你也不许听她的。
朱老师要挑副班长了。方枪枪又神采奕奕坐直坐好，笑微微死盯着朱老师。他真的觉得自己长得不错，像不太正经的女人想利用自己的姿色捞取一些好处。
可惜朱老师不识货，看上去并不以为他美，很喜欢地看着吴迪，想了想说：那就你当吧吴迪。
方枪枪卖淫不成，由媚生嗅，怨恨地望着朱老师，心里念叨着：行，行，桌底下踢了吴迪一脚。
吴迪姿势不变，慢慢哭丧着脸说：又不是我愿意的。
方枪枪盯着老师，小声唧唧喳喳地说：那你也得罪我了。
方枪枪，朱老师点他的名，你当语文课代表。
方枪枪弯腰站了一下又坐下，想不领情，不那么容易被收买，但还是偷着乐了，面部豁然开朗，抿着嘴傲然四顾。
“三王”，这是男生里的一种辈分，是靠身体条件和尚武精神决定的一种权力排名，相当于黑道上的三哥。这也是方枪枪因为错觉、歪打正着赶上的一趟末班车。他有几分尚武，但那永远是在假想中，没人针对他动手的情况下。他比他自己愿意承认的还要软弱一些，不是有教养、文明程度高，而是真正的胆怯、女孩子气、怕疼。别人轻轻挥舞一下拳头，内心就受到严重惊吓，立刻想到无条件投降，只是由于吓呆了，反应慢，或是还没来及好意思说出讨饶的话，被人认为坚强、面不改色心不跳。
“大王”——是陈北燕同座的那个头发蓬乱的男孩，黄楼的，叫马青。开学第二天上午头一堂课课间，老师不在教室，这孩子就站起来对全体男生宣称：我是大王。
然后挨个走到每个男生座位前，用手捅他们脑门问：承认么？
说承认就放过去，后脑勺上扇一个脑瓢儿；不吭声的也算默认，也给一个脑瓢儿。
当他走到警卫师的一个叫杨重的孩子座位前，这粗壮的孩子挺身而出乒乒乓乓和他打成一团。这时你可以看出马青是个打架老手，那都不像小孩的打法，一拳一拳照人打去的是半专业的直拳。他还会一点摔跤，扫堂腿德和勒什么的。一个绊儿就把比他高半头的杨重撂在水泥地上，死死压上去，捣米捣蒜一般，很快就听到杨重被闷住的呜呜哭声。
马青爬起来，宣布杨重是“二王”。
他走到方枪枪座位旁，方枪枪已经站起来，如临大敌，思想激烈斗争究竟是勇敢留下来还是一窜跑出去。决定跑了，还没动身，想最后看一眼，看看女孩子们是否都在看自己——脸上挨了剧疼的一拳。也许是他的姿势摆的太模棱两可，还缺那关键的一转身才能理解为跑；也许他太矜持，表情过于空洞因而像是无畏。总而言之，马青误会了，以为他是反抗，径直给了他一击。这一拳打的他像撞了墙，方枪枪懵了，本能地抡起胳膊，想要推墙，看上去像是还手。第二拳是个酸臭儿，鼻涕眼泪一齐下来，眼前一片朦胧，什么也看不清，又是本能地扶住桌面，正好马青上来使绊儿，于是没倒。马青抱着他后腰，左绊右绊，方枪枪两手死抓着桌子，歪了又挺直，斜了又扶正，频频拉动沉重的四联张座位。在桌椅擦地、翻斗桌盖来回劈啪作响和坐在里面惊恐万状的吴迪的尖叫声中，方枪枪眼泪成行屹立不倒，像是宁死不屈很有骨气的样子。
这时上课铃响了，马青松开方枪枪跑回自己座位。方枪枪劫后余生，只觉浑身酸痛，就手坐下，有心大哭一场，又拘着老师已经上了讲台，只好强颜欢笑，背手认真听讲。
下一堂课间，老师刚走出教室，方枪枪原地连身都没起伸臂抱住桌子，歪头盯着马青，那意思是说任你干条计我只有老主意。
马青很开面儿，对一副执拗相的方枪枪说：我不打你了，你去打杨重，你们俩争二王。
杨重离开座位，站到讲台前的空地看着方枪枪：你来。
方枪枪依旧扒着桌子，呆头呆脑地说：我没劲儿了。
从此，他在大伙心目中就是三王，那是他用一顿皮肉之苦换来的。他对同院孩子提起这事倒也有点苦尽甜来的沾沾自喜。
一年级的功课很简单，对保育院出来的孩子更是容易掌握，一些基本的运算法则和常见字都学过，只要细心，考试时拿个双百小菜一碟。方枪枪和一些女生经常并列第一，排名不分前后。他很喜欢语文课本上的课文，一个星期就把那本书看完了。那些课文通篇传授一些小聪明小窍门：乌鸦如何喝到瓶子里的水；司马光怎么救出淹在一口缸里的小朋友。这很合方枪枪的秉性，他就是一个爱耍小聪明的人。这些堂而皇之印在书上的内容更使他觉得小聪明是一个受人赏识的品质。有一篇课文隐隐触动了他的情感，一个叫孔融的小孩在全家吃梨时只吃了一个最小的。作为一‘个小孩他很同情那个小孩，他知道小孩孔融想吃那个最大的，只是不敢，不管他乐意与否他只能吃那个最小的。这与其说是一种美德不如说是令人伤心的现实：没有人让比自己小的小孩。你要想吃到大一点的梨，只有自己先变大，不管哪部分大——都行。
他用老师用剩的粉笔头在合二为一的课桌上给自己划出一多半，在椅子上也画了一道足可容纳两个大胖子屁股的线。他正告吴迪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许越界，谁也不许碰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在这块宽绰的私入地盘上，他可以歪着、趴着、盘腿坐着，怎么舒服怎么来。吴迪只能挺着、收着、斜着身子以一种遮遮掩掩的姿势写作业，尽管这样写字时仍不免胳膊肘越过边界。方枪枪的乐趣就是等到她正要下笔出其不意撞一下她的肘部，使那个字的笔划突然转折。
他经常检查吴迪的铅笔盒，把这视为自己的特权，总觉得她的东西比自己的好。吴迪有过一块暗绿色像果冻一样半透明的香橡皮，被她视为珍宝，总也舍不得擦，十分精心地让这块橡皮保持着完整和香气四溢。这女孩上课时唯一的小动作就是低头拿着这块橡皮在自己鼻子下悄悄嗅来嗅去，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态。
趁她陶醉之际，方枪枪会劈手从她鼻前夺去那橡皮，放在自己鼻下使劲闻。橡皮散发的浓郁化学香气使他飘飘欲仙而且不止一次想吃了它。有时他会撮起自己上唇托住那橡皮，表演给幽怨望着他的吴迪看。橡皮滑落下来，他就会和吴迪一起抢那橡皮，两只手噼噼啪啪互相打对方的手背。吴迪抢到了，就把橡皮紧紧攥在手心里，方枪枪拿过那只骨节伶仔的小拳头放在自己大腿上一根一根掰她手指。吴迪的手指像一群滑溜溜的小鱼在他掌心欢蹦乱跳，总也抓不住人家，有时他就牢牢攥住一只停下来听一会儿课，这时吴迪也不动，和他一起安静地听讲，老师转身写黑板，他们又动起来。
方枪枪急了会掰疼吴迪，吴迪也不出声，一脸严肃和坚忍，那模样会让方枪枪想起小时候的陈北燕，他们同床他掐她时她也是这么一副面孔。吴迪的韧带很长，食指和小指都能反着撅成九十度。方枪枪再往下撅，吴迪的嘴角就会颤抖，眉毛一跳一跳，眼睛变得水汪汪，方枪枪心也就一下软了，放弃争夺松开她。吴迪就会深深低下头，一堂课都在抚摸那只被方枪枪握过的手。
只有一次她当真哭了。方枪枪抢到橡皮并且把它塞进鼻孔里。她一下呆了，盯着那块沾了鼻涕亮晶晶变成翠绿的橡皮眼泪流出眼眶。这时坐在前面的陈北燕忽然回头大声说：你们别闹了。
全班视线都集中在他俩身上，朱老师也停止讲课，望着他俩。过了一会儿，朱老师继续讲课，方枪枪和吴迪仍羞红着脸，久久不能从同谋共犯的感受中解脱出来。
后来，那块绿色的香橡皮不见了。方枪枪走到哪儿吴迪就跟到哪儿，放学回家也一路跟到29号西门，也不哭也不声张，只说一句话：还我。
方枪枪再三跟她解释：我没拿，真没拿。你都让我闻我还拿它干吗？
方枪枪掏出自己所有衣兜裤兜，把书包倒光高举双手：你搜我，你搜我行吗？
吴迪不动，只是重复说：还我。
朱老师出面解决问题，两个孩子都哭了，都坚持，一个说：拿了。一个说：没拿。你一句，我一句，没完没了，显得词汇都很贫乏。方枪枪稍稍变化了一下陈述：你冤枉我了。那位跟着说：我没冤枉。接着又是没完没了的重复。全班同学都逗乐了，一对一跟着学舌：拿了——没拿。你冤枉我了——我没冤枉。好几天大家一见面就是这两句话，几乎成了一年级六班的典故。有一次，朱老师上课前无意问了一句：板擦谁拿了？
全班立刻一起回答：没拿——你冤枉我了。
朱老师也不禁莞尔一笑。
你们也觉得我真拿了吴迪的橡皮？下课时男生聚在一起聊天，方枪枪凑过去试探地替自己辩解，想得到一些同情。
那你哭什么？马青轻蔑地望着他说，你为什么不打她？
我打她了，我推她、掐她、我……方枪枪茫然地凝视着远方。
没看见。马青脸伸到方枪枪脸前轻轻摇动，笑道：那也不叫打。
你们等着吧，方枪枪掳胳膊挽袖子气势汹汹地说，我这就让你们看。
一帮男生笑嘻嘻地嘴里喊着：看打架喽。眉飞色舞跟着他来到吴迪座位前。
吴迪正在和从前面位子回过头的陈北燕对题，不知道一群男生为什么忽然来到自己面前，漠然地抬头看了他们一眼。那视线并没有落在方枪枪身上，只是一扫而过。方枪枪还是被这平静的目光挡了一下，像夏天街头老太大推的冰棍车掀开棉被那一刹，被一股凉意冰镇了一下。这一犹豫使他的动作中断了，意图也暴露了，一种软弱的情感占了上风，他实在不是这块料：坦然地走到毫无防备的对手面前，冷丁出手，劈面一‘记重拳。尽管这对手只是个女生，一个常受他欺负，根本无还手之力的小姑娘，他还是感到一种畏惧，因蓄意侵犯他人引致自己发生的不安全感。
这时陈北燕叫起来：你要干吗方枪枪！
这一叫使方枪枪羞愤难当。强烈的羞耻感使他差不多以为自已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不容耽搁，于是他大义凛然地伸出手，给那坐着的小姑娘光嫩的脸蛋上凶恶的一巴掌。吴迪哭着从座位的另一边跑出去，方枪枪也一下变得敏捷，踩着桌子追上去。
这一手很老练，很像真正的坏蛋的做法——他迅速伸腿在正交替奔跑的吴迪的两只脚间踢了一下。吴迪张开两手向前扑倒，像一阵乱着的风突然停了，四周安静。她的膝盖手肘都擦破了，一脸土，哭得很不好看。
方枪枪走过去看，觉得自己终于清白了。听到旁边有男生喷喷赞叹“三王真厉害”，心里很受用，飘飘然，甚或觉得自己真会武了，走回自己座位时架着膀子一副练过的样子。
朱老师严厉批评了他。吴迪爸爸也到学校来了。那是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军人，可以看出女儿的鼻子、嘴和皮肤遗传自他。
问题的解决是各打五十大板：打女同学不对；随便怀疑同学拿了自己东西也不对。
这个爸爸一看也是个懦弱的好好先生。方枪枪向吴迪道歉后，他也要吴迪向方枪枪道歉。我想我应该用“迫使”这个词。吴迪向方枪枪说“对不起”时委屈极了，我无法形容她那时脸上的神态。
数年以后，方枪枪家搬离29号院，在挪动床时方枪枪看见一块绿色橡皮。他忘了这东西的来历，吴迪也已转学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他以为那是自己的遗物，拣起来闻闻，绿橡皮已经不香了，只有一股呛鼻的尘土味儿。
一年级小学生方枪枪感受到了做一个学生和当保育院小朋友的不一样。很多时候不能再依自己的心愿不假思索地行事了。譬如你不能又喜欢一个女孩又用欺负她的方式跟她玩。那种复杂的情感表达方式是不被周围人所接受的。要么你就跟她好像哥们儿一样，要么你就对她坏像地主压迫丫鬟，必须有个态度像大白天一样清楚。你不能想一套，做一套，心理是连贯的而行为是暖昧的。在这儿，没人关注你的想法，只注重你的行为也叫表现，不管你想什么，只看你怎么干。大家只凭这点评价一个人。
朱老师经常对全班同学讲：你们都不是小孩了。你们要学会对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不能老拿“不是故意的”请求别人原谅。老师看一个同学的好坏就是看他的行为，良好的行为代表良好的动机，不好的行为就是你有不好的动机——雷锋同志能够那么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就是因为他有一颗火热的心“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
就我的印象，朱老师所言不是她个人发明，而是当时的官方观点：动机效果一致论。
都不是小孩了——这提法令人激动，那等于是要求一个人一贯正确，如果做不到，就一贯耍两面派。我相信没有哪个孩子心理能和行为同步，除非你不老实，在某些时刻隐藏自我，那才有可能使自己像个大人——完美的人。
那也不难，不与人的本性抵触，或者说那本来就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我叫它伪善，伪善的说法这叫“积极要求进步”。
方枪枪希望自己具有如下高贵的品质：聪明、勇敢、忠诚。比较可怕的是他假装自己已经具备了这些品质，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更恰当地说是到处兴风作浪。
聪明——就是显配、咬尖、逞能。属我学习第一好，老师提的问题全能答，而且只有我配答，别人都是笨蛋。
每次课堂上老师有提问，他就把手举到天上，肩膀越过耳朵，直到欠起屁股全身趴在桌上，向前斜着身子如同一枚将要向老师发射过去的火箭嘴里连声恳求：老师，老师……
很多次老师让他答了，也有很多次让别人答了。没让他答时他就很不高兴，撅着嘴坐下摔桌子打板凳。别人回答正确他就朝天翻白眼，稍有不对他便回嗔作喜，先老师一步大声批驳：错了！接着嘲笑人家，欢快得胜地向老师举
手：老师老师我会答。
连老师也不得不向他解释：我知道你会答，咱们多让一些没你掌握得那么快的同学回答。好像他和老师一样懂，上课的目的只是教教别的那些不开壶的孩子。
久而久之，班里有些同学回答课堂提问时面向的不是老师而是方同学，答一句在他脸上察言观色一番。他也学会了皱眉和微笑这两种很老道很装孙子的否定和肯定的表达法。
语文课代表负责收发作业的权力使他有机会接触到全班同学的作业本，这使他的嫉妒心和鄙薄心同时大发作，一方面他很难接受确实有很多孩子字迹比他工整页面比他干净，一方面他瞧不起那些不如他的人。
开始，这只是一个情报工作，做到心中有数，该跟谁比该把谁不放在眼里。渐渐，他习惯性地不安分起来。有一次朱老师生病，两天没来上课，那些作业本就堆在方枪枪的课桌抽斗里。闲来无事他拣起翻阅，千篇一律，看得生闷，不由自主信笔批改，该给5分的给5分，该给2分的画个鸭子。没想到这工作给他带来快乐，有一种创作感，轻而易举就使现实迎合了自己。
批完作业，他还沉浸在快感中，忘了自己是谁，大模大样把作业发了下去。发完溜回座位，才恍然大悟，感到紧张，意识到自己胆大包天，做了件越轨的事。
那是该你干的吗？他在内心大声责备自己——他还不习惯自己决定自己同时支配集体，这种当了“主子”的感觉使他忐忑而不是自得。
什么也没发表，同学们一如往常地看到自己的得分或大声遗憾或喜出望外，他们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是方枪枪的手笔或者以为顺理成章：语文老师不在语文课代表代为批改作业——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么？
一些认为自己分低了的同学找方枪枪改分，方枪枪痛快地给他们都改了5分。同学们欢天喜地，方枪枪也踌躇满志，这似乎意味着同学们认可了他的新权力。
干的不坏老方——他在内心大声表扬自己，想象那是老师的赞语：没看出你还真有两下子。
朱老师回班上课看到方枪枪批改的作业，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冷笑两下，一句表态的话也没说。
不说话就是默认了。方枪枪鼓舞自己：立功的时候到
于是，那成了一个惯例，只要朱老师生病请假他就主动出马给全班同学批改作业。
只有陈北燕对他的行径提出抗议：不要验，真拿自己当根葱了。
全班被他用5分贿赂了的孩子都支持他，吵吵嚷嚷地说：就让三王判吧。
我这是临时负责，朱老师回来我还让给她。方枪枪又腼腆又自豪，对大家许愿：我保证不瞎判，让大家信得过。
有段时间，他真的使全班同学都信得过，都高兴，都觉得语文课不用好好学。老得5分都烦了。有舆论要求他判一些4分以示大家还是有区别的。
后来，情形大变。随着拥戴面的扩大和权力的合法化，一种庄严感降临到方枪枪身上，他像一切心灵纯洁的人一旦屁股坐稳就渴望正义，雁过留声，当清官——那意味着严格要求别人、威重恩薄和有错必纠。
他很苦恼，也很果决，对全班同学发生讲话：我觉得咱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都得5分。那不反映咱班有些同学的真实水平，可不可以不那么判了，多少严一点……
同意。没等他讲完，全班同学就一齐用拍桌子跺地板表示支持。他留给同学们的印象是那么没原则，标准低下，就是稍稍提高一点又有什么可怕的？只有大王二王这俩文盲不希望有任何改变，高叫道：我们俩必须老得5分。
好好好，你们俩老得5分。方枪枪一口答应，问大伙：其他同学还有什么要求，没要求我就改了，到时候你们可别怨我。
同意——同学们又是一阵喧嚣，喝了蜜似的个个咧嘴大笑。
经过几天恶毒想象，方枪枪煞有介事地公布了“翠小一年级六班语文作业判分新规定”；他提高了判分的标准，必须是打字机才有可能得5分。另一项主要改革在加大了惩罚的力度，增加了一些新条款——当他想出这些坏主意时禁不住自个先乐翻了。
写错一个字罚抄两百遍(朱老师只要求一百，他涨了一百)。
字面擦脏了，罚抄整页纸(朱老师对此没要求，这是他的发明)。
得了3分的一律罚站，每分10分钟，少1分加10分钟(这更是闻所末闻)。
第一次按照这个新规定判完作业发下去后，全班大哗。平时成绩好一向得5分的同学这时大惊失色地发现自己再努力也只能得4分甚至3分，因为没人能像打字机一笔写对所有中国字，更别说像它那么工整了。那些平时学习成绩就不怎么样，总是得3分2分的同学更惨了，就认识零了，从头到尾看不见一个比它更大的数目。
这可是你们同意的，现在不许反对了。3分以下的同学都站起来。方枪枪神气活现地发号施令，叫大王二王：谁不站起来，你们俩得5分的去拖他起来。
大王二王分头行动，连打带骂，班里同学怨声载道，一站就是一片。
从此，六班在上语文自习课时总有一多半人是站着的。不知道的人路过六班，会以为这班椅子不够或者学生纪律不好。
一些同学如此习惯站着，一到语文课就自动站起来。有的坐着的人实在受不了周围林立的站立者形成的包围圈——那像落在陷阱里——也干脆站着。
很多人学会站着写作业，手练得很长；眼睛都成了下斜眼。
那天，他终于逮到陈北燕的一个错，“家”字没划出那个提钩，当即判了3分，撂下笔喝令陈北燕站起来。
陈北燕不肯从命，还说：你有什么权力罚我——我是班长。
方枪枪拍了桌子，亲自过去拖她。陈北燕岿然不动，他把两手插入她的腋下，等于抱她起来。一松手她又坐下。如是再三，方枪枪只得抱着她站在那儿，膝盖顶着她两腿，陈北燕仍是坐着的姿势，只不过是凌空坐在方枪枪腿上。全班同学都觉得有趣，一片笑声。
陈北燕也笑了，坚持她那个象征性的坐着姿态。
方枪枪也坚持不放下她——大半个身子悬空像是个热心肠甘愿给人当坐垫，一边嚣张地、困难地举起一个手指气喘吁吁宣称：
上语文课就得全听课代表的。
那手指放下来时他感到一阵欣慰，那是篡党夺权分子成功后的感受。
这次他干得太过火了，也不太走运，忘了年级已经给他们班派了一班李紫秋老师来代课，此时正逢李老师进门。李老师推门进屋发现全班的同学都站着，有两个还撂在一起，姿式十分不雅。
干嘛呐，你们干嘛都站着——还有那二位，你们在于什么？
因为他们没有完成作业。方枪枪慌忙从陈北燕身下闪出来，擦着满头大汗说。
全班都没完成作业？李老师难以置信说，怀疑地望着方枪枪：你是干嘛的，班干部？
语文课代表。方枪枪谦逊地回答。
班干部在哪？李老师问。
陈北燕举手。
把全班作业拿上来。
方枪枪和陈北燕交手，像善于运掌的八卦高手几个回合把她挡在一尺开外，转身从自己课桌内拿出全班作业，双手捧着，毕恭毕敬送到李老师的讲台上。搁下还不走，美滋滋地站在李老师身边歪着头和她一起看。
那些作业本都被一支脏铅笔批得乱七八糟，胡乱写着评语：差，很差。只有最上面那本大言不惭地通篇写着：好，很好——优！
这是谁批的？李老师颤抖着嘴唇问。
我。方枪枪两手趴在讲台沿，一脚在后敲着地，还不知趣，丑表功：朱老师不在，我代她批的。
全班同学都看清了，李老师是想把那沓作业本摔在方枪枪脸上，那动作做了一半在方枪枪鼻子尖前近在咫尺停住了，没碰着方枪枪。
方枪枪还是踉跄了一下，后退了半步，一脸吃惊。
回你座位去！李老师像演说中的女革命家一挥手臂，直指下方，头激昂地那么一甩。
你批的？李老师一边摆手让大家坐下，一边显然在寻找措辞以表达自己的感想，她实在是难以择言，丰富的中文一下部失踪了，脑子被第一感想牢牢占据，停了几秒钟后，脱口而出的还是那一句最先想到的大白话：你算干吗地的！
勇敢——那就是在全班同学幸灾乐祸的目光下，一步一步正常地走回自己座位，脸上没有泪水，嘴角挂着微笑。不管多没心情，这笑容是必须的。那是一剂良药，可以在五步之内治愈你的心头创伤，这样当你坐下时会真觉得好受多了，真觉得自己在笑。有时自己的笑容也会感染自己，尽管那在通常、在旁观者看来应该叫无耻。
方枪枪恋爱了。他爱上全校少先队的大头目，年轻的辅导员胡老师。这位胡老师她有一副少儿节目主持人般的标致的娃娃脸，短小玲珑的身材，总是穿着柬腰的队眼系着红领巾脚下一双白球鞋在校园里朝气蓬勃地走动，说起话来尖着嗓子，拿腔拿调，既嘹亮又童声童气。这是一个幼稚化的大姑娘。那种天真无邪的成熟、老练刻意的活泼对孩子发散出一股近乎催眠般的魔力，好像这是上天送给孩子的一件礼物：一个模仿他们、学他们说话、却有着比他们更聪明头脑的玩具娃娃。
人人都想网罗好看的女人进自己家，与她们产生亲密的关系。方枪枪也不例外，他想当胡老师的孩子，那样他就有把握得到美女永不改变的青睐，人人羡慕，那他就与美同在了。想想也是喜人的，全校最好看的老师和我有那么一层特殊的关系，别人都想获得她的好感，我在一旁默默地不为众人察觉地坐享其成。我们娘儿俩守口如瓶，谁都不知道我是她的秘密的孩子。我妈对我也不特别好，跳着班地专门跑到一年级六班批评我，对我要求格外严，别人都看不下去了，但我知道那没事儿。直到有一天，这事被不知哪个快嘴传了出去(必须传给大家知道，否则也没意思)。我再到学校，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变了，我成了全校名人。这思想与其说是爱美，不如说是不劳而获。这么想时他完全把自个亲爹亲妈抛到九霄云外只顾自己。父母在他心目中不是一种不可更动的关系，更像一笔银行存款，是钱就需要增值，他常拿这笔存款去交换他认为更宝贵的东西。
那真是与往不同的感受。大的，成年女人的好看和小的、女孩子的好看给人截然相反的刺激。好看的女孩使人亲近，总要想方设法去欺负一下人家，惹得人家尖叫、大哭，才表达得出自己的喜爱。好看的女人，一见之下便感到畏缩、慑服，人家还没看你一低头先躲开了，远远站在人群之外才敢放腿无比深情地望着人家。心中立誓：从此发奋，完成伟业，不单枪匹马解放了台湾不叫她知道自己的存在。那时候，多年以后，伟大的将军方枪枪前来视察“翠小”，校长老师们都立正站成一排迎接他，将军只向胡老师伸出手，握着她的手问：是小胡吧。她会多么受宠若惊啊。
上队课的日子，是方枪枪的幸福时光。上课铃一响，他的脸就红了，不得不低着头，假装漫不经心地玩什么或者干脆趴在桌上装睡以示他对胡老师根本不在乎。胡老师进来后，陈北燕喊起立，全班同学刷地站起来，只有他，慢慢腾腾，摇摇晃晃，站起来也是三道弯，扭脸看着窗外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以为这才像娇子见了妈。
那是他的特权，别人这样他可不依。
胡老师来上队课是要让孩子们了解少先队怎么来的。那不光是为了好看、好玩心血来潮给孩子搞的化装舞会。早年间，谁也说不清哪位起的头，一帮孩子自个或经过教唆就组织起来了。他们大都是些农村的穷孩子，配备有古老的红缨枪，想着自己是个正经八百的军事团体，给自己起了个名：儿童团。战争年代这个团封锁了各村的路口，检查过往旅客，将可疑人士扭送驻军和民兵队，有点像咱们今天那些见义勇为的好汉子。很多坏人被他们抓住，个别过分热心闹得欢的团员也出过事，被携带手枪的流窜犯击毙。不管怎么说，他们给军队省了心，少站不少岗，也成就了“人民战争”这一说法。男女老少齐参战使我们并不总是兵强马壮的军队托了底。你可以说我们的军队对人民战争抱有一种信念，再添多少坦克大炮，开起战来没有妇女儿童助阵也有点含糊。所以，到今天也不想小孩解散，还叫自己的孩子按军队进行编制，另起了一个名，明点他们一有事时的位置：少年先锋队。
组织上大重视咱们了——方枪枪一帮小孩听到此处，百目交流，心中豪迈：请祖国放心，一旦天下有难，全瞧我们这帮孩子啦。
胡老师讲课很煽情，很有年轻姑娘那种善于营造情调，神秘兮兮，几句话后就扯得很远的特点。
她举着一条红领巾问大家：它为什么是红的。那当然是染坊工人用红颜色染的。
不对。她说，那是烈士鲜血染红的。
为什么它是三角形？其实谁也没见过有人拿一块大方巾或大圆巾扎脖子上。
她有学问，说这是红旗的一角。
这可明白了。红领巾是无数革命先烈血溅上去的，也是个纪念，记着我们今天这日子来得不易。
我们跟着胡老师懂了什么叫象征。那意思就是接着点边儿就拉到一块堆儿，把可能发生的事说成就这么干的。
听胡老师的意思，我们有点孤立，外国人都不喜欢我们。咱们国家有些事还没干利索，好些地主资本家都没消灭光，给人家跑了，在一个叫台湾的海岛上天天磨刀，准备有一天杀回来。世界各地我们有一些哥们儿，都还不太成势，帮不上我们还净盼着我们拉他们一把。
按胡考师所言，我们这儿是个好地方，人间天堂也叫大肥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这仨人都想吃。过去是人家叼在嘴里的东西，现在自个掉下来了人家不乐意。
胡老师另一番话我听着有点不高兴。她说我们其实并不想惹事，想跟人家搞好关系，和平共处。人家不答应，非要我们好看。用胡老师文皱皱的话讲叫：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首先，谁不想惹事了这点要说清楚，好像我们怕谁似的。我们——和毛主席怕过谁呀？
再说这复辟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那就是小孩不许上学，不许吃饭，都去放牛、擦皮鞋、卖火柴。
复辟——那就是地主资本家这些大胖子都回来，从党中央到革命人民“千万颗人头落地”谁也甭提好儿。
这我的就更不干了。合着我们没招你没惹你老实巴交呆在自己国家里，你们还要进来收拾我们，这也忒拿豆包不当干粮了。
胡老师的讲述叫我们很生气。我们容易么？毛主席容易么？领导大伙打了那么久，全国人民才当了自个家的主人，除了毛主席的话谁的也可以不听。
接着，我明白胡老师的意思了，左不过是一死，小孩也要准备豁出去，有需要的话，一齐上，打丫挺的。
红旗需要不断有鲜血漂染才会老那么红的，早晚轮到我们，说穿了就是排队去死。这很光荣，程序也有点复杂，要从小从现在起就开始排，一步步挨上去：少先队，共青团，最后是共产党。入了党，那就算进了敢死队。资本主义复辟，老百姓还能投降，有一线生机，党员——万难幸免。
我是肯定想死的，这也是方枪枪的想法。我们俩都不愿被人从42楼那套两居室的住宅赶出来，流落街头，放牛——我只见过切成小块的牛。爸爸妈妈都是党员，打败了最轻也是无期徒刑，关在监牢里也见不着。敌人来了，还不得先平复兴路这一带的解放军大院。29号的大人都得抓起来，国民党兵站岗，我们也不让进了。翠微小学估计也得清洗，校长抓起来，老师隔一个枪毙一个，我们都开除，全校就剩黄楼和羊坊店的。
这么一想，方枪枪差点哭出来。决不能让资本主义复辟！解放军打光了，少先队上，战到最后一人一枪。防线就设在公主坟，敌人从城里方向进攻，大人孩子一起抵抗，各院的机枪都搬出来，码成一片，上来一个连，扫倒一个连，上来一个营，扫倒一个营。那么多当过兵的肯定不少神枪手。后来敌人增兵了。坦克装甲车开过来了。我爸张宁生陈南燕他爸张宗逊什么的都牺牲了。我也急了，一掀帽檐，抱起炸药包塞到大王马青怀里，对他说：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二王杨重也打红眼了，爬过来说：让我也去吧。我和胡老师交换了一下眼神：那你也去吧。
轰！轰！敌人的坦克被炸毁了，马青杨重也和我们永别了。胡老师眼中含满热泪，我的眼中也同样含着热泪，但是我说：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你嘟嘟嚷嚷自己说什么呢，别人都在写入队申请你为什么不动笔？胡老师走到方枪枪桌前敲他的桌子。
方枪枪拾头凶狠地看了眼胡老师，还沉浸在自已的想象之中，信口说：反正我是不会投降的。
投降谁呀？胡老师问。
投降敌人。旁边的吴迪说，他在想打仗呢。
胡老师笑：我们都不会投降的。现在敌人还没打过来，快写申请吧，下课要收，别胡思乱想了。
胡老师摸摸方枪枪脑袋，向前走去。方枪枪看着她裙子下摆露出的两截儿晃来晃去的鼓溜溜的小腿肚子，一股忠义之情涌上心头：我是不会让你落到敌人手里的。赶明儿咱俩被包围了——你负伤了跑不动，我本来能跑但不跑——只剩两颗子弹，一颗给你，一颗我用，先打死你，最后一枪最后一枪再打死我自已。
方枪枪想完了。本来最后一枪还应该斟酌斟酌，但没时间了，该干正事了，他捅捅吴迪：看看你的申请怎么写的？
吴迪把从方格本上撕下的一页细递给方枪枪：我也不会写，只写了两句：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我也是，只想到这两句。陈北燕回头。
上课不许回头。方枪枪严肃地说。
德行。陈北燕白他一眼。
吴迪探过头：看看你写的。
不让看。方枪枪用手盖住纸，埋头一笔一划地写，都是心里话：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受二遍苦，不遭二茬罪，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铁打江山万年牢，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因此，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少年先锋队。
从写完到交上去，方枪枪都被一种陌生的情绪所控制，有点像骄傲，但没有看不起人；有点想死，但又不害怕；觉得自己很大，又像是全卖给了谁。这感觉我管它叫找不着北。
那天晚上，方枪枪真的做了个29号被占领的梦。来到不知是哪国的部队，戴着钢盔蹬着短靴手里端着卡宾枪。全院枪声响成一片，办公区、保育院大楼都着了大火。李阿姨老院长和大部分小朋友都被俘了，用绳子拴成一大溜糖葫芦似的低着头一个挨一个走。敌人很多，也很凶，他没敢像白日梦中那么英勇地战斗，而是像一只老鼠在烧成废墟的保育院一堵墙断墙下东躲西藏。他手里拿着一只驳壳枪，射程有限，子弹像水一样浇在敌兵身上弯弯曲曲，效果也不理想，被浇了半天的敌兵也不痛痛快快死去，只好以为他们死了，反正我打中你了。后来他被一个大黑个子敌兵用卡宾枪指使了。他吓哭了，真的怕了，打心眼里不想死，跟人家商量：这次你放了我下次我也放你。看这人不好商量，心一横，举起双手：我投降，投降还不成吗。我真不是共产党，只是个少先队，也是他们逼我入的。敌人真不是东西，要不说他们坏呢，我这么求他们，他们还是给了我当胸一梭子，打得方枪枪满身穿孔。他是既丢了人也没保住命，满腔怨恨躺在地上。被子弹打中的感觉真是火辣辣的疼。方枪枪这份后悔呀，好好的我打什么仗啊！我小孩敌人来了最多抓去受受教育，哪就都给杀光了，总得留几个人给他们干活。早知今日，放牛也是好的。这下瞎了，彻底玩完。正在极度痛苦极不甘心之际，他发现自己没死，还能喘气，不由大喜过望：原来子弹打不死我，太好了太好了。方枪枪卧在自已的梦境中窃窃私美：我怎么这么神啊，有这么一特异功能我也就没什么好怕的了。这时他已经醒了，仍谨慎地合眼装死，心情还在杀场上，生怕搞错了被敌人发现补一枪得不偿失。他深谋远虑地想到保密，到学校也不能泄露出去，免得大家觉得他怪，敌人跟他打时也会格外较真儿，千方百计弄死他。当他彻底醒过来，十分感谢生活，那股劫后余生死而复活的庆幸劲儿久久难以消失。
接着，他想起自己曾经投降过那事儿，懊悔不已，恨得只想抽自己一顿嘴巴子，那么张狂在班里欺男霸女的一个三王，关键时刻掉了链子，不管怎么说都是挺现的。他想再有枪口指着我，我还会不会求饶。想了半天，答案是：还会。
一个梦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挺怕死的一个人。
第一批人队名单公布下来，没有方枪枪。陈北燕吴迪等一干班干部榜上有名。入队仪式很隆重，升了国旗，有鼓号队捧场。被批准入队的孩子站在前排，辅导班的高年级同学跑上来一对一地给小同学系上红领巾。我们班的辅导班是五年级六班，在一起过过两次队日，大孩子带小孩子玩，神哨一些大道理和扯蛋的事，算是革命领路人。
张宁生张燕生的二哥张明是这个班的少先队中队长，很高大很敦厚的一个少年，一见方枪枪就问，你是29号的吧，跟我小弟弟是保育院一个班的。
方枪枪点头。
他又说：我跟你爸爸打过乒乓球，他老赢我。
说完他笑了，笑容极其灿烂，方枪枪也笑了。一是听到了父亲的消息，觉得那个人生动了一些，活在自己周围；二是觉得在少先队里有了人，一个高年级的中队长认识自己，那说明我跟少先队也不是素无瓜葛，也跟其中一些干部走得近。舍此，仅仅一个大男孩这么老朋友似地和自己讲话也使他感到脸上有光。
现在，这个少年在给吴迪系红领巾，之后，二人笑眼相望，互致队礼。方枪枪再不能说自己跟他最好了，人家俩人都系着红领巾，更像是一伙的。
方枪枪偏脸踮脚往别的班看，高洋张燕生也戴上红领巾，正在向两个高年级辅导班的女生行礼。那两个女生中有一个也是29号的，保育院李阿姨的女儿，也姓李，叫李白玲，像她妈一样是个大高个。方枪枪在学校操场看见过她打篮球，胸脯已经发育了。在场上跑起来一颠一颠的，外号叫“拍子”。
授完红领巾，这些新入队的孩子又集体宣了誓，另外站了个队，被胡老师领着单独去过队日。其他没入队的孩子就解散了。方枪抢以为胡老师会对他们讲讲话，鼓励鼓励他们。根本没那回事，她头也不回地带着新队员走了，撇下方枪枪他们像菜店挑剩下的堆儿菜。班级老师走过来告诉他们没事了，可以提前放学。
方枪枪回到保育院附属班。一溜房间空空荡荡，窗影一个个照在地上，方枪枪他们几个提前回来的孩子散到各个房间也都不出声像整栋房子依旧没有人。
那是职工平房区挨着院墙最后的一排，两头砌墙，围成一个单独的小院。十几间房子都打通了门，形成一条长长的走廊，从这一头可以看到另一头。每个小房间或者叫小隔扇里沿墙架着凹字形通铺，里边几间女孩住，外面几间住男孩。很难说住在这种格局的房子里是什么滋味，有点像住在过道里，经常有人来来往往，躺在铺上就可以跟过路的男孩或者女孩聊天。平时一天到晚都回荡着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和很多说话声的回音，这些声音会一直跟进你的梦里，使你经常处于分不清梦境和现实的边缘状态。
孩子们上下午都在学校，唐阿姨就靠着窗户打毛衣，一边走针一边打哈欠，打着打着就歪在那儿睡一会儿。有时她去飞机楼串门，有时回家转一圈，有时干脆爬上随便哪个孩子的铺蒙头睡一整觉。方枪枪有一次放学第一个回来，都快下午四点了，唐阿姨还在睡，盖着方枪枪的被子，鞋也没脱，蹬在床沿儿上。方枪枪在她脚边闷坐半天，她才如梦方醒，张着嘴流着哈喇子，受了惊似地问：啊，你们都回来了。几点了？
都快五点了。方枪枪跪上床叠着自已被子，闻闻被里。
我觉得没睡多一会儿。唐阿姨扭着笨重的身躯下床，走出去还一路打着哈欠。自从她生完孩子后就没瘦下来，老像还揣着一肚子东西似的，胳膊腿也见粗，原来一个营养不良的小姑娘现在整个一个胖大妈。倒是生完孩子脾气好了，不那么总跟大伙过不去了。也是，自己有了孩子也该积点德，有几个像李阿姨那么没人性的。再说，我们也大了，觉悟都高了，在这个附属班也有点临时寄养的意思，你再混闹，也没人吃你这套。一二年级的孩子嚼情起来也是一套一套，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唐阿姨已然说不过我们，比她七八岁时懂得多多了。这样，唐阿姨也时常培养自己的脸上有点笑模样，看得出她有心跟孩子们和平共处。
我不恨胡老师，方枪枪躺在铺上想，我要是她也不会同意方枪枪第一批人队，应该注意影响，尽管她——她他妈当然不是我妈——我别在这儿乱想美事了。方枪枪郁闷地翻了个身，抠出鼻涕抹在墙上，继续寻找理由，以安慰自己这是个正当的挫折。
虽然那件事进行得很秘密，秘密到只发生在梦中，但性质是一样的，还算叛变。作为一个在梦中叛变过革命人，也算历史有了污点，没资格像那些清白的女生第一批入队。那也很不明智，因为冲在第一虽然立功的机会多，同样叛变的机会也多。我别再考验自己了，事实已经证明我受不了和敌人面对面给人拿枪顶着那份惊恐。一次没打死，二次不可能再有那种好运了。谁能证明自己老是防弹背心，谁敢冒这个险？
可是我不想脱离革命队伍。方枪枪脸捂着被子大声哽咽，一口口吞咽，喉咙咯咯作响。
也只有找份司令部的工作了。躲在后面，看看地图，打打电话，举着望远镜看同志们冲锋，等山头拿下来，敌人死光了，再骑着马上去，又英明又坚毅。也许我的才华就适合在后边指挥大家。可一枪没放从没表现过人家能选我给大伙当首长么？这么一想，又很绝望。
再说一部队在前边打的都是陈北燕吴迪这些女兵，男的都是司令，这部队打得过谁呀？司令部最后给人端了也不是没可能。那时会更糟，我这么大官给人逮住，再轻饶不了。我要遭多大罪啊！想不叛变也不可能——只怕叛了变也难逃一死，顿顿暴打，手下党员都招出来了依法审判还是枪毙。
怎么这么难。方枪枪被自己的思路逼进了死胡同，泪干在脸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脑子里萦绕着两句心声：其实不想留，其实不想走……来回打转，再不能思想。
远处门一响有人进来。那是唐阿姨。她大概是在哪儿玩够了，踩着点儿回班。听着她嘴里磕着瓜子，哼着小曲，恩恩呀呀地往里走。
她没想到班里有人，看到方枪枪哆嗦了一下，手捧瓜子，张着星星点点的嘴唇，一时无言。
你回来啦。她噎着似地问，接着一个接一个地打起嗝儿。
方枪枪思想仍处于瘫痪状态，身体也不受支配，眼神空洞望着她，脑子里仍是那两句矛盾的车轱辘话：其实不想留，其实不想走……
都回来了——呃，唐阿姨伸脖往里边房间看，还是就你一个——呃？
其实不想走，其实不想留……
你们今天不是入队吗——呃？她盯着方枪枪脖子，恍然大悟，没入上——呢，还有谁——呃，没入上？
她开心地往里边走，看到谁就叫谁的名字：
许逊——呃。
于倩倩——呃。
杨丹——呃。
唐阿姨转了出来，隔儿也不打了，掰着手指头数：入了5个，还有7个不是。
方枪枪也终于摆脱了那两句恼人的鬼话，转动着眼珠，长出一口气。
为什么？唐阿姨拿出那股家妇劲儿，热心地凑到方枪枪跟前，你不也是班干部，一直说都有希望。
于倩倩哭哭啼啼蹭出来，靠着墙框子：他的申请是我们班最好的，胡老师还当着我们全班念来着呢。
怎么回事？唐阿姨一屁股坐炕上，盘着腿，兴致勃勃，你应该多找老师汇报思想。
她们……她们不听刘主席的话。方枪枪想着说她们先发展女生，一脱口说成这样。自己也不知哪儿跟哪儿，刘主席说要搞全民队，所有小孩都可以入，她们不听，她们不对。
刘主席说过这话吗——刘少奇主席？唐阿姨屁股为轴，搬着腿车转身去看墙上和毛主席画像并排贴着的隆鼻大眼的刘主席。
不信你问高洋，他说的。我就信了，所以不急了，反正都能入，就不表现了，哪想她们还分拨，要不我也是第一批——都是高洋害的。
方枪枪顺嘴说，沿着语言的惯性说一句想下句，说到最后也说圆了。自己也信了自己的话，柳暗花明地猛醒：原来我吃亏吃在这儿了。
这就不是别的问题，还得说我老实。方枪枪心里登时充满真实的委屈：今后再不相信别人了。
那年我7岁，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世界在我眼里只是公共汽车一站地：公主坟——翠微路。我以为天下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兵营，男人都是军人，女人都是老师和医生，小孩长大了也都要参军。
我是少先队员、班旗手、学习委员、副中队长，三王。学习成绩优异。
我不爱自己的父母，家庭观念也很淡漠，习惯集体生活，自己洗脸，自己刷牙，自己抢饭吃。你可以说我很独立，很会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盘。
我的偶像是胡老师。梦中情人是陈南燕陈北燕姐妹和吴迪。但我一次也没有勃起，前一个只是单相思，后三个都曾追打。
没人跟我过不去，我也没有迫在眉睫的难事。除了李阿姨那一脚让我吃过大亏，我的一切危险和生死考验都发生在梦和想象当中。梦中的历险丰富了我的感情，使我变得少年老成、色厉内在。
我信仰共产主义，那东西很具体，是一个类似购物中心的大厦，有形形色色的饭馆、超市和游乐场。每天黄昏放学，看到铺满金光的复兴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就想那大厦正在这条路某—‘头搭建，我这辈子肯定赶得上建成开业。
那年从始至终，我的家乡公主坟一带都是一派无动于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教室里没暖气，只有一个烧着烧着就会自动熄灭的煤球炉子，我坐在后面穿着棉鞋也冻得要不停跺脚。从那时起我的后脚跟就年年长冻疮。教室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挂着长剑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们常常拼掉冰溜子的尖儿当冰棍吃。
我的耳朵也长了冻疮，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种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护耳。我有—顶“坦克帽”。那是民品厂仿军品生产的童帽。说是坦克帽是儿童的误称，那帽子额头有两个铁皮风镜装饰更像战斗机‘飞行员的帽子。这帽子冒充皮帽，其实是人造革，里面一层栽绒，戴上倒不难看，好像懂点技术似的，只是一点不保暖。
我的棉袄是件花棉袄。说它花，是指补得五色斑斓，不是真有一朵朵美丽的花。那是我哥哥穿小的。我的罩衣和裤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裤腿接了一圈圈颜色相近的布像铅笔的橡皮头，领子膝盖屁股这些老摩擦的地方还一块块钉针脚密实的大补丁，搁今天不用化装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饭，准有人给。印象里穿过的唯一新衣服是一件三个口袋的灯芯绒上衣，颜色忘掉了，有一粒粒硕大的有机玻璃扣子。那布很结实，摸爬滚打也不破，可以发给侦察连的战士当作训服。我想这大概是当年刮起的一股穷风。衣衫槛楼破破烂烂成为一种美德化身。这本来是报纸扯的一个蛋，但那年头，全国人民为了紧跟什么都照过了弄。你袜子破，我浑身上下没一件整衣裳，看谁穷得过谁。时尚嘛，以贫骄人。我这已经很奢侈了，还有罩衣里边还穿裤权背心。我见过惨的。玉渊潭湖边有一所罗道庄小学，学生都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的孩子，一到冬天他们就空心光板只穿一件黑棉袄，放学出来黑鸦鸦一片像群落了地的黑老鸽。每当读到毛主席那一著名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罗道庄小学同学们的身影。知道的是放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暴动了。
鞋子、春秋天主要是布鞋和球鞋。布鞋俗称“懒汉鞋”，大约因为不用系带，蹬上就走。布鞋有灯芯绒和布面两种，鞋底又有塑料底和轮船底之分，塑料底还有白塑料和红塑料的区别。最受小孩青睐的布面白塑料底，那很衬脚，又瘦又扁，鸭子嘴似的。那些大一点的，已知风情的，不那么正经的孩子更爱穿“白边儿懒”。那就像今天妓女酷爱的黑丝袜，走在街上有一种求爱的暗示。
球鞋基本上是军用球鞋。半大的男孩穿着它打球、上学、跑路，很多人连袜子也不穿，所以臭脚很多，夏天教室里的公害就是阵阵袭来的军用球鞋沤出的臭脚丫子味儿。能和“军球”有一拼的是一款“回力”球鞋。那是高级名牌，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文革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和衣服一样，很少看的到谁穿新鞋，那时做鞋的好像都改行补鞋了。孩子们的脚上永远补着—‘块块犹如无知圆眼睛的皮子，磨歪的鞋后跟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像马队经过。
皮鞋只有坏孩子才穿。流行的是所谓“三接头’，三块皮子缝的，牛背上的皮缝在鞋尖，牛肚子牛逼皮缝在鞋腰和鞋帮上，后来形容徒有其表的人物常说是“牛逼皮做的”。这款式也是源自军用品。最高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将靴”，发给将军的半高腰靴子。这东西很珍贵，理论上只应将门才有，那也不过干十双。社会公认，穿这鞋的人要么是高于子弟，要不就是大流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路子弄着。这鞋对一个人地位的肯定是今天任何一种名牌服装比不了的，相当于一辆加长卡迪。校官靴头不那么扁不那么尖，意思就差多了，像金戒指，俗且滥，穿上也就是一奥迪。
时代的变化正是从服装的变化显现出一些迹象，使人回想起来似乎早有先兆。春天的风沙像往年一样遮天蔽日地从西北高原刮来，解放军像大地的草一夜之间由黄变绿。他们换发了新军装。与过去那种温暖的黄比新上身的这码翠绿显得格外娇艳、晃眼、透着新鲜，像是夏天整整一个季节提前到来，时间关系跳了一下，人眼心理上都很难立刻习惯这种颜色的嬗替，都不像过去我们熟悉的那支正规军，而是另一支新开来的民兵。
这时我才发现他们的军衔早已都被褫夺了。帽子上不再有蓝底嵌金“五星啤酒”盖儿似的圆帽徽，领章上也不再缀着能分出阶级的银星，男女老少一律三块红。不知道都怎么想的，把兵这么打扮，这些人是要去打仗的，远看一片柳树林子，近看一帮邮差，谁还怕他们？再说，那时十里八店城里乡下就剩当兵的穿得还有点人模样。这么大国家，这么多人口，纯为面子，也得有摆设，有门脸。不能一国人都跟土鳖似的。
军队的换装。为日后的流行创造了条件。军装风靡全国固然有新兴起的红卫兵寄托他们可怜的忠诚和嗜血愿望的原因，但在我们那儿，那也没什么象征，只是各家各户节省布票的便宜之计。都是好东西呵，那么结实的咔叽布，还有黄呢、马裤呢、咔叽、柞蚕丝，压箱底太可惜。真正的流行是普遍的贫困和短缺，小孩一旦窜个儿只好捡父母的衣服穿。很多工人家庭的孩子一年四季穿他们父亲的工作服。那是一种非常结实的粗蓝布，可以鱼目混珠冒充牛仔布，这里叫“劳动布”的。小职员的孩子有穿中山装的，样子十分煞有介事。
学校五、六年级很多男生穿了军装来上学，挽着袖子，免进去整幅下摆，仍显得肥大，瘦小的人全身正面只有四个兜。不少旧军装的肩膀和领子还有刚摘下肩章和领章痕迹，那一小长方块比别处新。他们的表情还不是很自信，被人盯着看还有些羞涩。就这样，他们也显示出了一种力量。全校做操时，一眼望去也是一大片，黄灿灿的，无端就有些热烈的印象。
那年我大部分时间在读书。我读了张天翼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格林童话和安徒生童话的一些片段。书是借吴迪和附属班里那些高年级同学的。看完我爱给班里别的同学讲，记不住的地方就随便发挥，同学们都觉得我是个知识渊博的人。
格林和安徒生的童话我觉得太残酷，小红帽就那么给狼外婆吃了，卖火柴的小女孩就那么给活活馋死了，我不明白他们这么写是什么意思，主题在哪儿？那种悲伤是我拒绝的情感，与我硬朗的追求不符，只觉窝囊。相形之下，我更喜欢张天翼那类明显在于教育，明辨是非，只有好人坏人，感情淡漠的东西。那和我们课堂上一贯学的意不在冶情，只诉诸理性的东西一个路子。故事中那些超人性的内容：兄弟相残，有钱=堕落，我也不在乎，当它是必要的戏剧性安排，倒也不去费心想其中的微言大义。
老实说，张老师的童话很多时候我是当菜谱看的。我在发育，非常容易饿，特别留意大林他们那些坏家伙都吃进肚了什么好东西。那个可以随时变出一桌酒席的“宝葫芦”我很念念不忘，明知那不值得追求也情不自禁心想往之。张燕生他们三班那个矮胖戴眼镜的班主任外号就叫“猫老师”。每当听到有小孩在喊：猫老师爱吃鱼，一天只吃一块鸡蛋糕。一块鸡蛋糕……。我便想这“一块鸡蛋糕”望眼欲穿。
和那些坏人比，我吃得太简单了。鸡鸭鱼肉基本不认识，更别提山珍海味，我压根不知道那是在说什么。每天每的白菜豆腐却也不利于培养一个小孩的男子气概，那会使他软弱、不开眼、逢请必到。谁愿意来这世上走一遭嘛没吃过嘛没喝过白不毗咧的跟羊一辈子似的。吃一顿好饭是我幸福概念中无比重要的一环。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我的人品，更不乐意宁死不屈，很希望被敌人抓到，都不用使美人计，只要“鸠山设宴和我交朋友”，这朋友没准我就交了——动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心。
张老师的童话给我大约是这么个影响：坏蛋净吃好的。要吃好的，只有当坏蛋。充分理解有些人铁了心当坏蛋的苦衷。
《鲁滨逊漂流记》给我的印象就是这人大倒霉了。给我一万两黄金，我也不坐船海上漂去。
那天下午我正在给全班同学讲故事。这些日子下午老师总是去开会，又不许我们放学，作业做完了，我就被公推到讲台前讲我新读过的故事书，也是群众自娱自乐的一种。
我正讲到鲁滨逊走进一个山洞，听到里面传来巨大的喘息声，头发吓得“一下都竖起来了”。我把头发弄乱，借坐在前排的杨重的军帽虚顶的头上，对大家说：就这样儿。
朱老师走进来，打断了我的叙述，叫大家马上集合，到警卫师礼堂听传达重要文件。
我记得自己还问朱老师：还回来吗？
朱老师说不回来了，叫我们都带上书包。
很多同学一边收拾书包一边隔着座位问我：谁呀？谁在里边？
当时我是知道答案的，但到今天也忘了，怎么也想不起来谁在山洞里了。
那天下午阳光很强、走出教室脸上就出汗了。操场上乱哄哄的都是小孩的说话声。体育老师嘴里叼着哨子一阵紧似一阵地吹。
一面面队旗迎风飘扬，在辽阔的蓝天下像是自动行走有生命的东西。一眼看到连绵的山坡栽满松树像是大地之嘴长出的连毛胡须。有潮湿微腥的气息随风吹来，那是山坡后八一湖水的味道，光闻闻心中也会生出一小片清凉。
校墙外的小路暴土扬烟，一行行人头挤得满满的，都是后脑勺。下雨天汽车轮辊碾出的辙印干成一道道硬沟，一脚一片疙瘩包，心里格硬。两边是墙和墙窄窄的影子，一些垂着毛茸茸穗子的青草长在墙脚阴影里。一个女生的鞋被踩掉了，一溜孩子挤成手风琴，发出一连串不谐之音。
警卫师和我们小学一墙之隔，走到那里并不太远。冬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到这个院的礼堂过队日听报告看电影，心理上把那儿当作我们学校的专用礼堂。
那是一片无人地带，只有礼堂一座建筑像座城堡孤零零立在很多路交汇处的空地上。很多杨树柳树远远围成圈高高大大的站着，很多知了在叫。礼堂前小广场的方砖地在烈日下泛着白晃晃的光，踩上去就感到眼晕脚板发烫。这个师一向这么安静，不知道部队都藏在哪里，总觉得应该看到很多兵在练武才是。杨重一进他们院就神气，指着远处一座露出窗户的楼说那是他家。你们家有枪吗同学问。光有手枪他说。能到你家看看吗同学恳求。我妈不让他干脆拒绝。
一团团吊扇在阴郁的高空旋转，那一片穹顶都模糊了，看不清图案和灯罩的形状。一个圆突然有了轮廓，叶片忽隐忽现，清晰了，沉重了，分成三枝，稳当地停住了。很多小于从座位伸出，指着半空，说：停了。
舞台上很明亮，人脸像涂了油彩浓眉大眼。讲台上携刻的那个八一军微颜色古旧，校长坐在后面只露出一颗小脑袋瓜，像个体儒。他的声音很撞耳，从前后左右分裂着传来，好像他有三头六臂。每一个字都清楚，但合在一起听不懂。胡老师很鲜艳地拎着暖瓶从侧幕条出来，前去给
他倒水，像京戏中脚步轻盈的小花旦。
坐在一头的朱老师在批改作业，架着腿在搁在膝上的一撂作业本上飞快打着红勾。
我们这一排同学都睡着了，整齐地低着头，像是集体默哀。我也是一个哈欠接一个哈欠，东张西望，后槽牙和嗓子眼都给人家看到了。
坐在前面的陈南燕打着哈欠回头看，皱眉挤眼十分难看。
我大概是睡着了，因为我出了礼堂门，站在太阳地手挡凉棚四下张望。我来到八一湖边，下水游泳，居然不学也会，像爬在一个大气囊上动手动脚。陈南燕也在水里，站着不敢游，我对她说：你瞧我你瞧我。心里觉得自己聪明，什么都不学就会。只是不凉快，后背还是晒得滚烫。这样就失去游泳的意义了。
我一下醒了，满嘴哈喇子，只觉满屋人都在嚷嚷，声浪刚歇，也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胡老师一脸幸福地站在台中央，歌唱家似的挽着手端在胸前。镇静了一下，觉得肋骨疼，狰狞着嘴脸问身边的陈北燕：你捅我腰了？
朱老师让的。陈北燕说。
我去看朱老师，只见她闭眼抿着厚嘴唇使劲一摇头，像是撤尿时打的那种机灵。
同学们都醒着，看着台上。校长也站着，男女声二重唱似的与胡老师并排，同样喜形于色的样子。
胡老师忽然又喊：共产党万岁！
这下懂了。我也连忙捏紧小拳头，举过头顶，埋头低吼：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誓死进行到底！
这可要人命了，我们哪有能耐把这么长的口号一口气连贯下来，其中还有没听过的新词。于是大家七嘴八舌自己断句，像集体背诵课文，有点大舌头，中间乱成一片，句尾一齐高上去：
我们一定要，把毛主席亲手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事进行到底——。
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喊到后来更是一头雾水，只求发音上尽量一致。反正一两干人，嗡嗡一片，含糊其词也没人在意。
接下来是唱。胡老师两手放在空中，垫着脚尖，木偶一般僵硬在那儿，音乐一起，上身一惊活了起来，有力地来回摆着双手，像是教鼓掌，又像是要抱谁，手中间有一老粗的东西使她合不拢手。
我们腆着小肚子顶着前排的椅子背，托着丹田，摇头晃脑放声高歌：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边唱边互相笑，笑的是台上的校长。他也打拍子，单手，一把一抓像是有个苍蝇在他眼前飞。胡老师年轻妇女，活泼点正常。他半大老头子，在台上载歌载舞有点像出怪。他离麦克风又近，偶尔一句突然放大，所有音都不在调上，像是横窜出一句旁白，引出台下同学一片笑声。
文化大革命——好哇，听上去像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大汇演。文化——那不就是歌舞表演嘛；大——就是全体、都来；革命——就是新、头一遭，老的、旧的不要。这下文工团该忙了。
你跟着瞎高兴什么——我真想朝台上美得屁颠颠有点老不正经的校长大吼一声。节目还没开始呢，你就乐成这样——装的吧？
你说什么？我扭头问陈北燕，听见她在一旁嘟囔。
我说毛主席怎么那么了不起，陈北燕在一片歌声中大声对我说，所有主意都是他出的。
那当然，我对陈北燕不屑对毛主席很佩服地说，他多份儿啊。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我哼着小曲往外挤，扒拉着同学的腿。
哪儿去？朱老师边唱边横出一条大腿挡住我。
一号，我指指自己下边，憋不住了。
朱老师放了我，我边走边唱，走过没人的前厅，走进一股骚气和药水味的厕所，站到小便台上，解开裤扣，边等边拼着力气很抒情地唱完最后一句：……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这才不再吭声，低头集中注意力尿尿。
出来了，它们一窝蜂出来了，我感到幸福。
这泡尿很长，没了，又冒出新的一股，断线，接茬儿又续上，只要放松放松再放松，它就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接着三二三四四二三四。这时旁边便坑间一阵水响，站起一个胖大中年妇女，目视前方坦然自若地提裤子。我慌了，又走不开，扭着身子说：这，这这不是男厕所吗？
这是女厕所。中年妇女开了小门出来，低头退步好像怕丢了什么一路逡巡着往外走。
我也没尿了，跑到门口看牌子，分明写着男厕所，心中愤愤不平，追着那妇女喊：你进男厕所。
那妇女稳稳当当迈着鹅步，头也不回望着天说：这儿不分男女。
他妈的！我心情败坏，这警卫师也太乱了，还有没有王法。
全校同学一哄而出，所有门大开，无数孩子在奔跑，像是礼堂塌了顶。我随着人流出了礼堂。外面仍是满地孩子，急急作鸟兽散。我看到我们班的同学也分成仁一群俩一伙向四面八方逃去。我在台阶上找陈北燕，她应该拿着我的书包。29号的孩子经过我身边不是扇我一脑瓢就是弹我一脑钵儿。我和他们打，红领巾被揪散了。飞起一脚踢在高洋的屁股上，落地未稳被张燕生下了一绊，跌跌撞撞两手几乎挨地一头顶到正下台阶的李白玲后臀尖。
“讨厌！”她骂。刚要踢我，认出我是同院的孩子，一扭腰走了。
你回院吗？刚刚走出来的陈南燕问我。
我等你妹她拿着我书包呢。
那我们先走了。她和杨彤并肩而行，老是右脚在前，快速搓步一级级下。等在树荫下的杨丹迎上来，跟她拉着手，三人一起走了。
方超和张宁生从另外一个门出来，没看见我，三窜两蹦，袋鼠一般跃着，简直飞走了。
于倩倩和许逊出来，知道我在等陈北燕，陪我一起等。
我说不用。他们说没事，愿意。
陈北燕和吴迪一起出来，十字交叉背着她的和我的书包，像个女卫生员。
等你半天，她见我就嚷嚷，也不回来，以为你掉茅坑里了。
你就替我背着吧，算我赶了一匹马，得儿驾喔吁长得像驴。
陈北燕把书包带从后猛地套我套子上，差点我一口气憋死。
杀人啦，我喊，有人暗害革命干部。
你替我背。我把书包套许逊脖子上，他把书包扔地上。
我盯着于倩情，一转脸把书包套吴迪头上，跑开指着她说：不带扔的。
可是我只能替你背到你们院门口，吴迪也把书包十字交叉背着，一手托着一边走着说，怎么那么沉啊。
我们五人边玩边走，走走四周就没人了。路边的柏树丛又高又密，视线也都给挡住了。回头看，礼堂也不见了，京西宾馆倒像是很近。
这是哪儿啊？大家觉得有点迷路，但天还很亮，也不害怕，管它是哪儿，朝前走吧。
怎么这么臭，什么味儿这是。又走了不远，前边出现了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空气中充满腥臭的气味，还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哼哼，且数量众多，很放肆很无耻的一大帮。
陈北燕吧嗒吧嗒书包拍着胯跑在前面，率先爬上一个高坡。我认为那是一个粪堆。
猪。她一声尖叫。
我们一齐奔驰，个个眼中都有狂喜的神情。
在一间间一半覆瓦一半露天有点一室一厅意思的圈里，我们看到肉片和丸子生前的模样，也是一张张生动、五官俱全的脸，脚小点，脖子短点，身体胖点，走路不太抬头。也是一大片居民区，像我们一样过着集体生活。每家里有母亲、孩子和一些成年亲友，大部分是黑人，也有不少白人，大家和睦相处。
畜生们在吃饭，也不知算哪顿。它们头挨头挤在槽子前，吃得很专心，吧唧吧唧一片山响，小尾巴在浑圆的大屁股上甩来甩去，看得出来。这是它们的欢乐时光。可是槽子里并没有什么有营养的佳看美味，只是一些腐败的灰白色臭烘烘的汤汤水水，连粥都算不上，这可不是打发—个胖子相称的伙食。我没想到猪居然这么好养、随和、无怨无悔，认真地过每一分钟。它们的粪就拉在屋里，有干有稀，猪腿和蹄子在上面踩来踩去，一些吃饱喝足的家伙直接就睡在屎里，袒胸露怀，放浪形骸，瞧那德行还挺开朗，小眼睛里一副及时行乐得意劲儿。
猪们的超然作风使我们觉得很逗乐，几乎有点爱上了这些没脸没皮的东西，觉得它们天真厚道。
明儿就吃了你们，我们指着最肥的几只大猪喊。
它们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照旧哼哼卿卿地散步、进食、晒太阳。我们拣石子儿往它们身上扔，砸它们，它们也躲，也不高兴，尖声嘶叫，但还是一眼不看我们，你可以说它们也有一点自尊心。
我们一路打过去，女孩也奋勇投掷，打得一圈猪叫，骚动不宁。我们不许它们这么安逸，见不得好人一生平安。
一个穿着雨靴、挂着皮围裙看着比猪也没干净到哪儿去的兵闻声跑出来，手里拎着起粪的铁锨，大叫大嚷：你们欺负它干什么？它招你们了？
我们就跑，边跑边继续往圈里扔石子，嘴里大喊：臭，真臭！
那个饲养员仍在后面喊：抓住他们剁手。
我们穿杨渡柳，一直跑到马路边才停住脚，心情无比兴奋，好像历了次险，大大开了眼，见识到了一种异国风情。那时红日西沉，天上也出了晚霞，我们发现已经过了公主坟环岛，对面就是京西宾馆。京西宾馆好几层亮了灯，马路上既无车也无人，像荒原一样辽阔沉寂。那也不过一站路，我们却也走的伯了，连跑带颠。于倩情和吴迪要撒尿，恳请我们等她们，我和许逊嘴里说等，边走边退。她们并排蹲在地上，很凄惨地喊着我们：等一等等一等。一声声带着颤音的呼叫在分分钟变暗的天空下清越地传进我的耳朵。
我们走到29号北门，向站岗的战士求情让我们进去。吴迪见我们要抛弃她，急得想哭。我们带她一起进了我们院，陪她走到西门，站在那儿看着她独个穿过翠微路，暮霭中她小小的身影一直在树之间飞跑。
烈日炎炎下悠闲自得的猪群是那天最鲜明的印象。日后一想或聊那天，情不自禁冠名以“看猪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