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可波罗在华身份刍议
在逐项考订马可波罗有关乃颜之乱的记述之后，这里不妨作一番整体上的评论。
综观国内外史籍对乃颜之乱的记载，《元史》本纪和《史集》仅记其大事梗概，其他多半散见于参与平叛作战将士的碑传中，而且或为片言只语，或为侧重于传主事迹的局部性描述。《元史纪事本末》《北方诸王之乱》荟萃纪传相关史料于一篇，也失载较多，很不完整。相形之下，马可波罗的记述不仅篇幅数倍于《元史纪事本末》，而且内容相当丰富，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又非常翔实。诸如乃颜与海都暗中勾结，忽必烈用占星家预卜胜负，乘象舆亲征，擂鼓为进攻号令，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递次佩狮（虎）头牌、金牌、银牌，鹰牌及白伞盖赏赐使用等等，都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诸如忽必烈在二十二天内秘密调集军队，唯御前会议人员预闻，骑兵、步兵协同作战，乃颜之死及信奉基督教，军官佩牌符外另有委任状等等，又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经考订大抵属实。而在忽必烈与乃颜的叔侄关系，忽必烈仅亲征一次，双方四十万、四十六万的军队数，虎头牌讹作狮头牌等，又是《寰宇记》错误或夸张之处。总之，《寰宇记》关于乃颜之乱的记述，大部分确有其事，有些地方又不十分准确。这也难怪，因为《寰宇记》毕竟不是正规史书，而只是一部旅行记。尽管如此，马可波罗还是提供了乃颜之乱方面的重要史料，有些价值还相当高。《寰宇记》及其对乃颜之乱的记载，绝非道听途说所能完成，其抄自于波斯等地的导游手册的说法也近于荒诞。还需要说明，马可波罗对乃颜之乱记述得如此详尽细致，生动精彩，摈除其渲染夸张的因素，人们就能得出这样的认识：马可波罗的确是身临其境而记其事，马可波罗本人极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参与了征乃颜之战。这一点马可波罗虽然在《寰宇记》中没有正面提到，但前述那些可以和汉文及波斯文史书相对应、相印证的诸情节，尤其是那些为《寰宇记》所独家载录且经考订大抵属实的情节，都是颇有说服力的见证。另据陈得芝教授的考证，马可波罗奉命到杭州视察岁课时在至元二十三年或二十四年，出使印度的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间。这两段奉使活动之间正好有一段空挡，马可波罗于至元二十四年春夏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在时间上也是完全可能的。
最后，谈谈马可波罗的身份问题。
关于马可波罗在华期间的身份，目前已有枢密副使、扬州总管、斡脱商人等三种看法。枢密副使说和扬州总管说，经许多学者的反复考证，逐渐予以否定和摒弃。蔡美彪教授的斡脱商人说，摆脱了前人为解决马可波罗任官问题而纠缠不清的困境，从《寰宇记》本书的记载，结合元朝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新思路、新见解。受蔡教授论文的启发，结合《寰宇记》对乃颜之乱的记述，笔者认为，马可波罗的身份是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主要理由如下：有元一代的斡脱商人，分属于蒙古诸王等各投下。具体到马可波罗，应是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作为大汗御位下的斡脱商人，完全有可能同时兼任忽必烈宫廷外围侍从。联想起《寰宇记》对宫廷朝仪、大汗行猎和节庆宴饮，记述甚详，显而易见，马可波罗获取这些信息时利用了宫廷外围侍从的便利条件。前述马可波罗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估计也是以宫廷侍从“后列”角色出现的。如果马可波罗未任职宫廷而只是单纯的斡脱商人，他就不太可能随从大汗忽必烈亲征乃颜，也不可能把汉文史书上载录零散的乃颜之乱及宫廷朝仪、大汗行猎、节庆宴饮等，记述的如此详细逼真。只有其基本身份是宫廷侍从，同时又兼斡脱商人，随从大汗亲征才合乎元廷的典制。此其一。从《寰宇记》的多方面记载看，马可波罗并未进入大汗忽必烈四怯薛番直宿卫的行列，他的身份和角色只能是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宫廷侍从。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忽必烈藩邸时期已有过王府一般侍从随同他出征的先例。如姚枢应召进入忽必烈藩府，被置于王府“从卫后列”，“惟不直宿”。忽必烈亲征大理时，他也扈从左右。这里的“后列”，应指怯薛宿卫士以外的一般侍从。估计马可波罗的身份大体相当于侍从“后列”。他未曾进入怯薛宿卫士，也能仿照当年姚枢的旧例，随从忽必烈亲征乃颜。此其二。蔡美彪教授曾对马可波罗出使提出质疑，认为他出使时既未被授予牌符，又无出使记录，不具备使臣的地位和资格，最多不过是随员。这一见解十分精辟。马可波罗确实不像是持有牌符的正式使臣。我们注意到，元朝时期宫廷中承担出使任务的大多是正式的怯薛宿卫士。即使马可波罗仅仅是斡脱商人，充任使臣的随员也有些勉强。如果马可波罗的身份同时又是宫廷侍从“后列”，充任使臣的随员，倒算是合乎典制和顺理成章的。陈得芝教授也说，蒙古贵族经常以色目商人作为近侍，马可波罗很像是忽必烈所派近侍身份的小使者。另，世祖朝也不乏其他侍从充任使臣随员的例子。如至元十六年（1279年）崔彧“奉诏偕牙纳木至江南，访求艺术之人”。从史传材料看，崔彧并非正式的番直宿卫士，却因“负才气，刚直敢言”，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器重”，旋授集贤侍读学士。估计崔彧的身份也类似于宫廷侍从“后列”。此其三。关于马可波罗任职扬州，亨利?玉尔指出，《寰宇记》一个较古老的版本写作“奉大汗命居住此城中三年”，并未提到做官。伯希和也认为，马可波罗所干的差使多半是盐税事务，他在扬州的职务可能是管理盐务的官。扬州是全国最大的两淮盐课征集地，平定南宋后不久，元廷即设都转盐使司于扬州，总辖盐课事。由于两淮盐课数额巨大，忽必烈派遣宫廷使者较长时间地驻于扬州，代表皇帝监督盐务或收取属于皇帝的盐课“份子”，也不是不可能的。冯承钧汉译本第一五二章载：“叙述此事之马可波罗阁下，曾奉大汗命审察此蛮子第九部地（杭州）之收入”。既然马可波罗能“奉大汗命审察”杭州地区的税收，奉命监督扬州盐课也是情理中事。就是说，马可波罗不担任正式官职，“奉大汗命”居扬州三年而办理或监督盐务，与笔者所言宫廷侍从“后列”的身份基本吻合。当我们把马可波罗在华身份诠释为宫廷侍从“后列”时，有关他“奉大汗命居住此城（扬州）中三年”而不担任正式官职的说法，也才会讲得通、立得住。此其四。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教授在非常赞同蔡美彪先生的斡脱商说的同时，又指出，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主要角色就是一个中层的“视察员”，除了做斡脱商，皇帝还让他搜集情报，充当耳目。看来罗依果教授也觉察到马可波罗并非单纯的斡脱商人。而“视察员”和耳目，完全可以看作宫廷侍从“后列”所担负的具体任务或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笔者的宫廷侍从兼斡脱商人说，与罗依果教授所见，又有某些相契合之处。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眼中的忽必烈大汗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历史地位及容貌马可波罗尊崇，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他是「人类远祖阿丹（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这种评价是不是有夸大失实的成分？我们首先对照一下中外史家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吧！萨囊彻辰在其《蒙古源流》中评价忽必烈大汗：「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前二则引文为中国史家分别根据蒙古史和中国史对忽必烈大汗的评价。其对蒙古史和中国史的认识和熟悉程度，远较马可波罗为甚，证明马可波罗的描述准确符合实际。马可波罗身为一个对中国史和蒙古史所知不多的西方人，当然不会对忽必烈大汗的地位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他只能从自己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中产生对大汗的认识和评价。第三则引文则与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尊崇几乎不相上下。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正如当时人所说：「皇元继宋御宇，奄有诸夏，□弓偃□，天下蕺其威，蠲征缓狱，而天下颂其平，维兹海邦，远在千里之外，慈仁所加，无间轩轾，故诏书每下，斥卤只氓，岩穴之叟投缗植耒，欢喜出所，诚可谓千载一时，太平混合之嘉会。」(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一)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义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关于忽必烈大汗的容貌，马可波罗记述如下：大汗风度翩翩，看起来让人心生好感，「不长不短，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面上朱白分明，眼黑鼻正」。我们可以从忽必烈大汗的画像中一睹大汗的风采，虽然《元史》并没有关于大汗容貌的详细记载，但我们仍然能够透过一些中外史料来印证补充马可波罗的记述。
据拉施德《史集》记载，忽必烈出生时，成吉思汗注视著他，说道：「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子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这里说忽必烈出生时皮肤较黑，但不能说大汗成年时皮肤一定也是这样。从他的日常生活看，大汗绝大部分的时间是生活在大都或上都接见群臣、处理国事的宫中，再加上其饮食主要以奶肉等为主，所以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面上朱白分明」也不无道理。
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大汗为中等身材，四肢匀称，这也符合蒙古人的体质特点。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出使蒙古后写的《蒙古史》中记述蒙古人的容貌：「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腰是细的，但也有少数例外，他们的身高几乎都是中等。」赵珙《蒙鞑备录》也说：「大抵鞑人身不甚长，最长不过五尺二三，亦无肥厚。」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马可波罗所记之准确性。大汗的生日及庆贺活动马可波罗还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诞生日以及庆祝活动。据他所记，忽必烈大汗的生日为九月二十八日，查《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以乙亥岁八月乙卯生」。乙亥年为一二一五年，而八月乙卯即八月二十八日(阳历九月二十三日)。两者有所差别。我们对照一下英法译文的原文，就可以解释清楚。
英法译文的原文都作九月二十八日，此处的「九月」的原文是“themonthofSeptember”、“dumoisdeseptember”，可见是指西历；而「二十八日」的原文则是“the28dayofthemoon”、“levinghuitiemejourdelalune”，无疑是指中国历法。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作「大汗生于阳历九月即阴历八月二十八日为意译，是确切的。只是当时马可波罗并不清楚这两种历法的区别，否则，他会直接说大汗的诞生日为八月二十八日」。其实，马可波罗的说法与《元史》完全一致，只不过他用了阴阳合历而已。这是偶然之巧合，还是他亲自在大都或上都听说的？无疑是后者，因为大汗的诞生日是当时最重要的，举国以及邻邦皆知的盛大节日，要举行隆重的庆贺活动。马可波罗住在大都和上都的时间较长，当然应该知悉此事，甚至躬身与会，这从他描述节日盛况的详细以及与中国史籍的记载基本符合就可以推知。
关于大汗生日的庆祝活动，马可波罗记述道：在这一天，除文武百官穿同一色服装外，其他宗教教士如偶像教士(佛教)、基督教士、犹太教士、萨拉森人(伊斯兰教士)及其他种人，都要向其崇拜的神只燃灯焚香、歌唱祈祷，求其神主保佑皇帝健康长寿，平安幸福。这一仪式在《元史．礼乐志．天受节受朝仪》中并无记载，在《元典章．礼部一．庆贺圣节拈香》虽有较详说明，但提到的宗教参与人士只有儒生和僧道，而在元代寺庙的「圣旨碑」中才有诸如「和尚(僧)、也里可温(基督教士)、先生(道人)、答失蛮(伊斯兰教士)不拣什么差发休当者，告天祝寿者」一类的文字。所谓「告天祝寿」即「专与皇家告天祝寿」。犹太教士当然也参与祝寿活动，因为元代也有许多犹太人来华，但在汉文史料中尚未发现他们祝寿的记载；《游记》的版本中也只有穆尔以及伯希和的《马可波罗寰宇记》英译本引P本(皮皮诺本)有此说法，弥足珍贵。
马可波罗也记述了另一盛大节日──新年：他说，新年开始于二月间，这一天，全国自皇帝、臣僚以及人民一律穿白衣举行庆贺，称为白节。
按，中国旧历新年一般在西历一月下旬至二月中旬之间，马可波罗说在二月并不全面，可能他对中国新年多半在西历二月与西方新年在一月不同，而感到新奇值得一提吧！这一看法对他已经成为思维定式，他说大汗生于九月是指西历九月，中国八月，即可说明。
蒙古旧俗，以白为吉，恰如马可波罗所说，他们认为白衣是幸运和吉祥之物，因称元旦为白节。注释家亨利．玉尔说，蒙古人迄今（指十九世纪末）仍称正月为白月。《元朝秘史》第二○二节记成吉思汗称帝时，「建九脚白旌纛」旗；第二一六节记成吉思汗封兀孙老人为别乞（巫师首领），让他「骑白马，著白衣，坐在众人上面」，可以为证。其反证是，明朝建立后，汉人新年绝不穿白衣。中亚帖木儿王朝的沙哈鲁遣使臣朝见永乐皇帝，元旦前一日即被告知，次日见皇帝时不许穿白衣白袜和戴白帽，说那是丧服，怕他们仍沿袭蒙古礼节。据《元史．礼乐志．元正受朝仪》（卷六十七），元旦这天，并无人人衣白的记载。这可能是史家认为衣白是不言而喻的事。更可能是，〈朝仪〉是汉人儒者于至元八年制订的，他们可能不喜欢元旦衣白而有意回避此事，但从〈朝仪〉说「御宴之服，衣服同制，谓之质孙」（蒙语指一色服），可以推想是暗示一色白服。〈朝仪〉记朝贺礼有几次「拜」、「鞠躬」，「拜」、「兴」，「山呼」、「再山呼」，「跪左膝」、「三叩头」等礼数，以及「圣躬万福」、「溥天率土，祈天地之洪福，同上皇帝、皇后亿万岁寿」等祝辞，则和马可波罗所记大致相同。注释家法人颇节将马可波罗所记与《元史》比较后，认为二者有「惊人的相似」处（ressemblanceetonnante，冯承钧译为「若合符节」）；亨利．玉尔认为颇节此注是极有兴趣、值得注意的诠释。
马可波罗又说，在这一天，群臣、人民以及各国都要向大汗献上贵重礼品，而且以九倍记。〈朝仪〉有献礼明文，如「后妃、诸王、驸马依次献礼毕」，「文武百僚……礼部官押进奏表章、礼物……宣礼物舍人进读礼物目」等，但未提到所献何物，而马可波罗所述礼物种类则颇详细。至于礼物以九倍计，也为〈朝仪〉所漏载，但不乏旁证。如《元史．祭祀志．国俗旧礼》说「每岁驾幸上都，以六月二十四日祭祀，谓之洒马奶子。用马一，羯羊八（共九牲──引者），彩缎练绢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穗者九」以祭天。成吉思汗赏契丹人耶律留哥之妻姚里氏「河西俘人九口，马九匹，白金九锭，币器皆以九计」。
忽必烈的打猎娱乐打猎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较崇尚的一项活动，元统一全国后，承平日久，社会安定，于是打猎就成为当时全国非常盛行的休闲娱乐活动。不仅大汗、贵族定期打猎，而且地方官、军队以及民间也在元政府允许的时间和范围内集体打猎。马可波罗在其书中记载大汗打猎的内容有四章之多。这一方面反映出马可波罗可能亲自参加了大汗的狩猎活动，对大汗的这一活动很熟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打猎之盛行。
马可波罗首先写了大汗的猎户，「猎户应行捕猎鸟以所获之鸟与大兽献于大汗」，「其数居猎物之半」，「其远道未能献肉者，则献其皮革以供君主制造军装之用」。马可波罗的记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元史．兵志．鹰房捕猎》说：「元制自御位及诸王皆有昔宝赤，盖鹰人也，是故捕猎有户，使之致鲜食以荐宗庙，供天庖，而齿革羽毛又皆足以备用，此殆不可缺者也。」马可波罗所说的「所获之鸟」除指一般鸟类外，还应指捕猎用的鹰鹘。《元典章．兵志．打捕》之「休卖海青鹰鹘」中记载「钦依圣旨，打著海青好鹰鹘休教卖了，卖了的人罪过著」；「如有打到海青鹰鹘，如法收养本处官司相验是实，申覆本管官司承省施行」。这则史料印证了马可波罗所说的所获之鸟「献于大汗」的记述。
关于猎户的管理，马可波罗说：「大汗有两男爵为亲兄弟，一名伯颜，一名明安。」他们「各统万人」随大汗打猎。查《元史》大汗御位下有打捕鹰房官八所，大汗统领的打捕鹰房人户（包括民匠户）共一千三百零四户，分布于大都、中都、益都、泰安、卫辉、平阳等地。马可波罗对元代的典章制度所知不详，不通汉语，所以他不可能知道忽必烈大汗的猎户（打捕鹰房）的组织形式，因而对大汗猎户的记述只能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不全准确。他说的大汗的两男爵伯颜和明安，除明安在《元史》卷一百三十五有传外，伯颜则不可考。虽然《元史》中名伯颜者不少，但都对不上号。
另外，马可波罗记述大汗的猎鹰「爪上各悬一小牌，以便认识」。（冯承钧译本）穆尔及伯希和英文本为：“havealittletabletofsilvertiedontheirfeetforrecognition”。据《元典章．兵志．飞放》载：「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鹰房子撒的迷失说称，俺为上位的鹰失了与诸人的鹰鹄分辨不得，上奏呵，奉圣旨百姓诸人鹰鹘脚上栓紧的牵皮使用黑色皮子者，休用红紫杂色皮子。」上述公文的时间为至元二十一年，西历一二八四年，正是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时候（一二七五─一二九一），因此应该是可信的。就是说大汗的鹰脚上系著红紫杂色的皮子而不是银牌，上面可能有文字以说明其身分。
其次，关于大汗打猎的时间、地点也是一个较重要的问题。冯承钧译本称大汗打猎之地在火奇牙几赤敦（cocciarmodun）。此地即《元史．兵志．马政》中提到的合察木敦，位置约在河套之北。穆尔及伯希和的英文本说，大汗一行来到距大都两日路程的大海洋（theOcean）开始打猎，这里有一大平原叫做CocciarModun，为大汗的打猎之地。
《元史．世祖纪》有两处记了大汗的打猎：「至元十四年八月，车驾畋于上都之北」；至元二十二年春正月「丙申，帝畋于近郊」。马可波罗所记的打猎地点显然是指前一个，其地在河套之北。此外，马可波罗在记述察罕脑儿的时候，提到大汗在此打猎。据陈德芝教授考证，察罕脑儿位于今河北省张北县沽源东北囫囵诺尔，位于上都西南约八公里的地方，与上文所述大汗夏季打猎的地方基本相符。
关于大汗打猎的时间，诸本《游记》皆认为是在阴历的三月到五月中旬，表面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忽必烈大汗身为一国之君，每天要处理很多军国大事，一次打猎用三个月的时间似乎不可思议。实际上是他一方面打猎，一方面可处理军国大事。
此外，马可波罗记载大汗乘象车打猎的过程生动详细，为汉文史料中所缺。
马可波罗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角度记述了忽必烈大汗的形象，他的记述与中国史家过分注意制度和军国大事，而不注意外表形象和日常生活的记述方式不同。因此可以补充汉文史料之不足，这也是《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所在。
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马可波罗重归中国》电视记录片解说词
第一集传奇故事
公元1254年，马可波罗出生於意大利威尼斯的一个商人家庭，他的父亲尼古拉波罗和叔叔马非奥波罗到过远东经商，自称带着忽必烈大汗的使命回到欧洲晋见教皇。
公元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旅行，他们从地中海出发，经大小亚美尼亚，穿过了波斯和帕米尔高原，走过“丝绸之路”上的茫茫沙漠，最终在蒙古草原的元上都见到了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忽必烈。此后的17年间，马可波罗居住在当时的元大都，在中国经商，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直到1295年，马可波罗才回到了故乡。由於他经常向人们提起那个繁荣强大的东方帝国，动辄以百万之巨的形容词来描述它的富足，所以威尼斯人戏称他是“百万先生”。
今天人们关於马可波罗的所有记忆几乎都来自於他的游记本身，据说在马可波罗回到家乡的第二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爆发了一场贸易战争，在海战中被俘的马可波罗进了热那亚监狱，在监狱中他结识了一个名叫鲁斯蒂切诺的作家，为了打发狱中的无聊时光，马可波罗将自己在东方游历的见闻口述给后者笔录，两年后成书，最初的名字叫《寰宇记》。1299年，马可被释放，这本书也随之风靡了整个欧洲，自从1477年，第一个印刷本问世后，至今全世界已有130多种译本，中国有关《马可波罗游记》的最早译本出现在1913年，《游记》共分四卷229章，主要是一部关於中国的旅行记，同时也涉及了往返中国的途中所经过的中亚、西亚和中南亚的情况，这本书第一次让欧洲人认识了东方世界，文字中蕴含着历史文献般的朴实和不可思议的传奇魅力。然而从《游记》诞生之日起，这部作品的真正性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当时的欧洲人根本不相信东方有那样繁华的城市，发达的经济和昌明的文化，世界上怎么会有可以燃烧的石块呢？一张印刷过的纸就能买到贵重的商品吗？很多人都把《游记》当做是一部天方夜谭式的作品，马可波罗被看作是一个骗子，喜欢吹牛的人，甚至有人在舞台以小丑的形象来扮演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及其《游记》的相信者也大有人在，他们彻底摆脱了欧洲就是世界中心的宗教谬论，许多探险者为了寻求东方的财富开始了远航，哥伦布就是其中之一。至今在西班牙基维利亚市的哥伦布图书馆还藏有一本拉丁文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写满了哥伦布的注释与批语，这本书伴随哥伦布走完了地理大发现的全过程。因此马可波罗和他《游记》也被认为是世界现代史的开端。今天，马可波罗被称为促进中西交流的最伟大的使者，《马可波罗游记》也被誉为意大利13世纪最宏伟的作品。
20世纪90年代，英国学者弗朗西斯.伍德出版了一部专著书名为《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吗》，对《马可波罗游记》的真实性提出了全面的质疑，由此引发了马可波罗学界的巨大反响，马可波罗之所以成为七百多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恰恰是因为在《游记》充满了种种真实与传奇色彩的奇妙组合，书中的许多悬疑至今仍为后世史学家所无法破解，这部由口述形成的奇书至今已有100多种传抄本和译本，但是那部由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书写的原稿再也找不到了，手稿究竟到哪儿去了，《游记》中的旅行线路时断时续，甚至常常不合逻辑，是马可波罗的记忆出了问题吗，还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走过这条路，还是抄袭了别人的文字，或者是道听途说呢，在《游记》中，马可波罗的遗产登记以及他叔父的遗嘱中都提到了。
蒙古大汗赐给的那块金牌可是对於金牌的数目和描述各不相同，真的有这样一块金牌吗？马可波罗说自己见过忽必烈深受器重，可是在《游记》中他竟然搞错了蒙古帝王的亲系族谱，他真的见过那个伟大的世界统治者吗？马可波罗在中国游历了17年之久，可为什么对中国的最具特色的事物只字不提呢，例如长城、茶叶，还有裹小脚的妇女，马可波罗说自己多次奉大汗之命出使各地担任扬州总督三年，可为什么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文献，以及扬州地方志中都没有关於他的一点记录呢，马可波罗说自己的父亲和叔父为元朝军队攻打南宋的襄阳城，作出了致胜的贡献，这是真的吗？马可波罗真的把耶稣圣墓长明灯的圣油带给了蒙古大汗吗？马可波罗真的见过书中描述的那些奇怪诞的事物吗？无头的怪人人蛇大战。
2003年7月9日凤凰卫视与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在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大型纪录片《马可波罗重归中国》，联合摄制组正式与媒体见面。
我觉得这次可能这个有特点的，可能是两个卖点，这两个卖点都在“重归”这个字上，一个情况就是世界上也都在探讨就是马可波罗是不是那个时候到达过中国，我今天说的，我们认为马可波罗走过张骞，法显、玄奘和当时中西交流走过的那些路，应该那些地方有他的足迹，那么我们现在的记录恰好感觉到几百年以后当代的人对马可波罗的重归；第二个情况就是，这次国家地理频道选择了Yamashita先生对马可波罗这个研究的探险家和摄影家同行，凤凰卫视选择了翁一先生，中国的探险家、摄影家和马可波罗的学者同行，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观众认识到他们是今天的马可波罗来重归中国麦克山下，《美国国家地理杂?》著名摄影师从2000年开始麦克山下先生，沿着《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述的路线先后历时三载，跨越十多个国家，拍摄上万张照片，以精彩的画面展示这条大道上不同文化中，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麦克山下先生获得了国家地理杂最佳故事奖和最佳摄影奖。而他本人也被马可波罗的传奇故事所吸引。
翁一，中国探险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体育报资深记者，从1980年开始，自费行走於《马可波罗游记》中，所记述过的中国的每一个地方，23年过去了，翁一先生行程两万六千多公里，跨越十八个省、146个市县，拍摄了一万余张图片，他是公认的走遍马可波罗中国之旅的第一人。
一个外国人他能够在中国17年，他能把很多的东西都反应出来，而现在许许多多的书和历史要追溯七百年前，还要引用他《马可波罗游记》里面记述的一些东西，所以我感到我很佩服他，但是我自己所想的，所做的、所走的，我自己感到是自己要圆这个，马可波罗在中国的一个梦，来自不同国度的探险家和摄影家，东西方两大传媒的携手合作，他们将跨越高原和沙漠，从蒙古草原到江南水乡，用心灵去感受，七百年前的马可波罗时代，用影像去记录今天的传奇故事。
梁冬：在现代的派对上面，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名子叫做全球化，如果你是一般虚伪的话，你也应该常常提到这个字眼，如果你提到的话，有一个备份的资料链接，那就是马可波罗。你必须要知道马可波罗这个人，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他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七百多年前，意大利有一个商人，名字叫做马可波罗，据说他来到了中国，然后看到了当时元朝的繁华景象，然后回到西方被人抓进了监狱?面，在监狱里的无聊的岁月当中，他写了一本书名字叫做《马可波罗游记》，后来想不到这本书流传了出去，成为了当时一本很流行的书，就有如我们现在的人去看村上春树或者《挪威的森林》一样，是很风雅的，於是很多的西方人就以那本书为基础，来想像整个东方世界，於是也激发了一拨又一拨西方人向东方探险的历程，据说当时的哥伦布也是怀揣着这样一本书去寻找美洲大陆的，后来在过了700多年之后，也就是2004年今年的时候，马可波罗750岁了，凤凰卫视和美国的国家地理频道NationalGeography，两个电视就联手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着手拍摄了一个大型的纪录片，名字叫做《马可波罗重归中国》，希望按图索引，拿着当时那本书，按照他当时所走过的路线，来拍一下或许我们可以透过一个历史的眼光，再用现在的角度可以呈现出一番别样的景象，当然这所有的情况是基於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马可波罗真的来过中国，他所写的东西真的是他看见的，否则的话一切不是显得很无聊吗。当我把我这种疑问跟我们导演去沟通的时候，他说不会，就算当时马可波罗不是真的来了，他是凭着自己的想像道听途说写了那么一本《游记》的话，我们现在再拍这样一个故事，也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起码再过750年之后，今天你看到的片断就会成为文物。
13世纪的欧洲在历经了前后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之后，已经显得十分倦怠和疲惫，宗教战争的狂热已经逐渐被，日渐增长的贸易需求所代替，尤其是获得亚洲的宝石、香料和丝绸，欧洲人对这些商品的渴望，保证了这项远渡重洋，历经艰难的通商活动所能获取的最大利益，而正在此时，从蒙古草原迅速崛起的鞑靼人以其游牧式的战争开始了对全世界的征服，在很短的时间里，蒙古帝国的版图已经扩大到了多瑙河和地中海以东的所有地区，在这一辽阔的帝国中实现了有效的统治，繁荣的贸易，多民族的宗教信仰都得到了自由的发展和充分的保护，而此时的威尼斯城邦控制了地中海中部的贸易和交通，他们的势力范围与蒙古人的疆土已经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长於对外贸易，富有冒险精神的威尼斯商人走向耶路撒冷以东，甚至比中亚更遥远的地方去寻求梦想和财富。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正是这些先行者当中的一员，公元1274年，马可波罗一行离开了阿富汗东部的瓦罕地区，走上了帕米尔高原，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7年的中国之行，此高原名称帕米尔，骑行其上更12日，不见草木人烟，仅见荒原，所以行人必须携带其所需之物，其地甚高，而且甚寒，行人不见飞鸟，寒冷极具，燃火无光，根据这段生动的文字，后人推断马可波罗进入中国的时间应在春前，然而行迹中最后这段行程的路线和地点描述含混不清，帕米尔高原地势极高，但是顶部相对平坦，马可波罗究竟是从哪一条路走进的中国呢，今天的人们把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了位於塔什库尔地区的两个重要山口，红其拉甫和明铁盖大坂。
第二集寻找游踪
生活在塔什库尔的中国塔吉克人，他们的祖先最早可以追溯到很远以前游牧於中亚高原上的塞人，到了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这里出现了定居的塞族，开始接受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影响，诞生了早期的部落文明。
我们中国塔吉克，他就是一直生活在塔什库尔这一带，但是整个高山塔吉克有一个特别部分，生活在“丝绸之路”必经一个地方，虽然帕米高原气候恶劣，但是他们还是勇敢地生存了下来，可以说自己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有它的乡村，有它的城市，这些都是塔吉克人搞的，当时很繁华。再一个方面，它就把这个东西的文化融合在一块，变成了它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虽然它是高山上的，虽然它现在和发达的民族不一样，但是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这种文化，它在这个丝绸之路上，丝绸之路对东西文化的交流，它是一个见证。
在托勒密的地理书上，关於中亚石塔的一个记载古代希腊商人提塔雅鲁斯，就是中国去做买卖，他经过了阿富汗的巴尔赫城。古代巴克特拉以后到这个走到20多天以后，就走到这个石塔，他当时写到这个石塔是当时一个很繁荣的国际贸易城市，现在一般的学者都认为托勒密书上的石塔，就是现在的塔什库尔的石头城，这个如果从那个算起来，它就是公元初，石头城的规模在《唐书》《梁书》上记载，我们实际量过，顺着这个城墙，古代的城墙有4000米，和古代说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这个城墙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城墙外墙，这个外墙是顺着山梁这么走的，中间有居民住房，但是乱七八糟的石头堆子，就是原来的居民住房的痕迹，现在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是个以前说的这个官吗，当官的住的地方。
塔什库尔石头城是中国现存的三大石城之一，许多西行的文化使者都曾对此地有过记述，其中尤以唐代高僧玄奘对石头城的描述最为详尽，而也正是因此后人才论断，中国历史那个著名的古国盘陀的都城，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石头城，而《大唐西域记》最有价值的一点在於玄奘记录了一个关於盘陀建国的神话传说，相传中国的大秦公主远嫁波斯，走到这里时遇到战乱没法前行，在停留期间，有从天上骑白马的太阳神与她每日幽会，最终中国公主即没有到达波斯，也不能回国，就带着她的卫队侍从留下来，她生下的儿子在当地做了国王，这就是著名的“汉日天种”的传说。
今天的塔什库尔还留有公主堡遗址，据玄奘考证，那里是盘陀国早期的都城，“汉日天种”的传说实际上反映了早期的盘陀人在血源上就与中西不同种族密不可分。天地之间的大门敞开着，你和我就站在那里，看见人来人往穿流不息，生命随着河水而消逝。盘陀国曾经一度非常强大，和汉朝中央政权来往密切，它曾将附近几个小国置於自己版图之内，在西域的政治军事史和中西交流史上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大约在唐末盘陀国灭亡，但是这里的人群继续在此地生存。到了马可波罗时代，塔什库尔处於蒙古察合汗国的统治之下，石头城已经是一处著名的驿站，但是为什么马可波罗没有在此地停留和记述，至今也没有任何史学家能够做出合理的解释，今天塔什库尔的塔吉克自治区域就在石头城遗址的旁边，这里生活着大约四万中国塔吉克人，他们是我国56个民族中唯一属於欧罗巴人种的族群，他们崇尚勇敢的高山之鹰，至今在他们的生活中仍保留有许多独特的传统和礼仪。
塔吉克人信奉伊斯兰教，他们非常讲究家庭观念和宗教传统，每家的房屋都是有五根木柱作为支撑，因为它们代表了塔吉克人宗教信仰，信奉的五位圣人。
我们塔吉克民族有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塔吉克人诚实，待人热情，家庭生活关系和睦，像你们看到的一样，大人之间相互吻手，长辈在小孩脸上亲吻，都是我们内心热情地反映，我想现在文明社会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风尚，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像那些好的传统还是会保留下来。
塔吉克人以畜养牛羊和农业耕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男人们很少出门做生意，这是历史上就留下的一个传统，在大家庭里最老的长者有着家长式的作风，小辈们对他们都非常尊敬和孝顺。
塔吉克女人首先要孝顺父母和公公婆婆，其次才看她是否会干活，刺绣手艺好不好。塔吉克妇女的针织刺绣非常精美，在她们的生活中，许多的日常用品都是手工制成，许多外来的旅游者都把最具塔吉克特色的绣花小帽和丝巾作为艺术品而加以收藏。塔吉克青年在闲暇之时喜欢三五成群地在郊外欢聚，在鹰笛和手鼓的伴奏下跳起热烈的民族舞蹈来传递相互之间的爱慕之情。
离开帕米尔高原的塔什库尔地区，《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摄制组奔向南疆重镇喀什，在今天的柯尔克孜自治区有一处著名的旅游胜地卡拉库拉湖。传说很久以前，这里居住着一家人，他们过着平静的放牧生活，一天强盗抢走了老人美丽的女儿，老人昼夜啼哭守望着女儿，希望她能平安归来，后来老人死去，他的眼泪化作了美丽的湖水，他矗立的身影化作了湖边的雪山。直到二十世纪初，一个西方人来到这里，听到了这个动人而伤感的故事，当地人告诉他雪山的名字叫“慕士塔格”，意思是“冰山之父”，这个西方人就是亚洲西域探险史的先行者－－斯文赫定。当他把自己与慕士塔格的故事带回西方后，许多西方人把“冰山之父”当作自己东方探险的理想乐园，至今每年仍有许多的登山爱好者来到这里。有意思的是，他们对於东方和中国的认知有不少都来自於马可波罗的游记。
当年的斯文赫定曾经三次尝试攀登“冰山之父”，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在今天的现代装备帮助下，登顶70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不再是一场艰难的旅程，但是两年前还是因为突发的恶劣天气，导致一名外国的业余登山爱好者在此地失踪，至今下落不明，我们在慕士塔格峰脚下遇到了一个孤身来到中国的意大利青年，他的名字叫莱昂纳多·乔瓦尼，他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在意大利有着一份舒适的工作，在与他短暂的相处之中，我们了解了这些普通西方人颇为有趣的生活观念。
乔瓦尼早年曾是一名职业的汽车拉力赛选手，也许这也注定了他热衷於冒险与刺激的性格，对於未知的事物他总保有孩子般的好奇心，当他得知我们正在拍摄一部有关马可波罗的纪录片时，突然说他正要去找自己的导游去谈谈，有关如何与马可波罗重新会合，一起回喀什的安排，这让我们觉得十分诧异。
马可波罗年仅17岁就和父亲从威尼斯出发，旅程历时20年，当他回家时没人认识他了，也没人相信他的故事，都以为他疯了，你相信他来过中国吗？
我深信这一点，但当时的意大利人不相信。
在邻近与乔瓦尼告别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自己此行还要自拍一部有关西域之行的短片希望能带回意大利播放，他相信能够在五天后，自己生日那天登上慕士塔格的顶峰。
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就是《马可波罗游记》本身，就是一部充满了一厢情愿的幻想道听途说的解释，以及一些编造的故事，还有一些曾经可能经历过的细节穿在一起的一个故事集成，西方很多人也不把《马可波罗游记》当成一个真实的事情，甚至我听说马可波罗这个字眼，在西方就是一个疯狂的代名词，但是大家已经不CARE，不在乎它是不是真实，因为这些故事源远流长，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人质疑，到底有没有圣诞老人一样，它成为了我们历史的一部分，它成为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它成为我们故事的一部分，当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后，我们再回来看我们的重归中国，这一系列专题片就会意识到逻辑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观察与交流，当有一天我们把摄像机对准现在仍然怀揣《马可波罗游记》来到中国寻梦的意大利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意义已经达到了。
喀什古称“疏勒”，近代也称“喀什噶尔”，它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的第一个中国城市，马可波罗提到这里的居民大都从事商业活动，很多人都是熟练的手工业者，不少外地商人在此地经转周游世界各地做贸易，他的记述文字虽短，但都有着惊人的概括力，喀什自古即为中国新疆西端重镇，沿塔里木盆地边缘而行的“丝绸之路”，南北两道在这里汇合成一点，几乎所有经行此路的商贾都要在此停留贸易，因此这?也是西方宗教文化进入中国的门户地带。马可波罗曾经提到过喀什噶尔城，有基督教堂，这在今天已经无址可考，但是在伊斯兰教遍及中国新疆地区之前，这里曾经是佛教盛行的地方，然而近代的考古学者在今天喀什市的地层下几乎没有发现过任何有关佛教文化的遗迹。日本著名的西域探险者橘瑞超在他的书中曾经作过推测，今天的喀什城也许不是原址，而最古老的疏勒国中心似乎应该在著名的莫尔佛塔附近。
当我快到喀什的时候，我在左边发现了两个高的土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后来村长告诉我那个是烽火堆。后来我到了喀什去以后人家跟我介绍，说喀什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莫尔佛塔，因为当时我时间比较紧嘛，就匆匆地到塔什库尔去了，这一次我到了喀什以后，一定要专门地去看一看这个莫尔佛塔，当我一眼看到佛塔的时候，就联想到原来就是那个村长告诉我的烽火堆。
莫尔佛塔是今天喀什地区留存极少的佛教遗迹代表，这座唐代的佛塔赫然耸立於一条古河道旁，从它的建筑形式和周围遗迹判断，当时这里是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的寺院，而这类寺院一般是不会离都城太远的，就在莫尔佛塔附近存有汉诺依古城遗址，而在突厥语中“汉诺依”正是“王宫”之意，在十世纪末到十一世纪初，喀喇汉王朝的穆斯林与佛教徒发生战争，这场战争以佛教失败而告终，汉诺依古城和莫尔佛塔均毁於战火，所以当马可波罗来到这里的时候，整个新疆已是伊斯兰教的天下，而他所见到的喀什噶尔很有可能是今天的喀什城原址。
艾提尕尔大清真寺是全新疆乃至全中国最大的一座伊斯兰教礼拜寺，自公元960年，喀什噶尔地方政权喀喇汉王朝正式引进伊斯兰教之后，这?就成为该教自陆路东传我国的基地，马可波罗自此东行所见一切伊斯兰教传统均发源於此。马可提到了这里的伊斯兰教徒在他的书中对基督徒有过记述，但是现在喀什这里已经没有基督教堂了。
第三集“丝绸”之行
梁冬：我们的摄影队拿着《马可波罗游记》一边看书，一边去拍图片和拍纪录片，於是就去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喀什，喀什是“丝绸之路”上一个关节点的重镇，从喀什就有两条路从西方进入中国，一条是北道，一条是南道，北的那条道当时正在发生战争，是当时的一些蒙古族亲王和当时的中央政权忽必烈之间的一场战争，我们知道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和下面各种藩镇割据之间的一场拉锯的战争，所以马可波罗他可是一个商人，他必然要走南线，摄影队也是顺者这条南线一直往前走，去到了一个名字叫英吉沙的小镇，据说这个小镇盛产小刀，有些时候为什么一个人要去做摄影队到外面拍外景呢，跟我们在棚里做主持是天壤之别，是因为你在外面拍片子的时候，可以一边拍，一边顺便买些东西，在你老的时候留点纪念，比如说在南边这个摄影队的成员他们就买了很多小刀，大家都非常兴高采烈。
英吉沙是一个小镇，几百米长的街道是从喀什到莎车的必经之地，然而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产生出全新疆乃至整个中亚地区都非常闻名的维吾尔族小刀，全镇一半以上的人家都和做刀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英吉沙小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四百多年以前，那时的手工艺就已经相当高超，英吉沙小刀造型独特，有四十多个花色品种，刀体平滑光亮，以象牙、牛骨成的刀柄上镶有彩色的珊瑚或宝石，刀身上雕刻出独特的维吾尔式花纹，这些传统的样式到了现代依旧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几乎每一个维吾尔族男子都以佩带一把英吉沙小刀作为可以炫耀的资本。
我想使这些景物与马可波罗的故事产生联系，比如说加工厂，马可波罗在书中多次提到刀剑铸造、金属加工和兵器制造，这些加作坊遍布整条“丝绸之路”，也许马可波罗就曾途经这个作坊，他发现在这里刀剑铸造已有了成百上千年的历史，这里也是“丝绸之路”上进行此项工艺加工的最佳地点，我想通过这组镜头表现这些手工艺者之间的互动，籍此表现他们今天的工作状态。刚才我还找人讲述了刀背上花纹的含义，希望能挖掘到更多的文化信息，也许这些工人是数千年前从土耳其移居至此。
他（马可波罗）很少提到自己，书中的绝大部分内容都记录了非个人的事物，他肯定带了把刀，这是必需的，用来割绳子、切肉、刻字等等。刀的用处很大，每个旅客都会带刀，不仅仅是自我保护。
在数百年以前，对於常年跋涉於蛮荒之地的商旅来说佩刀不但是生活所需，更是防身的利器，或许是出於对700年前的想像，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摄影队成员都配备了自己的武器，这也似乎让马可波罗重归中国之旅增添了几分冒险的感觉。
人们常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买买提是一个最地道的维吾尔族老汉，热情而朴实，笑口常开，赶起驴车就唱歌，摄制组决定到买买提家里去看看一个普通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想看看买买提·明的那块两亩多的瓜地。
我家里有五口人，我和老婆，还有三个孩子，他是最小的儿子，我们靠种地为生，主要是种瓜，这瓜一个能卖到1块5毛钱，或者2块钱，赚的钱就用来买穿的衣服，买吃的，喝的，全家人都靠这些生活，现在的生活比以前是好了，政策也是越来越好，有钱买衣服来穿，肚子吃得饱，我是满意的。
买买提的大女儿很早就出嫁了，一个儿子在乡上学手艺，他把最喜欢的小儿子带在身边，因为以后总要有人继承他的家业，两亩地虽然不算大，但一年总能收上一千斤左右的甜瓜，今年靠卖瓜已经赚了八百多元钱，到了夏季之后，地里还要种上一季玉米，来年再种棉花，他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从来不会抱怨任何事情。以前种瓜不是这样的，原来没有包产到户以前，这些地是农业社的，大家一块劳动，包产到户后自己分了地，收入还不错，我从小就是农民，学种地，现在我的几个孩子都念书，尽量供他们上学，如果能念好书，长大就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
《马可波罗游记》之所以会这么的流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记载了很多有的没有的故事，比如说他当时说在新疆地区有一种棉花，是从石头里面爆炸出来的，叫石棉，是不怕烧，不怕烫的，而当时的忽必烈还专门送了一块用石棉做的手帕给马可波罗的爸爸和他的叔叔，而他的爸爸和叔叔后来还拿着这块石棉做的手帕包了耶稣受难时的衣服送给了教皇，这种故事当然没有办法考究，谁也没有见过那些衣服，不过这个故事本身传播开去。在《马可波罗游记》还有一种故事是后来倒是有便於我们去寻根问底的，就是他说在新疆地区有一种病叫大脖子病，后来我们的记者去寻找，发现还真有这样的一种病。
叶尔羌河是新疆南部最著名的一条大河，它覆盖了从喀什到莎车的绝大部分地区，也使莎车成为了南疆重要的产粮大县。因此，莎车故称叶尔羌王国。马可波罗说这里百物丰饶，居民遵守摩诃末教法，这些都是十分符合史实的，然而游记在这里出现了一段令后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马可波罗怎么会突然插入了一段对於撒马尔罕的记载呢，撒马尔罕的君主皈依基督教，基督教徒们奉他的命令兴建一座辉煌的教堂，他们从回教徒的礼拜寺内取走了一块大玉石把它用来垫在教堂的顶柱底下，而老国王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信奉回教，於是回教徒强令索回玉石，其目的是希望基督徒的教堂就此塌陷，基督徒们非常生气，无力反抗，他们跪在耶稣面前昼夜祈祷，一天早上教堂的顶柱突然悬空，巨石取出来以后，柱子依旧悬在半空，而教堂完全没有受到损害，至今那悬空的柱子依旧支撑着整个教堂。有关撒马尔罕的柱石传说，中外史籍中均有记载。然而马可真到过撒马尔罕吗，不少专家对此颇感怀疑。
这个故事在我们元代治顺年中间，一三三几年编了一本书叫做《治顺镇江》，在这本书中间有一篇叫做《大兴国寺记》，大兴国是一个基督教的教堂，是当时元代在镇江修建的，提到了同样一个故事，就是说在这个寺院的，这个基督教堂的建立者，他的老家是在撒马尔罕，他们老家有一个基督教堂，这个基督教堂有一个柱子和它的基础是分离的等等。所以我们当时看了这个资料以后，我个人的印象就是马可波罗有关撒马尔罕的这段记载，讲的这个故事，他真正得到的消息不是在撒马尔罕，而是在镇江得到的，他只不过在叙述的时候把这个故事放在了撒马尔罕那个部分而已。
在不同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还出现过这样一段记载，马可波罗说，在莎车王国有一种奇怪的病，病人的脖子上会长出比头还大的瘤子，如果这些版本中的文字不是后人附会上去，那么马可曾经到过莎车的事实就不该被否认，因为这种地方病在莎车由来已久，直到20世纪初，斯文赫定来到这里时，还曾记述过有四分之三的人都患有此种疾病，马可波罗的记载没有错，这种病自古就有，在这里很普遍，直到1949年解放之前，到处可以看见大脖子病，有大脖子的，有头上不长头的，还有身子长不高的，都是可以常见的地方病种类，因为我们莎车饮用水和食用的盐、面缺少碘，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以前还专门拍过纪录片，后来政府努力控制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了。
在今天莎车县的亚克艾日克乡仍能看到当地人沿用古法从戈壁滩中拉取盐土，贫困的当地人就靠从土盐中提取生活用盐，而这种盐是造成缺碘性地方病的根源之一，现在的莎车人已不再食用土盐，但是土盐浸泡出的盐水还是可以用来打馕或是喂养牲畜。
在亚克艾日克，即便是最富经验的老人也说不清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了挖土盐的生活，也没有人知道是谁在这片大戈壁中发现了这个秘密，他们对於一切都有自己合理的解释，这里曾经是一片汪洋大海，人们生活在船上，真主看到他们非常艰难和贫困，就把赐给他们的陆地?额外施恩加入了盐土，这个听起来很像诺亚方舟的传说，传递着的是当地人一种很根深蒂固的信念，既然有真主在，那么生活中的任何困难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他们有理由开心的享受已有的生活。
马可波罗离开喀什经莎车过河田，所走路线正是“丝绸之路”的南道主干线，最终他从且末到若羌，从这里穿越了罗布泊沙漠一直走到了敦煌，完成了他在新疆的旅程，这条古道在三千年前也被称作玉石之路。虽然和田玉名闻天下，但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新疆维吾尔族人的传统中没有中原汉人所推崇的玉文化，他们更喜欢以黄金饰物来体现身份和价值，不过这一切不妨碍玉石在和田人心目中的地位，他们以玉石为生。
今天是星期五，是和田的玉石巴扎，也就是说集市了，你看这个地方非常古朴，我想在几百年以前也不过如此，仅仅是房子有点改变，过去和田这条路称为玉石之路，因为当时这个玉石到中亚、西亚，用这个玉石来交换那边的一些商品，那么后来逐渐逐渐就是从中原很多的丝绸，也是从这个地方经过和田，经过莎车，经过喀什，再到这中亚、西亚地方去，那个时候就是说用丝绸更多地交换物资，所以慢慢的玉石之路就变为丝绸之路了。
如果说和田人把玉看作真主的赐予是他们的幸运，那么关於丝绸则是和田人祖先，开创古老文明的代表，他们用纯手工工艺提取蚕丝，成最精美的爱地丽斯丝绸，迄今历史已经有两千多年了，爱地丽斯丝绸是维吾尔语对和田绸的音译，是维吾尔族及中亚一带，民族服装和装饰用的丝织物，它富有强烈的民族色彩，是维吾尔族妇女最喜欢的衣料，线条流畅、粗犷、色彩缤纷艳丽。
2003年八月中旬，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摄制组中方摄影队开始了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的旅程，从沙漠中席卷而来的热浪让我们感到了某种恐怖的气息。700年前，马可一行沿着沙漠边缘的绿洲一步步地前行，他们的足迹很快就被沙漠所湮没，当年的绿洲早已不复存在，无数显现过人类辉煌文明的古城只剩下断壁残垣，不知所踪，自然的侵袭，战火的焚烧，无数疯狂的盗宝者让后人们对古老文明的追忆和探寻，出现了永远的空白。
在凤凰卫视摄影队穿越沙漠公路的同时，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影队先行乘飞机赶赴敦煌。
我来这里第三次了，在这的沙漠我才能看到远方整齐的地平线，第一个描述这里的人是马可波罗，也许以后我能找到原因，但现在为什么人们把它们称作唱歌的沙丘，对我来说仍是个谜，马可记述到沙漠会发出的类似乐器发出的声音，马可波罗曾走过这条路，而今天我们可以乘飞机穿越这里，他可是一路走到敦煌去的。我相信，即使在今天作为旅游胜地，这里的美景仍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麦克提及游记中的沙鸣是马可波罗在穿越罗布泊沙漠时，所听到的恐怖传说，沙漠中无食可觅，故禽兽绝迹，行人夜中骑行渡沙漠时，设有一人或因寝息，或因他故落后，迨至重行，欲觅其同伴时，则闻鬼语，类其同伴之声，有时鬼呼其名，数次使其失道，由是丧命着为数已多，甚至日间亦闻鬼言，有时闻乐声，其中鼓声尤显，渡漠情形，困难如此。
当我们的摄影队使用的最先进、最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和交通设备还是望沙兴叹，不能够完成任务的时候，我再一次发现我们古代的先祖们是多么的伟大，无论马可波罗本人是不是真的穿过过这个沙漠，但是我认为那个时候的人们有很多真的是穿越了这样一个沙漠的，无论他们什么样的目的，比如说有一些是为了一种比较崇高的宗教或者文化交流，另外一些纯粹就是亡命之徒或者就是为了挣钱，但是无论什么样目的，他们那个时候是真的是穿越过整个沙漠的，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都不得不相信人的力量真的是可以无穷的。
第四集进入汉地之谜
梁冬：凤凰大视野《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我是梁东，我们继续沿着《马可波罗游记》去拍摄当时他所描绘的那样的一幅伟大的情景，不过当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又陷入了新一轮的迷惑当中，因为《马可波罗游记》记载穿过了沙漠之后他就进入所谓的汉地，也就是汉人所居住的地方，对於河西走廊上的火葬，马可波罗花了很多的笔墨去叙述，但是对於浩荡的长城，他是一点都没有记载。为什么？这是马可波罗的问题，还是这本书的问题，还是我们有问题，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唐代大诗人李白的一首《关山越》将天山云海的辽阔恢弘和无尽苍茫的塞外风光呈现在世人面前，而玉门关作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关隘中原通往西域的门户，更是引发了诗人无尽的想像。
玉门关位於今天敦煌市西北90公里，相传两汉时西域和田等地所产的玉石必经此关方能进入中原内地，玉门关因此而得名。玉门关关城，这个是按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具体地址，我们现在在这个敦煌的这个玉门关，它的具体时间是在两汉到魏晋时期，它的最繁华的时候是在东汉时期，我们前面看到有个歪歪扭扭一条路，这就是所谓古“丝绸之路”的南道的北干线，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个道路曲曲弯弯，宽不过一丈，而且很不平坦，但是在汉代的时候，这条路上确实是正如《四书》上形容的，它曾经繁华一时，当年这条路上正所谓的车水马龙，这个旌旗烈烈，人喊马叫，繁华一时，为什么呢？因为古代沟通主要交通的交汇点就在这个地方。公元前121年，骠骑大将军霍去病，奉汉武帝之命出击匈奴，北过居延海，南入祁连山，先后转战千余斩获匈奴三万余人，打通了整个河西走廊，此后汉王朝相继设置酒泉、张掖、武威、敦煌四个郡县，建阳关、玉门关、史称列四郡拒两关，河西走廊至此纳入中央政权版图，由於玉门关地处要冲自古既为行兵重地，男儿将士西出关外，征战沙场，心中唯一的企盼，就是能够再次走进玉门，回到家乡为抗击匈奴统一西域各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汉班超，在塞外生活了整整31个春秋，晚年的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言词之中所包含刻骨思乡之情感人肺腑，张骞二次出使西域，安息王子安士高东来求学，在玉门关外的这条大道上，知留下了多少中西交流使者的足迹，到了13世纪马可波罗来到这里的时候，在玉门关和敦煌一带还有多处汉长城遗址，而马可波罗为什么没有提及如此重要的事物呢，你不能指望马可波罗在这本书中去讲所有一切，今天大家都觉得应该讲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问为什么没讲茶叶，其实有些很难回答，但是中间有一些问题，比方说长城，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长城在元代没有作用。长城这个名称在中国的各个朝代叫法各有不同，秦代叫长城，汉代名塞，到了明代则称边墙，其建筑结构和样式也随着地形的特点而各有不同，有些地方是高大的砖石砌墙，有些地方是土墙，还有些地方则无墙，铺以细砂观察敌人脚印称为天田，中间以烽燧相连作为通讯联络之用，如遇敌情点燃狼粪积薪，烽火相望，后人判定玉门关外的警讯，最快三日即可传到长安，因此长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军事防备体系，历来为世人所重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摄影队为了展示这一主题专程驱车来到了明长城的嘉峪关，麦克山下曾经在这里拍摄过一组系列照片，在他心目中长城是中国乃至东方的象征。
我们拍摄的活动影像和山下拍摄的静止照片所展示的，对我来说是神秘而亲切的旅行，这是希望通过影片来表现的，我们尽量把画面拍得广阔，尽量用长镜头表现事物的全貌。比如说沙丘旁的骆驼，骆驼显得很小，这就对比出沙丘的巨大，我们还拍到公路上的汽车，在远山面前汽车是如此渺小，山下的第一个镜头是慢慢走向远方，一开始是很近的镜头，观众看不出他身在何处，然后接上远景，我们试图捕抓广阔的感觉，但同时我也热衷於挖掘细微的环节，比如让山下与当地人接触，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走上去拍摄人的近景，不但有描写汽车穿过沙漠，或山下漫步前行的十几、二十秒的长镜头，镜头间会使用快慢不同的节奏，借此来保持故事的活力，不会一直用同样的节奏。
位於嘉峪关城西的，十公里处的这一座烽火台号称万里长城第一墩，它是明长城西端的起点，也是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所不能忽略的影像。
上次来这里没有长城没有栅栏，也没有现代建筑，也看不到人烟，当时我完全沉浸在独享这壮观美景的快乐中，能站在长城上是我的难忘一刻。万里长城从这里起步，宛若巨龙一般，穿戈壁，过沙漠，翻山越岭，蜿蜒东行，在麦克看来马可波罗对於长城的空白记忆是一个令人的感兴趣的话题，但他从未因此而有过太多的困惑，因为在麦克的行旅中有着更多现实生活在向他诉说着700多年前的中国，而一切都和马可波罗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马可波罗显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商人，因为在他的书里面到处都充斥着对商业生活的细致地描写，但是马可波罗也认为，就算是做商人也需要担负某种伟大的使命感，比如说在他的书里面就曾经这样描述他，说他受到了教皇地委托，带了两个传教士，本来是要到中国来传教的，不过后来这两个传教士由於怕死跑掉了，而马可波罗还说自己曾经带了一些圣油，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基督墓里的，长明灯里面的油，他说准备奉献给忽必烈，到底他是不是有带圣油，他到底是不是见过了忽必烈，其实已经无从考究了，但是从这些细节里面传递出一个讯息，那就是马可波罗认为传递宗教是他的一个非常伟大使命，这是他的所有的活动变得有意义的一个基础，而在我们的摄制组跟随《马可波罗游记》进行拍摄的过程当中，也发现的确宗教生活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马可波罗一行经过了在沙漠中长达一个月地艰难跋涉，终於看见了眼前的一片绿洲，这里就是古称沙州的敦煌，《马可波罗游记》曾经对这个沙漠边缘的城市有过颇为生动详细地描述，这里的居民大部分信奉佛教，城内有许多寺庙，庙内供奉各种各样的佛像，他们对这些偶像十分虔诚，时常带着牲畜去到那里祭祀，对於死去的人这些佛教徒有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葬礼一般选在城外进行火葬，沿途停下灵柩时必须摆上酒食，整个过程中还要烧掉大量的纸人、纸马，还有钱币、衣物的图形，供死者在阴间享用，马可波罗到敦煌这个时候，元帝国率领这个地方已经经营了七八年的时间了，当时敦煌的政治经济、生产水平、宗教信仰都有所发展，敦煌这个地方从东汉以后，特别是在唐代一直是以佛教圣地而著称的，所以武则天曾给予高度地评价，说敦煌这一块地方是“山国神乡”。
这就说佛教已很发达了，从马可波罗《游记》上来看是当时的沙州城，沙州城有好多佛教寺院，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僧尼院，就是和尚、尼姑住的地方，这就证明了古书上记载敦煌是个佛教圣地，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这是马可波罗敏锐地感受到了这里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但是他无缘一睹神圣的佛教艺术殿堂，在他离开这里600多年后，随着1900年藏经洞惊现人世，莫高窟艺术的巨大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才重新为世人所认识，这也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不能不说是马可波罗的遗憾，马可波罗对於宗教的热情和关注的确非同一般，在他的《游记》中几乎对所到每一个地方都做了有关宗教信仰的记述，其中在途径甘州城，也就是今天的张掖市时，马可对亲眼见过的一尊大卧佛颇费了一番笔墨，而后人发现这些文字描述与张掖市的大佛寺几乎一致，马可波罗说自己在张掖居住了一年的时间，然而《游记》中没有说明原因，今天的张掖人大多相信这个说法，他们把马可波罗看作是一个友好的使者，一个真正的朋友，他们在市中心还为他塑像，把这条街道命名为马可波罗街，“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是一个南北宽仅数十公里，东西长一千二百余公里的狭长冲积平原，这自古灌溉农业发达、物产丰富，中国西北地区独特的自然文化与人文景观，在这里都有着精华式的呈现，《马可波罗重归中国》摄制组来到了一个名叫山丹的地方，这里活跃着一位名叫陈淮的民间摄影家，他常年行走於河西走廊，始终将自己的镜头对准了一段段古老的长城，也对准了生活在长城脚下的普通人。
我觉得我们研究古代历史，可以借鉴我们古代西北地区，曾经是个重要的商品的集散地，是一个重要的交流的通道，从来就是开放的，没有开放不可能发展，西北地区曾经辉煌过一阵子，那就是因为它开放，有这一条“丝绸之路”到以后的破坏，战争破坏了这条“丝绸之路”，逐渐地使整个地方凋敝和经济衰落，这就是可以在历史上吸取的一个经验和教训。历史这一段，我们熟悉这段历史或者了解这段历史，来进一步地启发，我们怎么个开发这个大西北，怎么个使我们能够又繁荣起来，那就能这样。
20世纪80年代在这里拍摄的一部名为《牧马人》的电影，让更多的中国人了解了山丹马场的生活，今天军马场已经转为地方经营的农牧业公司，这个小镇依旧保持着平静恬淡的生活气息，镇上的居民基本上都是由马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组成，养马和放马是人民生活中谈论最多的话题，各君主或他人之畜养牲畜，如马、牛、骆驼以及其它大牲畜，在畜身上作一记号，任其牧於野中不用人看守，各主之畜混牧一处，赖有记号可以辨识，牧后各归其主，小牲畜则命牧人守之，其躯大而且肥。
第五集艰难旅行
梁冬：今天讲述的是这个游记里面的那一段，马可波罗去到了元上都，上都是元帝国开始发达的都城，现在已经消失掉了，大概的位置是在内蒙古正蓝旗的某个地方，在《马可波罗游记》里面，马可波罗说他当时见到了忽必烈，说忽必烈长得唇红齿白，不高也不矮，但实际上真实的情况是忽必烈长得不是那么普通，甚至是有一点点丑，因为据说当时的成吉思汗见到他的孙子长成这个样子还吓了一跳，到底马可波罗是不是真的在他书里面那样见到了忽必烈呢，我说的可能没有什么权威性，还是让那些专家做一番推论吧。
马可波罗一行在历经了长达四年的艰难旅行后，于1275年的夏季来到了位于蒙古草原的元上都，在这里，马可波罗对于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乃至巫术神道都做了生动准确地描述，所以海内外几乎所有认定马可到过中国的专家学者都不能怀疑其真实性，然而真正的焦点在于马可波罗自称此次旅行的目的是跟随父亲和叔叔进谏大汗复命，可是他真的见过当时的蒙古大汗忽必烈吗。
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忽必烈究竟接见不接见过马可波罗，给我的印象是马可波罗见过忽必烈皇帝，为什么呢，他如果没有见忽必烈，他不会在这儿待17年，而且是后来他在南方当过官。如果是没有见忽必烈，他不会在这儿当官，也不会这个外国人在这儿有那么大的崇高的荣誉。
元上都始建于公元1256年，是忽必烈继承汗位之前奉他的兄长，蒙哥汗之命负责建造的，元末明初农民起义军攻下该城后付之一炬，一个偌大的草原之都从此成为了一片废墟，后人们只能从零星的史料记载中，去想象它昔日的辉煌，《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当时的上都仅宫城就周长16里，里面有许多的泉水、河流和草原，在今日元上都的宫城遗址上随处散落着石块与瓦砾，直到八十年代之前人们还可以经常拾到各种色彩的琉璃瓦片，而在遗址中出土的最能反映出当时宫城规模的几个石人像，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对蒙古大汗和他的国家有许多赞美之词，他认为这是一个人类有史以来从未见过的繁荣强大之帝国，因此直到他回到威尼斯写下这本书时，他还坚持认为忽必烈在东方继续着他的统治，他当然不可能知道，忽必烈已于1294年去世，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建筑在征伐与血火之上的帝国基业在持续了短短100多年后就訇然倒塌。
作为拥有当时最强大军队的国家在征服一个国家后，它便无法停下脚步，一定会进一步扩张，世界从未见识过如此强大的力量，只有马可波罗指出它是历史上最强大的王者，在此之前没人认识到这一点，他的帝国版图东起太平洋，西至波兰，马可能够从威尼斯安全旅行至中国，有部分原因是由于他途经的大部分土地都已被可汗占领，这是历史，我想他们是最好的骑兵。
对于蒙古帝国在西征和南下之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战役，马可波罗均曾有所记载，然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他对于细节的一个描述，当两军列阵之时，种种乐器之声及歌声群起，缘鞑靼人作战以前各人席地歌唱，弹两弦乐器，琴声颇可悦耳。
据史料记载，元代实行两都巡行制，每年的夏季皇帝率领他的卫队和大臣百官从元大都北京启程，进入蒙古草原的上都避暑，马可波罗说大汗除了处理日常事务之外，他另一个比较重要的活动就是享受他的人间快乐，他经常在这里举行盛大的宴会，和他的后宫嫔妃以及皇子贵族们饮酒作乐，而每年总有三个月的时间大汗在北方草原到海边的广大领地上举行大规模的游猎，携带着世界上最凶猛强悍的猎鹰坐在由大家承载的木楼之上观赏捕获猎物，而从九月到第二年的二月份，大汗则居住在大都接见前来朝拜的各国使节。如此周而复始，马可波罗抵达大都很有可能就是跟随忽必烈还朝的队伍而行的，当年从上都到大都共有从西到东三条线路，而中间经今天的坝上过居庸关，直抵北京的线路就是昔日的中路，距离不过800华里。2003年8月底《马可波罗重归中国》，中美联合摄制组一同从蒙古草原来到了居庸关长城脚下。
在这里矗立着一座元代的过街塔，俗称八达岭云台，它是当年蒙古大汗往返于两都之间的必经之地，之所以称其为过街塔，是因为元代时云台上面分别修建有三座佛塔，是蒙古贵族的礼敬佛教地表现，而石壁内侧雕有各式佛像，并用蒙、汉、回等八种文字书有记录文字，塔下的木板路上竟然留有深深的车辙，可以想见当年这条官路上曾经走过怎样的盛大仪仗，这里是今天北京保留下来的极少数珍贵的元代遗存。
马可在中国游历了整整17个年头，其中最多的时间居住在大都，因此他对元大都的记述最为详尽，游记几乎涉及了当时元朝帝都生活的各种层面，城市规划、商业贸易、百姓民生、政治斗争、宗教生活、建筑艺术乃至节日欢庆，如此大量详实的文字，甚至弥补了今天关于元朝史料记载的诸多不足，对于个别重大的历史事件都形成了参照，然而麦克曾经被马可波罗怀疑论者问到，既然马可对于中国如此熟悉，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可为什么对于中国所特有的文字没有一丝一毫地记载呢，如果说生活在一个国度17年却对她的独特文化没有印象，是不是太不合常理了呢。
精明的商人马可波罗对于纸币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他在游记中详细地记述了关于元代纸币的制造、分类和流通情况，甚至被损的纸币兑换新币，所花的手续费也不曾遗漏，而当欧洲还在使用炭作为燃料的时候，元代使用的煤石则更让马可波罗着迷不已，他的记述令欧洲人感到瞠目结舌、不可思议，正是由于马可的好奇与细心，他赢得了忽必烈的赏识，多次派他出使各地，回来后将奇异见闻转述于大殿之上，虽然有人认为马可在这里有自我吹捧之嫌，但其中的合理性与可能性也确实让人难以辩驳。按照《马可波罗游记》记载，马可的出使线路大致有两条，一条是经太原、西安进入川地，最后抵达云南，其最远行程直到今天的缅甸境内，另一条线路则是经京杭大运河南下，辗转于苏杭，最终抵达刺桐港，既今日福建之泉州，而其中的扬州城，马可自述曾经在那里居住管理长达三年之久，尽管众多史学家对此说颇有疑问，但在那里仍有不少关于马可波罗的传说，为了追寻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足迹，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把中国拍摄计划的最后一段安排在了扬州和云南，今天的大运河已不复昔日的繁忙景象，但是这里是当年游历中国江南的重要水上走廊，已经有千年历史的大明寺，至今仍是扬州香火最为旺盛的寺院，传说很早以前寺内的一座罗汉像是人们按照马可波罗的形象而塑造的。700年前的奇异故事至今为扬州人所津津乐道。
有关《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我国学者根据不同版本也翻译过7种，其中1935年冯承钧将法人沙海昂的注本翻译过来译名为《马可波罗行纪》，在中国流行较广。
《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洲，福洲，泉洲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洲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洲为"行在"，"天城"，称苏洲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洲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洲，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洲人烟稠密，房屋达１６０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１０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洲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洲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洲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洲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之煤。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际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了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马可波罗的游记对１５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都津津有味地看过马可波罗的书，哥伦布小时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钦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１４９２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马可·波罗游记》
译者序
公元一二九五年的一个黄昏，有三个风尘仆仆的男人从一艘并不很大的带桨帆船上走了下来，在威尼斯的石铺码头登岸。他们刚度过许多日子的海上生活，两腿还不怎么适应坚硬的地面，走起路来摇摇晃晃。他们从神态到口音都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鞑靼味。他们脚蹬高至膝盖的脏皮靴，身穿绸面皮袍，另有缎带紧系腰间。绸面的质地很考究，但已露出一些碗大的裂口，从里面漏出了粗裘毛衬料。这些破烂不堪的大袍是蒙古式的，下摆只长及膝，前胸用一排圆形铜纽扣扣住。
这就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尼可罗、叔叔马飞阿在阔别故乡二十五年后，重新踏上威尼斯的土地的情景。经过二十五年的变迁，威尼斯的面貌已变了许多，所以这三位游客很难寻觅他们的旧宅。当他们重敲自己故宅之门的时候，威尼斯的狗吠个不停
马可·波罗的东方行
马可·波罗一二五四年出生于威尼斯，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便故去了。那时候他的未谋过面的经商的父亲和叔叔正在进行他们光荣的第一次东方之行。当他们父子相逢的时候，小马可已经十五岁了。我们无从知道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但这次的父子相聚，却改变了这个少年的一生。
经历了团聚的喜悦之后，波罗一家在威尼斯度过了两年的时光。这期间，尼可罗无时不在关注新的罗马教皇的选举。这是因为，在他和马飞阿第一次的东方之行中，远方的忽必烈汗交给他们一项使命，就是递交忽必烈致教皇的书信，并要求教皇选派一百名懂技术、有修养的教士到东方传教。不幸的是，当时的教皇克莱门特四世刚刚逝世，而他的继承者还没有选出。
漫长而无期的等待，东方巨大的商业利润终于驱使尼可罗兄弟无法坐等时机的丧失，这一次，他们决定带上小马可一起前往富庶的东方去晋谒神圣的大汗忽必烈。
这一走便是二十五年，关于这些年的经历，马可·波罗已在他的游记里交代得很清楚了，我们便不再浪费篇张。最终藉着一个难得的机缘，他们得以告别大汗，重返家园。
波罗他们久已被视为不在人世，他们的疏远的亲属已住进他们的家宅。此时，这三个衣着破旧，形迹可疑的人被拒绝进入他们自己的家。经过无数的盘问，他们终于利用门闩开启的一刹那，挟着自己的包袱，闯进屋内。主人万般无奈，急忙召集威尼斯各处的亲戚来家，辨明究竟。波罗等经过长时间的辩论后，才说服他们的亲戚，他们并没有死去，也不是欺骗者。消息传出后，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两天之后，这三位归客在家中盛宴款待他们的亲友。三人穿着红色的缎袍，但在入席之前，又换上深红色的花缎袍子，而最初穿的衣服却剪成小片，分给仆人。餐事过半，三人一同离座，各换一件深红色的天鹅绒长袍返回，将花缎长袍撕开分送给席中的贵宾。餐毕，天鹅绒的长袍又被换成日常的衣服。而三人严格地按照蒙古人的风俗，将绒袍同样地赠给来宾。
这些举动令来宾们十分诧异，但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筵席一撤，三人便命所有的仆人都退下，然后拿出他们回来时所穿的粗劣破旧的衣服。当他们用刀子将衣缝和衣褶划开以后，大量的红宝石、红玉、蓝宝石、金刚石、翡翠、珍珠和其它价值连城的宝物，纷纷落下，堆满了桌子。众宾客看到这些光耀夺目的宝物时，都目瞪口呆。
这次宴会后，波罗一家便成了威尼斯人议论的话题，大家视波罗等人为富豪，给他们的住宅取名为“百万宅”，又称马可·波罗为“百万君”。而他们口中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更是引人入迷，自不待言。
游记草成的经过
马可·波罗回家住了三年，他的家乡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商业冲突爆发了战争。波罗一家拥有一艘战船——当时较富裕的商家都有这种战船，用来保护他们的港湾和商船免受海盗与竞争对手的侵害。波罗家的战船由木料制成，船幅较窄，每边有浆一百多条，船员共计二百五十人，包括五十个持机械驽的兵士，两个木匠，两个铁匠，两个侍役，一个厨子，还有船长、军校、舵工等。马可·波罗是船上的荣誉司令，类似于顾问的角色，必要时与船长同负责任。波罗家的战船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威尼斯的兵船队。
在亚德里亚海面上，各色旗帜飘扬空中，厮保存于热那亚市政厅的马可·波罗画像杀声震彻云天。激战结果，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及其战友七千多人都成了俘虏。依照当时的习惯，败北的船上的旗帜被扯下丢入海中，而兵船则作为战利品被热那亚人拖回自已的海港。威尼斯兵船队的司令不堪战败的屈辱，投海自杀，而马可·波罗则被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的战舰
毫无疑问，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曾企图用赎金或其它某种形式，赎回这个俘虏。事实上，有些战俘会因此而重获自由，但这一次，热那亚人不肯释放马可·波罗。
我们应该感激热那亚人的这个决定。正因为此，马可·波罗得以在狱中结识一位名叫鲁思梯谦的比萨战俘，最终导致《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鲁思梯谦曾经写过小说，并精通法语。为了熬过漫长的狱中岁月，马可·波罗向这位难友讲了许多他在东方的见闻，鲁思梯谦将这些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言记录下来，写在羊皮纸上，这就是现在《马可·波罗游记》最初的本子，当时名为《东方见闻录》，时值公元一二九八年。
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威尼斯与热那亚签订了停战协定，马可·波罗也恢复自由，回到了他在威尼斯的“百万宅”。
在后来的岁月里，马可·波罗娶了一位名叫多拿达的女人作妻子，她为波罗生下三个女儿，她们的名字分别是蕃提拿、柏拉拉和摩勒达。当马可·波罗继续从事商业的时候，他仍旧享有旅行家的美称，因为我们从巴黎图书馆的一个《马可·波罗游记》的抄本中得知，在一三○七年，他曾将他的游记送了一部给一位法国贵族。这位贵族在书中注明该书自马可·波罗处得来，“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性情高尚，曾游历许多国家，他愿将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传播于世界”。
到中国去
在我们追随马可·波罗的足迹，进行他伟大而神奇的旅行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一二一九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其后又经过一二三七年的拔都和一二五三年的旭烈兀的两次西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件大事，从十三世纪初期到十四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作为肩负宗教使命和怀有商业目的的混合体，是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名气的一位。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是十分重要的，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它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可能生产的，所以它们都是远东的专卖产品，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
马可·波罗时代威尼斯的集市
除了香料这种实际上非有不可的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受到欧洲的青睐，其中尤以丝织品为最。古罗马人十分珍视丝绸，但是对怎样生产丝绸一直大惑不解。当时欧洲人对丝绸的原料来源及生产方法，尚处于若明若暗的状态，所以当地的丝织品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也就不足为怪了。
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都进行“滚动式贸易”。这种贸易的方法是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多数市场的规模很有限，商人们除了经营前面所说的那些货物外，都喜欢经营产地不远而又享有盛誉的产品。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原始投资有所盈利。如果把一批新货运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那里又不受欢迎，那就有可能连经商的老本都要赔掉。将买和卖不间断地交替进行可以避免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波罗一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经营的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奢侈品——宝石，他们对成交很有把握。
在一些旅行家的记载中，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一些到东方的商人的情况。其中一位名叫卢卡隆哥的意大利商人一二九一年从大不里士到达北京，后来还出资在北京建造了一座天主教堂。一三○五年，北京主教约翰·孟德高维诺在和林写了一封致教皇的信函，就是委托一些正要回国的威尼斯商人带回去的。
一二三七年拔都率领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欧洲国家大为震动。西方听说中国有长老约翰的故事，于是企图用宗教的力量阻止蒙古人的侵略。一二四五年罗马教皇派遣方济会修道士柏朗嘉宾出使蒙古，一二四八年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士隆如美到和林修好。一二五二年路易又派出了方济会修道士罗伯鲁等三人由陆路到和林。其时旭烈兀已发动第三次西征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二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亲自到和林朝贡。一二六一年以后至一二九五年，波罗诸人在中国和东方。一二九一年，教皇尼可老四世又派方济会修道士孟德高维诺等到中国，孟德高维诺走的是海路。其时蒙古已占据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并在北京建都，汉名大都，蒙古名汗八里，即京城之意。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在今西什库附近建立教堂。一三一四年，方济会意大利修道士阿多理经海道来中国，游历山西、陕西、四川、西藏诸地，后取陆路回国。
除这些欧洲的教士之外，还有一位伊宾拔都，他是生于非洲唐吉尔的阿拉伯人，曾游历非洲北部、东部、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波斯、麦加等地，又经小亚细亚至君士坦丁堡，过南俄罗斯到基辅、布哈拉、阿富汗、印度德里诸地。一三四二年到中国，由海路至福建泉州登陆，到了杭州之后由大运河到北京。后来仍由泉州取海道回归故乡。伊宾拔都他也写了一部游记，记载其经历。所记如杭州之盛，以及称泉州为剌桐城，可与马可·波罗的记载互相印证。
亚细亚的皇帝
马可·波罗口中那位令全世界震悚的“众王之王”——大汗忽必烈，出生于一二一六年，当少年马可·波罗来到他的朝廷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他的少年时代消磨于戎马生涯之中，中年时代则聚精会神于野心的征伐计划。在马可·波罗到达前十年间，忽必烈朝廷的威仪显赫已臻极顶。那东起海滨西至欧洲，北起北冰洋地带，南至印度、缅甸和暹罗的庞大领域，连同伟大的庄严华丽的朝廷正环绕着忽必烈的宝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任何皇帝都大，还在做着开疆辟土的美梦。
忽必烈是怎样变成如此广大的领域的主人的呢？我们暂且回转去，简单追溯这个在某一时期，大有蹂躏全世界之势的蒙古王朝的起源。它开始于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蒙古一个小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在十三岁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作战，自他的父亲死后，有几个族人欺他年幼，曾要抢夺首领之位，他们说：“最深的泉水还会枯竭，最硬的石头也会破碎，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你呢？”但这个少年首领借着朋友们的帮助，打败了他们，并且宰制了邻近一切怀有敌意的蒙古部落。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
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亚欧，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能望其项背。这固然是由于十三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姻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一二○六年得到各蒙古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全民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士兵极能吃苦耐劳，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必要时，他们能以马乳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或者以他们所能捉到的其它野兽充饥。”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其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时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并不盲目地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甚至极度残忍地将全城俘虏全部杀光。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布谣言，并且驱使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气氛。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的手段立即停止实施，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十三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侮，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他们微薄的力量，希冀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所幸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
教皇觉得这完全是他的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至一二五三年，教士鲁布鲁乞又以教皇使者身份出使东方，要使东方的全体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个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始终只得到一种答复：“蠢子说只有一神，哲人说有许多神。”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哥汗，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长兄。鲁布鲁乞来自法兰西，蒙哥询问他法兰西的有关情况，他就相信蒙古人在作侵略全欧洲之想。
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身后的汗位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不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
欧洲人想象中的蒙哥汗受洗图
忽必烈灭南宋，称元朝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巩固发展他的帝国，宗教政策即是其一。忽必烈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他认为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出任官吏，与他们同信仰的人民就容易治理。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修道士，帮助他管理这个日益壮大的帝国。
教皇错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无论忽必烈出于何种动机，这即使不是一种德行的机会，也是一种智慧的机会。派遣一百位修道士到中国，一定会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形态。一百位受教育的人寄居中国，并在各个时期回到欧洲，一定可以改变人类事业的轨道。欧洲当时正从一种长久而野蛮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史称文艺复兴），而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有着高度的文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为了交换商品，而一百个有教养的人则是为了交换观念。这种观念的交换，更有益于整个人类。
难以置信的东方文明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中国的文明是怎样的？它在什么地方超过了欧洲呢？在这方面的第一位考察者是鲁布鲁乞，他以教皇使者的身份，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在他的回忆中：“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也几乎从每一页都看得出来。各种宗教享有完全的自由，寺庙和教堂都豁免税捐。
在马可·波罗到达之前，有两个举世文明的工程奇迹已经完成了，一个是万里长城，另一个是京杭大运河。驿站制度使疆域内的陆路交通极为发达，城市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是这样描写的：“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位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了。而更让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单说杭州，十三世纪时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了，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了不得了。
天文学的发达，也为马可·波罗所注意，他记述说北京当时有五千多个星象家。他们造有一种观象仪，上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及其在全年的几个方位。星象家依据星宿运行轨道由图像观测气候的变化。例如，什么时候有雷电、暴风雨、地震等。当时，在郭守敬的倡议下，忽必烈批准了在北京修建“司天台”，在全国修建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新历法，即“授时历”，与现行公历——格利高里历相同，但比公历的确立早三百年。
中国的各种艺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了。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也大为流行，在此前一千多年，造纸术就产生了，活字印刷术也于一○四三年就发明出来，马可·波罗已经能够看到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军事、音乐和其它各种书籍流行于世，而更让其称奇不已的纸币已通行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
一个容易感受印象的二十一岁少年马可·波罗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世界。当然，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神话。
真实与谎言
马可·波罗于一三二四年去世。当时他已七十岁了，疾病缠身，日见衰弱，于是请来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证律师，对于他的财产处分，给予了详细的指示。遗嘱上指定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两个当时已经出嫁——为他的财产继承人。
他的朋友们——他们始终无法相信马可·波罗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在他临终之前，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他对此的回答是：“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他葬于圣多雷兹教堂。
马可·波罗去世不久，即有一个可笑的人出现于威尼斯的每一次嘉年华会上。这个家伙打扮成小丑的样子，自称为马可百万。他的把戏就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手势从而取悦观众。事实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物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称他的的游记为“世界奇书”，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大家都将其看作是一本故事书，类似于神话之类。马可·波罗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诚实、说大话的人。要破除这种普遍的成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即使在现在这个世纪，英国的学童也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伪的事情。
马可·波罗的遗书
对已经存在的一种成见，予以维持似乎比加以消除要容易些。当时就有人提出证据，要推翻马可·波罗所陈述的某些事实。有一个叫马兰斯的传教士，在三百年前从东方回到欧洲，否认中国曾用过纸币。幸好明朝的一些纸币被妥为保存，至今仍作为文物，可以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提供注解。在中国马可·波早期游记中马可·波罗小丑化的形象罗看到可以打碎当柴烧的黑石头，当时的欧洲人很难相信，但现在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煤炭而已。马可·波罗描写印度坚果和人头一样大，我们现在知道这就是椰子。本书所含的真实纪录还可以开列一大批出来，然而有一个时期并没有人相信。这本游记取得中世纪亚细亚实录的地位，不知经过了多少个年岁。
马可·波罗是横跨亚洲大陆，并按照国家和省份连续的次序而列其名称的第一位旅行家。因为他的游记在很长一段时期为人排斥，所以其对于世界的地理概念影响甚微。当时制图的人并没有根据马可·波罗的描写而修改地图，甚至于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欧洲人对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情况仍知之甚少。在另一方面，十八世纪的探险家已经能够追踪马可·波罗的足迹而跨过这个庞大地带，并依照他书中所描写的道路前进。在多数时候，马可·波罗记下的大约的距离，被后来以测绘地图为目的而旅行该地的探险家证明是正确的。
马可·波罗在七百年前经过的许多地方，在十九世纪初又被欧洲的探险家重新经过。赫丁斯泰因、柏利阿特博士、陆军上校科斯洛夫、陆军少校森克斯都曾将这位威尼斯旅行家的记述作为指南，在这个广大的地域内作长途的旅行。
这些足以造成马可·波罗的声誉，当然还可以加入更多的事迹。他是纪录波斯危险荒原的第一位旅行家，也是巡视当时盛产碧玉的河流的第一人，自此以后近六百年，才有欧洲人到过该处。马可·波罗又是正确描写中国、缅甸、暹罗、锡兰、印度以及他所见所闻的其它地方的民情的第一位旅行家。
他对于西伯利亚的黑暗地带、桑给巴尔的黑色人种和白象牙、基督教的阿比西尼亚、吃人的苏门答腊这一切地方人物的存在，给欧洲人以第一次认识。他指出北至北冰洋有白熊、狗拉雪橇、驯鹿，南方有印度的酷热，及其金刚石矿、珍珠河床和奇异的神话。他描写忽必烈大汗辉煌灿烂的宫廷，以及险些征服全世界的蒙古军队的组织。他又描写奇异的小鸟和本不为人知的动物，以及金屋顶的庙宇，奇怪的风俗，异样的景致，历史的与传说的故事，和其他许多事物。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书所包含的知识会比它更为丰富。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那场战争中来吧。马可·波罗因为威尼斯舰队战败的结果，身陷于热那亚的牢狱之中。他忍受着羁囚的痛苦，很希望再作一次旅行。他也感觉到狱中的黑暗潮湿与寂寞，好在他有亲身经历的故事可资谈助，他有远方的奇闻异事可供狱友记录下来。而一切游记文学中，无可匹敌的记述现在开始了。
《马可·波罗游记》
版本说明
马可·波罗的游记，产生于欧洲印刷术发达之前许多年，而且原稿已佚，根据原稿传抄传译的大约一百四十多种抄本中，没有两种本子是完全相同的，这就给该书的翻译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麻烦。
据推测，原稿是用中古时代的法意混合语写成的，现存最早的版本是由西班牙托莱多教会图书馆收藏的塞拉达拉丁文抄本，其书名为《对世界的描绘》。而迄今为止被公认为最好的版本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摩勒和伯希和译注的英文本，该刊本也采用《对世界的描绘》为书名，其它抄本大都采用《马可·波罗游记》一类的书名。
现在流行的版本，可分五种。
第一种是法国地理学会版，或称老法文版，巴黎图书馆有收藏。该文本的文字文法，皆可证明其为根据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而由鲁思梯谦所记录的原文直接传抄下来未经修改的原本。意大利克路斯加（crusca）等的版本，皆源于此。
第二种是改定的五种法文写本，其中三种存于巴黎图书馆，一种藏于瑞士伯尔尼，一种藏于牛津大学伯得雷恩图书馆。其中有两本，证实为一三○七年马可·波罗亲自赠给迪博（ZhibauddeCepoy）的。此类版本都是得到马可·波罗的亲自改定，或得其允许而改定的。
第三种是庇庇诺（Pipino）拉丁文译本。此类写本其中节略删除之处，比第二种版本要多。该文本成于马可·波罗晚年。
第四种是赖麦锡（G.B.Ramusio）意大利文版。这种版本，与上面三种版本完全不同，其由来至今尚未明了。书中地名多经更改，被删除多章，而又新增入阿合马一章及其它版本所无之事。该版本刊于一五五九年，据认为是汇合数种版本翻译润色而成的。近代各种版本，大多是由第二种与这种版本参酌而成。
第五种是“Z写本”（CodexZ.）。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意大利国立地学委员会委托拜内戴拖（Benedetto）教授编辑一种新版“游记”。他游历了全欧洲，并在米兰市安白洛襄图书馆发现了一种拉丁文新写本，该写本现今称“Z写本”。它是一七九五年从红衣主教蔡乐达（Zelada）所藏的十四世纪或十五世纪的一种写本抄下来的，“Z”即蔡乐达名字的第一个字母。“Z写本”比老法文本及肖似的各版本均好，它虽然武断地将老法文版本删节了三分之一，但却忠实地转录了三分之二。另外，还有两百段为老法文版所无，这两百段中有五分之三见之于赖麦锡本。故赖麦锡编书时，似有此“Z写本”之“兄弟”本在身旁。
本书翻译时所依据的本子是美国人科姆诺夫（Komroff）编订的英文本，该版本是依据赖麦锡本而来的，但“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述前进的材料，都予以删除”，又把原来一些过长的篇章分成几个短章。本书在翻译时又借鉴了其它一些版本的内容，并依据有关史料对其中错误之处进行了校勘。希望译者为此而做的一切努力，能将一部全新的、真实的《马可·波罗游记》展现在读者面前。
《马可·波罗游记》
小引
皇帝、国王、贵族、骑士和其他一切人民，如果想要知道世界上各民族之间的风俗差异和东方各国、省以及一切地方的不同，可一读此书；所有人民，特别是亚美尼亚亚、波斯、印度和鞑靼的人民，他们最伟大的和最奇异的特点，都分别记载在马可·波罗的这部书中。马可·波罗是威尼斯一个聪明而有学识的市民。他在此书中明白说出何者为他亲眼所见，何者为他亲耳所闻，因此本书是一部真实的纪录。
众所周知，自从上帝创造亚当以来，直到现在，无论是异教徒、萨拉森人十、基督教徒，无论属于什么种族，什么时代，从没有人看见过或观察过马可·波罗在本书中所描述的如此多、如此伟大的事情。他把所见所闻的一切事情都深藏在心中，一直没有向别人吐露。但是为了让那些不能亲身经历这些事的人都能分享他的快乐，马可·波罗决定在本书中将此披露出来。这是一二九八年，马可·波罗被囚禁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亲自叙述，而由狱中同伴比萨人鲁斯梯谦先生纪录下来的，全书共分四个部分。
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他的游记
波罗兄弟离开君士坦丁堡土周游世界
读者应当知道，当鲍尔文二世（BaldwinⅡ）为君士坦丁堡皇帝的时候，威尼斯共和政府总理的一个代表曾居住在此。前面所说的马可的父亲尼可罗·波罗和叔父马飞阿·波罗都是体面的上层人物，他们在一二六○年乘着一艘装满各种商品的自备商船平安地到达了君士坦丁堡。在对于是否继续前进的问题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商讨后，他们决定驶向黑海的彼岸，因为如此前进，一定会有利于他们的生意，使他们的商业资本不断增值。他们怀着这个目的，购买了许多稀奇珍贵的珠宝，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航行到达一个叫索尔得亚的港口；然后登陆向东，几天后他们来到了鞑靼人西方强大的君王别儿哥汗的王朝。这位君王住在波尔加拉和撒莱这两座城市，是鞑靼人中最民主最文明的君王之一。别儿哥汗对波罗兄弟的到来，表示十分欢喜，以特别隆重的仪式接待了他们。波罗兄弟为报答他的盛情，特将自己携带的珠宝呈献在别儿哥汗的面前。当他们发觉这位君王十分喜爱这些珠宝时，就毫不犹豫地全部奉上。君王看见波罗兄弟如此慷慨大方，又惊又喜，但他却不愿无故接受他们如此慷慨的馈赠，不但对所有的珠宝都加倍偿还，而且还回赐了许多珍贵的礼物。
波罗兄弟在这个地方住了有一年之久，很想返回故乡。但这时别儿哥汗和另一位统治东方的鞑靼君王旭烈兀汗之间突然爆发了战争，因此阻碍了他们的回程。双方军队经过激烈的大战后，旭烈兀汗取得了最终胜利，于是使旅行更加困难重重，波罗兄弟已经不能从原路返回君士坦丁堡了。这时有人建议他们沿着别儿哥汗王国领土的边境，向东走一条不常走的路，然后再绕道向西。目前这是到达君士坦丁堡的唯一通道。于是他们向西方鞑靼王国内亚美尼亚原为西亚一古国，包括今土耳其、伊朗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十字军东征时欧洲人对反抗东征的伊斯兰教徒的通称，后泛指阿拉伯人。土耳其伊斯坦尔城的旧称。
一个叫奥卡卡的城市出发。在此处稍事休息后，继续前进，渡过底格里斯河——伊甸乐园四大河流之一——来到一个荒原。这个荒原有十七天的路程，里面既没有城市、寨堡、也没有坚实的建筑物，只有住在荒原天幕下的鞑靼人和他们的畜群。波罗兄弟越过这个荒原后，终于到达了一座建筑坚固的城市——布哈拉。该城所在的省也叫布哈拉。这座城市在波斯境内，是波斯王国中最宏伟的城市，受一个叫八剌的君王统治。他们因为无法再向前走，所以只得在这座城市逗留了三年之久。
当波罗兄弟寄居布哈拉时，有一位名望卓著、才能优越的人突然出现在此。他就是由前面所说的旭烈兀汗派去觐见忽必烈大汗——所有鞑靼人的主人——的使臣。大汗的京都位于亚洲的东端，是亚洲最边缘的地区。这个使臣以前从没有机会——虽然有这样的愿望——看见过任何意大利人，这次能有机会与波罗兄弟相识并且亲切交谈——因为波罗兄弟已经颇为纯熟的掌握了鞑靼的语言——十分高兴。经过几天的交往，使臣觉得波罗兄弟举止得体，谈吐不俗，就提议他们随自己一同去晋谒大汗。大汗从前也同样没有见过任何意大利人，所以此次波罗兄弟去的话，他一定非常欢喜。同时使臣保证，他们到达京城后一定会受到隆重的接待和丰厚的赏赐。波罗兄弟觉得此时回国，路上一定十分危险，不如接受使臣的提议，祈求上帝保佑自己一路好运。于是他们便跟随使臣共同前行，并且将从威尼斯跟来的几个基督徒仆人也带上了。
他们一行人最初向着东北和北之间的方向前进，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到达京都，因为在路上他们常常遇上大雪和洪水阻碍行程，必须等到雪融水退后，才能继续前进。他们在途中看见许多值得惊叹的事物，马可·波罗在本书中将加以详细描述，这里就暂不提及了。
大汗派遣波罗兄弟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
波罗兄弟觐见忽必烈大汗时，受到了大汗谦恭亲切的接待——这是他的本性。同时因为波罗兄弟是第一批来中国的拉丁人，所以大汗特地大设筵席，表示对他们的欢迎。大汗以慈祥的态度和他们交谈，殷勤询问西方各国、罗马的教皇和其他各基督教的君主王公等的情况。大汗希望了解这些皇帝和君主在国内的权威、领土的广袤、司法和军事的状况，尤其是教皇的情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波罗兄弟本来就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又十分谨慎，再加上他们精通鞑靼的语言，常常能用贴切的词句来描述，所以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令人满意的回答，因此大汗非常宠信他们，时常召他们进宫闲聊。
当大汗得到波罗兄弟明白清楚的回答后，心中十分高兴，在和众臣商议之后，准备派他们充任回访教皇的专使，并由科加达尔男爵陪同前往。
大汗告诉波罗兄弟，他派他们出访教皇的目的是请求教皇派遣一百名精通基督教教义和七艺(七艺：指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和地理)的传教士来，用公开清楚的讨论，向他境内的学者证明，基督教徒所宣扬的信仰是建立在更坚实的真理上的，比其它宗教更加优秀；同时还要说明鞑靼人的神灵和其家中所供奉的木偶是一种恶魔，他们以及东方的普通百姓敬奉这些恶魔为神，实在是一种错误。还有一点，大汗十分希望波罗兄弟回来时，能从耶稣基督圣墓的长明灯中，取来一些圣油，因为他自称敬重耶稣，把他看成真神。波罗兄弟听完大汗的这些吩咐后，随即跪倒在地，表示愿尽自己的所能，执行他的命令。于是大汗令朝臣以他的名义，写一封鞑靼文的书信，呈给罗马教皇。
大汗又按他所创立的制度，赐给波罗兄弟一面御书金牌。凡持有这面金牌的人以及他的全部扈从都会得到帝国内的地方官吏和驿站妥善护送，所经过的城市、城堡、市镇或乡村，都必须提供一切必要物品。
波罗兄弟接受了这个神圣的使命后，马上辞别了大汗，起程前往罗马。他们走了二十天后，同行的科加达尔男爵患重病，不能再走了，于是他们只能停留在某城中。此时波罗兄弟进退维谷，他们在与所有同行的人商议后，并征得了病人的同意，决定把科加达尔留在此地养病。因为他们持有皇帝赐予的金牌，所以沿途的地方官吏提供了十分周到的服务，给了他们极大的帮助，一路上所有费用均由地方负责，并有卫队妥为护送。不过，波罗兄弟一行虽有如此便利的条件，但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风霜雪雨，天寒地冻，洪水泛滥常使他们寸步难行，因此行程极为艰难。在到达小亚美尼亚的莱亚苏斯港时，已花去了他们三年的时间。
他们从莱亚苏斯港启程，沿海而行。在一二六九年四月到达了亚克(今以色列海法以北的阿卡)，在这里他们突然得到教皇克莱门特四世（PopeClementtheFourth）去世的消息，心中万分焦急。当时教皇委派的大使正好驻在亚克，于是波罗兄弟便向大使汇报了鞑靼大汗赋予他们的使命。大使劝告他们必须静候新教皇的选举结果，到那时才能履行他们的任务。波罗兄弟接受了这个忠告，决定在这段时间内，先回威尼斯老家一趟。于是他们便从亚克乘船启航，经内革罗蓬特回到了威尼斯。到家后，尼可罗·波罗才知道，自己临行时怀孕的妻子已经去世了，遗下一个儿子，现在已经十五岁了。这就是本书的口述者马可·波罗。
波罗兄弟再次离开威尼斯，回复大汗并携马可同行
由于教会内的种种原因，教皇的选举迟迟未有结果。波罗兄弟在威尼斯逗留了两年，天天盼望新教皇能早日选出，同时又担心大汗对于他们长期滞留欧洲而心中不快或者可能怀疑他们无意回去，于是便决定先回到亚克，再作打算。这次他们带上了少年马可·波罗同行。来到亚克后，他们征得了教皇大使的许可，前往耶路撒冷，按照大汗的吩咐，取来了少许圣墓灯中的油。他们又请求大使致信大汗，证明他们努力履行了大汗的使命，并说明基督教教会的教皇还没有选出。然后，他们就立即离开前往前面所说的莱亚苏斯海港。
然而他们动身后不久，大使就接到了意大利红衣主教会议的任命书，宣布他为新一任的教皇，名格利高里十世（GregorgtheTenth）。新教皇觉得现在自己的地位足以满足鞑靼皇帝的要求，因此急忙派人持书信前去晋谒亚美尼亚王，通报自己当选的事情，并且询问那两位取道该国向大汗朝廷进发的专使是否还在境内，如尚在境内要求他们立即回去。此时，波罗兄弟恰在该处，于是他们欣然应召返回亚克，同时亚美尼亚王也特地派遣一艘兵舰护送他们前往，还派了一名公使同去祝贺新教皇的当选。
教皇在波罗兄弟到达后，用隆重的仪式欢迎了他们，马上修书一封，并且选派了两名正在亚克传教的修道士与他们同去大汗朝廷。这两个传教士是文学家、科学家和渊博的神学家，一个是维琴察的修道士尼古拉（Nicholas），另一个是的黎波里的修道士威廉（Willian）。教皇给了这两位修道士相当的权柄，使他们以后在那些国家里可以全权行事，任命修道士、主教、赦免或不赦免各种罪恶、代替他行事，还给他们写了任命状和介绍信。委托他们交给大汗他所要送的国书。并且又挑选了许多珍贵的礼物，其中有几只精致的玻璃花瓶，是以他的名义送给大汗的，以表示对大汗的祝福。一切事务都完毕后，波罗兄弟一行拜别了教皇再次回到莱亚苏斯，然后登陆向亚美尼亚国前进。
他们到达亚美尼亚后，得到消息，说巴比伦的苏丹邦多克达里（Bandokdari）统率大军进攻亚美尼亚，并且已经占领了该国的大片疆土。两个修道士听说后惊恐万状，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危害，于是决定不再前进，而将教皇委托给他们的书信和礼物交给波罗兄弟，自己则由当地修道院院长保护着直接回到了海滨城市。
然而波罗一家却不畏艰难险阻——波罗兄弟久已习惯了这些——穿过亚美尼亚的边界，继续前进。他们穿过几天看不见人烟的荒原，越过高耸陡峭的大山，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东北和北之间的某个地方。这时他们得到消息说，大汗正驻跸在一个宏伟富丽的大城，名叫开平府(上都，今多伦附近)。当他们抵达开平府时，全程所费的时间不下三年半，这主要是因为这里的冬季气候寒冷，前进速度非常缓慢。当波罗兄弟还遥遥在途时，大汗就已得到禀报。大汗知道他们长途跋涉，一定十分疲劳，于是特地派遣官员在相距四十日路程的地方迎接他们，并下令沿途地方官吏小心照应，使远行的旅人得到最大的方便。他们依靠这些帮助和上帝的恩宠，终于平安到达了京都。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觐见大汗
当波罗一家到达京都之后，忽必烈大汗特地召集文武大臣举行盛大的朝会欢迎他们。波罗一家走到大汗御前，跪在地上，叩头致敬。大汗立即令他们起来，详细询问了旅行的情况，以及和教皇交涉的始末。波罗兄弟用明白简要的语言，条理清楚地叙述了一切经过。大汗聚精会神，认真倾听。波罗兄弟随即呈上了教皇格利高里十世的书信和礼物。大汗听完所宣读的书信后，对于两位专使的忠诚、热心和勤勉大加赞扬，并且十分虔诚地接受了圣墓中的灯油，命令以宗教的诚心妥为保存。
当大汗发现马可·波罗时，问“他是谁？”尼可罗回答说：“这是陛下的仆人，我的儿子。”大汗立即说：“欢迎他，我很高兴。”并且下令将马可的名字列入荣誉侍从的名册中。大汗为了庆祝波罗一家远道归来，在朝会后又摆下了盛宴为他们接风。波罗一家在朝期间，大汗总是对他们宠信有加，甚至有时还超过了国内的众大臣。他们受到了所有朝臣的敬重。
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抵达大汗的京都
马可·波罗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学会了鞑靼人的一切礼仪举止，并且精通四种文字，能够顺利地读书、写作。大汗看见他如此能干，便想在实际工作中试试他的才能，于是特地派遣他到离京都六个月路程的一个叫哈剌章(此处是狭义的用法，指大理地区)地方，去处理一件重要国务(疑指进攻班加刺的事宜)。马可·波罗以他的聪明、谨慎，把此事处理得十分得体。同时他又暗中发现大汗喜欢听臣下讲述各地的风俗民情和远方异国的奇闻轶事，因此，他每到一处便用心收集这类事情的正确材料，对于所见所闻的一切趣事，都纪录下来，以便满足自己主人的好奇心。
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大汗
总之，马可·波罗在供职的十七年中，表现得非常能干，所以大汗常派他到帝国各地以及藩属去执行机密任务。马可有时也为自己的私事出外旅行，不过这要征得大汗的同意和地方当局的许可。马可·波罗在这种优越的条件下，或凭自己的观察，或听别人的叙述，得到了大量的为当时人所不了解的东方各地的风土民情材料，并且不辞辛劳，清清楚楚地把它们纪录下来。这些以后各章都会反映出来。他因此获得了许多荣誉，从而引起了其他廷臣的妒忌。
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向大汗请求回国
我们的威尼斯人旅居帝国多年，已经积攒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珠宝和黄金，因此很想衣锦回乡。不过因为大汗对他们的恩宠甚隆，因此这种回乡之情只能藏在心中，不便表露出来。但是大汗年事已高，如果他们不在他去世之前回去，也许就得不到沿途的供应，无法帮助他们克服长途跋涉中所遇的无数困难，平安返回家乡。因此，只有在大汗生前，凭借他的恩惠，才有希望实现他们回乡的愿望。一想到这些，他们的回国之心便更加急切。
有一次，尼可罗·波罗乘大汗特别高兴之际，跪在地上恳求为他自己及全家人的原因，恩准他们回国。但大汗不但丝毫没有应允的意思，似乎还有些伤感地问他们，为什么要冒如此大的危险，作可能丧失生命的长途旅行。大汗说，如果他们是求利，他可以加倍的赏赐他们，并满足他们的一切愿望，给他们应有的荣华富贵，但就他对他们的宠信程度来讲，绝不允许他们回国。
正当这个时候，波斯的君主阿鲁浑（Argon）的妻子卜鲁罕（Bolgana）去世了。她在临终前要求——并且留下了书面遗言——非住在契丹国(原契丹国即中国北部)指大汗境内自己家族的女子不得继承自己的后位，不能受到君王的眷宠。阿鲁浑为履行这个庄重的请求，特派遣三个精明强干的男爵兀鲁、阿必失呵、火者为专使，带着大批的扈从来到大汗王廷，请求大汗从亡后的亲属中为他选择一名淑女为配偶。大汗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在他的关照下，选出了一位极美丽极有才学的十七岁的姑娘，叫阔阔真（Kogatin）。当三位专使看见这位姑娘后，都赞不绝口并决定立即回国复命。一切起程的准备工作完毕后，大汗为表示对阿鲁浑未来王后的敬重，特地挑选了大批的扈从随行侍卫，并举行盛大的朝会欢送阔阔真一行。使团走了八个月后，因为鞑靼诸王之间爆发了战争，阻塞了归程，使他们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他们迫不得已只好返回大汗的朝廷，向大汗叙述路途障碍，不能前进的原因。
波罗一行三人和他们的商队
当他们回到京都的时候，马可·波罗正好带着几艘船从东印度(指东方亚浙贝勒哥群岛)某地回来。马可·波罗向大汗禀报了他所访问的各国的风俗习惯和自己航海的情况，他说在那些海中航行，十分安全。最后这句话传入了三位男爵的耳中，他们离家已经三年了，很想回去。于是他们便和具有同样愿望的威尼斯商人商议，最后决定由三位男爵陪阔阔真公主同去觐见大汗，向大汗说明由海路回国是如何方便而安全，同时根据刚从那些海航行归来的马可·波罗的体验，海行比陆行费用少，而且时间短。
大汗如要接受他们海行的建议，就得让三个老于航海的欧洲人同去，直达阿鲁浑国。因此，大汗听完后，脸上露出极不欢悦的神情，因为他实在不愿让三个威尼斯人离他而去。但是他觉得若不允许，也没有其它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他如果不是对这件事特别重视又加上时间紧迫的话，是决不会应允三个威尼斯人离开而不再为他服务的。
于是他召见波罗一家，以慈详诚恳的态度对他们的离别表示十分婉惜，并要求他们在和自己的家眷团聚一段时间后，一定要再回来。因为大汗心中有了这种打算，于是下令替波罗一家铸了两块金牌，上面刻着他的命令，在他的疆域以内，无论何处，他们都有自由和安全行动的权利，地方官吏对于他们及其随行人员，必须给予必要的供给。他又赐予他们专使的权力，让他们问候教皇、法兰西王、西班牙王和其他基督教的王公。
波罗兄弟和马可辞别大汗回国
同时大汗又下令准备了十四艘船，每船有四根桅杆，能扬九帆，船的构造及设计另有详细的描写，此处暂不提及。其中至少有四、五艘船可容纳船员二百五十或二百六十人，护送王后的三男爵及尼可罗、马飞阿和马可都乘坐在这几艘船上。他们辞别大汗时，大汗赐给他们许多红宝石和其它价值不菲的美丽珠宝。大汗又命所有船舶必须准备两年的粮食。
他们航行三个月之后，到达南方的爪哇岛，看见各种值得注意的趣闻，本书以后将加以描写。离开爪哇岛后，他们沿印度洋航行了十八个月，才到达阿鲁浑的王国，在这段航程中，马可·波罗又有机会观察了许多事物，本书以后也同样要提到。这里要说的是，从他们启程到完成航行的这段日子里，大约有六百多名船员和乘客死去，三位男爵中也只有火者幸存下来，但是所有贵妇和女侍中只死了一人。
他们登陆后，才知道阿鲁浑王已去世多时了。现在由他的弟弟凯嘉图（Kiacatu）继位，王国的一切权力均由他掌握。波罗一家特地向新王请示，怎样安排此次护送来的新娘。凯嘉图答复道，应该将新娘配给先王的儿子合赞（Kasan）。合赞此时正驻扎在波斯边界一个叫亚博塞科的地方，为的是守护某些交通要道，防止仇敌的入侵，那里约有驻军六万人。
波罗一家奉命将新娘送到了合赞处，然后又回到了凯嘉图的朝廷，因为他们以后要走的道路正在这个方向。他们在此休息了九个月。当离开时，凯嘉图赐给了他们四面金牌，金牌长十八英寸，宽五英寸，重约三四个金马克，上面的铭文首先祈求上天眷佑大汗，使他的英名得以长期为人们敬仰，又宣布凡违抗本命令的人要处以死刑，并没收家产。
古代中国的船
铭文上又特别载明，在他的疆域内，三位专使所到之处，地方官吏必须小心款待，支付一切费用，必要时派遣军队护送。因此波罗一家所过之处，官吏完全照办，在许多地方他们还有二百多骑兵的护卫。因为凯嘉图政府有孚众望，人民善于欺诈，甚至作奸犯科，所以这种保护措施实不可少。当然若在贤达开明的君王统治下，人民决不敢如此胡作非为。波罗一家在归途中得到大汗去世的消息，于是重游故地的一切希望完全破灭了。他们沿预定的归程继续前进，终于到达了特勒比遵德城(今土耳其东北部城市)，然后再转向君士坦丁堡经内革罗蓬特，最后平安回到了健康与财富的安乐乡——威尼斯，时间是一二九五年。
此时，波罗一家，特别感谢上帝保佑他们经过无数困难，安然返回，并感谢上帝将他们从如此的疲惫中拯救出来。以上的叙述可作为一章小引，主要是让读者对于马可·波罗在东方各地寄居多年所获得观察各种事物的机会有一种认识。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