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译《罗丹艺术论》序■刘海粟
在西欧历史的黎明时期，古希腊的雕刻竭力将神人化，反映出人对神的怀疑、亲近和畏惧，恰好说明神的威力难以摆脱，同对人的歌颂发生了矛盾。菲狄阿斯在矛盾中寻求幸福、宁静、和谐，形成欧洲雕刻史上第一座高峰。可惜他的“著作”全都“写在”雕像之中，并无文字流传，他思想发展的脉络虽可从石像里去探求，总不免使我们遗憾。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懂得达摩老祖不立文字这一遗训的丰富内涵。厌弃言筌的禅宗也要通过语言促成渐悟，顿悟之后才可以抛开语言文字。雄鹰在天，双翅不动，那是很高的境地；公鸡斗架时翅膀乱动，羽毛纷纷扬扬，其实并不会飞。可见妙悟之难。这已是题外话。
昏迷与觉醒，束缚与挣扎，对立并存，失去一方，另一方也不存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痛恨宗教裁判草管人命，僧侣贵族的一切罪恶言行，无不归之于神的意志；为奴隶主贵族卖命冠以“爱国”雅誉，掠夺兄弟国家打上“吊民水火”的金字招牌。奄奄一息的宫廷艺术，依仗贵族富商残羹点缀太平，宏扬教义，麻醉同胞。以人的觉醒与挣扎为重要主题的弥开朗琪罗，刻出许多杰作，人的力量强大，侧面反映出神权愚昧专横的事实。古希腊雕刻，渊穆静伟的调子发展为心灵的暴风雨，由内敛而外张，表现了力和狂怒；某些作品也有阴柔静谧之美，并传不朽。弥开朗琪罗留有十四行诗和一些书信，没有论证雕塑的专著。弥氏作品肌肉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但还不完全达到自觉的追求。
罗丹的作品，代表西方雕塑史上第三个高峰。在他之后的蒲尔台、马约尔、康宁柯夫、摩尔等大家的雕刻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就总体的博大精深和历史影响而论，还没有全面超越罗丹而形成第四个高峰。
罗丹的创作，思考人间的疾苦，歌颂人的创造力、人的尊严和为维护它而付出的代价。神的形象消失了，他在表现丑得惊心动魄的对象如《丑之美》时，所用的手段仍然是美的。他抄袭甚至剽窃过克洛岱尔小姐的佳作，始乱而终弃，人格上比弥开朗琪罗要差，但没有人否定他是一流大师。
三位雕塑巨匠都是人，把他们想象得完美无暇，是我们造神意识的残余在作怪，发现神的缺点才使我们痛苦，至于人无完人，这是革命导师也不否认的。对菲狄阿斯年代久远，难以发现什么史料。弥开朗琪罗也是古人。罗丹离我们稍近，作品比较容易理解，缺点也容易发现。
发现前人缺点并不难，论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巨人缺点的文字何止千种，但大多数已经为时间所扬弃。而超过巨匠们艺术成就的人，比指责他们的人要少得多。我们无意于为大师辩护，靠他人辩护过日子的不会是真大师。添上一块石头，去掉一筐土，都不会改变山峰的高度。我只讲超越前哲们长处之难，不是宣扬他们永远不可企及。绝对化与辩证法是绝缘的。
罗丹首先是创造家，其次才是理论家。
没有一系列雕刻，他谈不出《艺术论》。
退一万步讲，即使没有雕塑作品，能谈出一部《艺术论》，也足以不朽。此书是对欧洲雕塑史的科学总结，又是个人经验的精炼概括，其中贯串着对前人的崇敬，有对许多名作的卓见，有劳动喜悦，沉思刻痕，点滴的自剩他对雕塑语言的创新上，强调自觉地体现肌肉本身的节奏与表情，对前人学术有所发展，启悟来者，开示法门。
原子中子时代，时间宝贵，此书以少胜多，反复咀嚼而不厌，从这口“井”里可以汲上不竭的“水”，那便是睿智、平易近人、更新自我的渴望，帮助我们去思考艺坛之内的群花，艺坛之外的事理。在深邃上或有不及柏拉图对话集之处，却可以与《歌德对话录》、《托尔斯泰对话录》具有同等价值。
世界文化史上的巨人很多，被作家、批评家、学者记录下来的对话集却很少。中国先秦时代许多子书，多为门人记载，此后仅来儒语录、明清两代个别和尚有语录外，此类著作寥寥，艺术家谈话则多随风吹散，损失极多。读完此书，我们深感罗丹难得，而葛赛尔更难得。盖谈艺者不乏其人，能将吉光片羽聚腋成裘，有创见、有情感、有色彩、渊博精淳的散文家，百年无几。这一点值得沉思！
艺术家成就愈高，享受光荣愈多，周围谄媚者也随之增多。廉价恭维几句不要学问，创造一本学术著作，不仅仅要才，还要有德，有放弃自己著作甘为他人作嫁衣的牺牲精神，要淡于名利，善于发现，心胸博大，不怕流言，坚忍不拔，甚至处于清客幕僚地位，完成大业，难处远非文字可以尽述。即使伟大艺术家，也不是各方面都伟大。奴才听话无用，才人傲物，未必俯首帖耳。容人与容于人都难。掌握老艺术家思维方式，语言风格，本身就是创造。主仆关系非合作关系，宽松、容忍、尊重个性，才有平等的成功的合作。把作家批评家看成录音机是愚蠢的偏见。要重视、理解这种特殊行业——无能的干不了，有能者不愿干的工作。这样，我们的学术会进一步繁荣。一些体力好的人，可以创作为主，口述书稿为辅；一些体力差而思维能力好的老专家，可以在学术上后继有人、死后有书。抢救知识与史料，是战略性时间性很强的大事，抓迟了要后悔。
怒安于1931年“九·一八”前夕，与我同船自巴黎回到上海，住在我家，始译此书，次年春天竣稿，油印过三十多册，发给毕业班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他善于教书，讲美术史课时，墙上放有名画幻灯，学生又发给明信片或小画片，互相对照，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使学生听得入迷。他讲罗丹的代表作，将此书主要精神介绍给学生，不搞死背硬记，希望发挥主观能动性，思考作品的精神实质。
当时也有人劝他：“坊间已有精装道林纸印的译本《美术论》流传，何必重译费事而又费时间？”
怒安说他译为自学一遍，方便后生，无意出版。这种治学态度，多么难得！后来他在翻译上的成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历经浩劫，孤本译稿奇迹般地保存下来了。袁志煌弟好学，恭楷抄录一过，文辉见而称赞不已，告知故宫博物院彭炎副院长，彭老转告傅敏，傅敏请不忘怒安教泽、精于法国文学的罗新璋先生搜罗原文及有关资料，反复校勘，保存译文风格，纠正誊抄中的笔误及排列不当，用心良苦，使这颗明珠拭去尘翳，射出精光。出版社为之精印，对我和怒安亲友来说，都是平生一大快事！预计此书将在信达雅三方面不逊于怒安其他名译而见重学林。
一本外国名著，多出几个译本，读者可以从比较中体味原作的风神，译者们各显身手，精益求精，各逞瑰艳，是大好事。钱钟书夫人杨绛自西班牙文译出《唐·吉河德》，体现塞万提斯文采，犹若唐临晋帖，风骨劲健，没有女作家驱词用语的纤秀之气，固然足珍，而林琴南文言译本，傅东华（伍实）白话旧译本，传神或有欠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不必偏废，读书也要有点气度，不能偏狭。
1986年，我和伊乔同游巴黎，看过很多博物馆与美术馆，在罗丹与蒲尔台故居，二公许多杰作经高手放大，陈列在露天草坪上，供游客与市民欣赏，这和在室内观摩不同，又添一番新意。我还到当年和怒安一起参观过的罗浮宫，重睹名画芳华，顷刻之间，忆起在艾菲尔铁塔上的同游，在威尼斯、日内瓦、罗马等地的快谈和争论，（争论也是巨大的享受，从不伤害友情）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德以沫，实在幸运。而今书在人亡，是悲伤，是怀念，是欣慰，是兼而有之，我也茫茫然难以言喻了。
原载《傅雷译文集》第13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清浮荡无着的学子■金梅
有三次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变换，在傅雷的人生道路和事业的进展中，带有关键性的意义。而每次变换，都是他母亲决断和选择的结果，第一次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全家由落后闭塞的乡村，搬到略为先进开放的周浦镇。第二次，就是接着要讲到的，1920年年仅12岁的傅雷，由母亲从“小上海”把他送到当时中国最繁荣开放、文明程度最高的大上海，考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四年级。（再一次，是以后将要谈到的，傅雷的出国留学。）现在，离开了管教严厉的母亲，周围又是一群活泼好动的伙伴，傅雷的顽皮劲儿，又有些故态复萌了。交织上孤高和聪颖的性格，傅雷的不安分比起大上海的小鬼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南洋中学附小一年多，竟被校方指责为“顽劣”而开除了。
第二年——1921年，傅雷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徐汇公学念初中。徐汇公学即现在徐汇中学的前身。那时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由意大利神甫担任。在学生中，教友与非教友是分开编班的。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每一个环节的活动，又都是在监学督促之下进行的。早上起床后，刚漱洗完毕，就列队到自修室去自修。7点多，又一起进食堂用餐。吃饭也有一套规矩。学生们先是静静地站立在餐桌旁边，等到早就端坐在食堂高台上的监学，摇响小铃，大家才能坐下来开吃。早饭必须在规定的时间中吃完。到了时间，监学的小铃一摇，没有吃完的，也得赶紧去排队，上操常晚上自修到9点钟，熄灯睡觉。一个大房间内，一人一张床，每张配备有一根木棍。监学也跟学生住在一起。上床后，先把帐子挂好，然后把木棍压在帐子外边。早上一醒来，头一件事就是把木棍放到地上。监学一看棍子在地，就知道你已经醒了。这个学校的学生都得住校，一个月只许回家一次。每次回家，要由家长填写卡片，亲自来领，才能离校。上午8点走，下午5点必须返校。学校的种种制度是很严格的。
在这样一所教会学校中，傅雷常常感到有些不适应。他在班上显得很“个别”，和谈得来的人交往时很豪爽，很诚恳；对一般人，他不愿与之交接。即使最亲密的朋友，他也直言不讳，遇有一言不合，往往争吵不休，甚至动手动脚。对老师，他也从不盲从。教会学校中的老师有两类，一是世俗的，一是修女或神甫。不论是谁，傅雷有不同意见，或认为他们讲得不对，就要与之争论，不到对方肯定他的说法有些道理，他就不肯罢休。他的“傅”姓，在法文中拼写为Fou。有一次，胡毓寅等几位同学，将他的姓氏法文拼写，译成一个不太雅观的中文词语（“痴子”）用作他的绰号。傅雷听说后，火冒三丈，几乎要和大家拼命。
法语是徐汇公学的主课，每天上两节。傅雷在这里学了不到三年，打下了法语的基矗他对数学课很是头痛。有一次考试，他演算到一半，就将钢笔尖用力往课桌上一戳，把没有做完的考卷交了上去。在教会学校里都得念圣经，傅雷对此很反感。他用激烈的言辞，公开表示反对宗教信仰。这样，在初中未正式毕业时，他又被学校开除了。
离开徐汇公学后，傅雷于1924年，仍以同等学历考入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在学制上进入了高中阶段。以后两三年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自幼刚直不阿、并能独立思考的傅雷，随着见闻的丰富、认识的发展，越发表现出了不安分的个性。尤其到上海后的几年中，少年傅雷的心灵，经受了五四运动流风余波的冲撞，他在政治思想上，开始表现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鲜明色彩。到大同大学附属中学的第二年——1925年，傅雷从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同胞，同学和友人遭到巡捕毒打的情景。他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讲呐喊，控诉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的血腥暴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转年——1926年春天，在北伐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大同大学附中的学生们，开展了反对学问的斗争，被称之为“大同风潮”。傅雷和他的同学姚之训，是掀起这一风潮的带头人。大同校董吴稚晖，为了压制风潮，串通租界巡捕房，下令逮捕学生。当时甚至有传说，傅雷是共产党，这就更增加了他被捕的危险性。傅雷母亲闻讯后，为了儿子的安全，立即赶到学校，硬是把他拉回了乡下。以后，傅雷再没有返回大同附中继续上学。
在大同大学附中时，傅雷结交了第一个终生相交的知心好友——雷垣。俩人的结交，开始是很偶然的。傅雷学的是文科，雷垣则是理科的学生，他们本来并不相识。雷垣也喜欢国文，作文写得不错。一次，他写了自己的身世，文章贴到了墙报上。傅雷看到雷垣的文章后，由于所叙的身世与自己的遭遇太相同了，——雷垣自幼父母双亡，孤儿的生活度日如年，傅雷深受触动，潜然泪下。他找到雷垣宿舍握着他的手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愿意与你结为知心的朋友。”雷垣欣然允诺。文理科学生的宿舍本来是分开的，傅雷为了能与雷垣有更多交心的机会，便从文科搬到了理科，与雷垣住在一起。傅雷去世后，雷垣在回忆他们中学时期的交往时说；“我们很合得来。不过，有时彼此对一些问题见解不同，也会吵起来。傅雷脾气急躁，常会脸红耳赤。吵过之后，第二天，他会来道歉，说自己脾气不好。我很喜欢他的直率，也从不计较他的脾气。”雷垣中学毕业后学的是音乐和数学，后来又成了傅雷长子傅聪学习钢琴的启蒙老师。人之相交，贵在知心。人们都说，傅雷孤高桀骜，难以交往。但从他与雷垣的交往中可以看出，他盼望的是心灵上的真正相倾相契，谁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得到他的信赖。傅雷也并非是一味自赏的人，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对知心者，他从不原谅自己的缺点。
先前两次是被学校开除，这一次在大同附中，傅雷是被迫辍学离校的。这样，他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实际上都没有取得正式毕业文凭。
在求学巴黎■金梅
傅雷的目标是进入巴黎大学文科。报考之前，需要语言上的准备。过去虽在上海学过一段法语，此次在赴法途中，也请旅客教师讲授过，但现有的水平，远不能应付报考这一关。因此，他在郑振锋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办完了有关手续，做了几件必要的衣服，看了看医生，赶紧前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
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一座古城。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古色古香的街道，北欧莪特式的建筑，众多的教堂、桥梁等等，到处充满着古老文化的气息。清晨，黄昏，深夜，在城内徘徊，或去近郊散步，令人产生一种旷达幽远的感触，足以作为诗情画意的材料。
为了便于学习，傅雷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她既是傅雷的房东，又是他的法语教师。老太太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教育。丈夫是个中级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了。她非常慈祥善良，对中国人热诚友好。膝下没有儿女，对傅雷格外喜爱，视同自己的儿子一般，周到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和学习。她教傅雷发音和会话，不用正式上课的方式，只是整天和傅雷谈话，随时讲解和纠正。傅雷还另外请了一位法语教师，专教课本和文法。天资聪明的傅雷，虚心勤奋，加上两位老师灵活科学的教授方法，学习效果十分显著。房东老太太给洪永川写信说：“你的朋友傅雷是个好青年，既聪明又好学，很懂礼貌，求知心强，好像一只饥渴的蜜蜂，一刻不停地吮吸着各种鲜花中的甘露，来酿成自己的甜蜜。他的进步之快，使我和另一位教师大为惊奇，赞叹不已。”一段时间以来，可能由于傅雷太用功了，老太太担心他会搞垮了身体，所以她在信中又对洪永川说：“我考虑到这个可爱青年人的体质，不是很好，过于用功，怕会影响他的健康，因此请你写信给你的朋友，劝劝他，让他在紧张的学习中，首先要注意身体。”老太太说的完全是一片肺腑之言。
过不久，天气越来越热。房东老太太看到傅雷因用功过度，身体比较虚弱，精神有些不振，她便提议傅雷与她到外地去疗养休息一段时间。开始，傅雷怕耽误学习进程，很是犹豫，经过多次动员，又见老太太那样地真诚热切，终于同意和她一起去了法国瑞士交界处法国一侧的小镇爱维扬。
爱维扬位于莱芒湖畔，是一处著名的避暑胜地。莱芒湖更是举世闻名的湖泊。瑞士22个州，围处于万山之中。雪水、雨水聚积成八大湖泊，莱芒湖是其中最大、也最著名的一个。关于它，不少文人墨客在这里流连忘返间，每每吟诗赋章，写下了众多著名的诗文。法国大思想家卢梭的《新爱洛伊丝》、《仟悔录》，英国大诗人拜伦，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等人的诗文中，就有不少篇幅描写过它那迷人的水光山色。
傅雷来到爱维扬，只见莱芒湖湖面烟波渺渺，扁舟点点，往来穿梭，沿湖树木相连，浓荫匝地，在明媚的阳光下，绿树碧水，相互掩映，远处，蒙白朗山上白雪皑皑，岚气氤氲。秀丽的风景，宜人的气候，确是旅游休假的好所在。
这次休假期间，傅雷第一次环湖观览了一遍，所得的印象是终生难忘的，以致30多年后，在给傅聪的信件中，他还在念念不忘地赞叹着莱芒湖、爱维扬的恩赐：“天天看到白蜂上的皑皑白雪，使人在盛暑也感到一股凉意。”
从爱维扬回来，傅雷以饱满的精神又投入了法语的学习。
在贝底埃学习了半年多时间，以傅雷的水平，在法国知识分子家庭中生活已经没有问题，听几门功课也不太困难了。不久，他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国立巴黎大学位于第5区即拉丁区（文化区），分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学校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词（名人墓）不远。这是一所老式的宫殿式建筑，以巨大的石块砌成。教室都是阶梯形的，前面安有火炉。一到冬天，谁都可以在那里取暖。外面来的一些老太太，俨然坐在第一排，一边结着绒线或做其他手工活儿，一边静静地在那里取暖，与正在上课的师生们可以相安无事。
巴黎大学的留学生各式各样，不单肤色多样，年龄层次也相差很大，有生气勃勃的年轻人，也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儿。有些学生交了学费根本不来上课，只到考试时才过来一趟，混一张文凭，弄一个资格。中国学生的成份也很复杂。那些官僚子弟，依持其政治背景，蛮横拔扈，荒于学业，热衷于社会活动，穷困的、进步的学生，大都比较刻苦用功。
傅雷考入巴黎大学文科后，住在法国青年宿舍，一边去大学听受主修课程文艺理论，一边还去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讲。除了上课，他频繁地接触文化艺术界人士。并经常到巴黎和南欧众多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们的不朽名作，以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增加感性知识。他还实地考察了许多艺术圣地，具体感受其弥漫于千年之间和所在都有的艺术氛围。从接触当时法国最伟大作家之一罗曼·罗兰的作品，他又爱上了音乐。以后他在美术和音乐上表现出了深厚的造诣和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其基础，就是在留法期间打下的。
二十三平生一大知己：与黄宾虹的忘年交■金梅1931年秋，23岁的傅雷，到上海美专出任办公室主任时，早在那里任教的国画大师黄宾虹，已近古稀之年，他们俩却很快成了情谊深厚的忘年交。
傅雷离开上海美专后，仍与美术界的朋友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欣赏和研究美术，始终是他探索艺术奥秘的一个主要方面。他对友人们的艺术成就，总是报以热烈、兴奋的反应；并不辞辛劳，不避琐细，欲将友人的艺术之果供奉于大众之前，使他们在美的享受中净化和提高心灵境界。他自己，则在与美术界友人们一起或观画、或探胜中，进一步增长着对美的鉴赏力。
1935年夏天，傅雷与画家刘抗同登黄山。峭壁、石笋、瀑布、奇松、云海，一景一胜，令人叹为观止。观日出，漱飞泉，听松涛，在奇峰之巅抱膝长吟，在升仙台上对云凝思，顿觉胸襟开阔，意气奋发。回来后，傅雷对刘海粟说：“只有登上了黄山，才能达到萧然意远，恬静旷达，不滞于物，不碍于心的境界。中国画家向大自然寻求灵感，获得了成功，这种意境，西方画家很难梦想得到！”
中国画创作，向来讲究“师法自然”、“功齐造化”，那么，无论是作画者，还是观画者，要得中国艺术之真谛，就得徜徉于自然的胜景氛围之中。傅雷是深知这一点的，所以，他常在译事之暇，走出家门，投身于大自然的怀抱。
与黄宾虹先生开始交往后，傅雷常去大师那里观赏其新作印他所收藏的历代名家名作，探讨画理，交流体会。对大师在创作上的成就尤为看重，并尽力宣扬推许。
黄宾虹先生创作宏富，且能不断地革故鼎新。但在六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从未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傅雷和裘柱常（其妻顾飞，乃宾虹大师之弟子、傅雷之表妹）等有感于此，1942年联合发出倡议，拟于来年黄宾虹80大寿时，为其举办一次“八秩纪念画展”。这一倡议，得到黄先生的老友陈叔通、张元济、王秋湄、秦更年、邓秋枚、吴仲洞等人的热烈支持。当时，黄宾虹正困居北平，行动受阻，得到这一信息后，很是欣慰，并予以积极响应。这就开始了画展的筹备事宜。
筹备中的日常工作，主要由傅雷及裘柱常夫妇负责。黄宾虹对傅、裘二人信任有加，把具体事务委托于他们。从1942年8月起，黄先生将先后为画展创作的作品寄来上海。为了节约开支，他主张全部作品，衬托以后，粘贴在牛皮纸上，首尾两端以芦梗代木轴，以便悬挂。他在给上海友人作此交代后，又有信说：“再者：拙画拟少裱；或用纸卷粘贴，易于收展携带。近来裱工奇昂，鄙意希研究画学者参观，不限售出之多寡。令亲傅先生为知音，拙作之至交，一切可与就商，以不标榜为要，是否有合？”黄宾虹对傅雷的信赖与赞赏，溢于言表。
1943年11月间，“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在上海西藏路宁波旅沪同乡会开幕。展品除画家近年画作山水、花卉及金石楹联等外，历年为友人所作画件，作为非卖品陈列，以作观赏。这是黄宾虹生平第一次举办个人书画展，显示了大师创作的主要风貌。展览会前，由傅雷、裘柱常等建议，黄宾虹撰写一篇自传，朋友们写些诗文，以引导观众。
画展期间，傅雷几乎天天来到会场，除处理一些事务性工作，他很注意观众们的反应。有时，还与他们一起读画，一起探讨研究。观众对黄公画作每有疑问，他就热忱地加以解答。
有人提出：“为什么黄宾虹的山水，山不似山，树不似树，纵横散乱，无物可寻似的？”“何谓中国画中的笔墨？怎样评价一个画家在笔墨上的功夫？”……等等问题，傅雷都—一作了回答。除了帮助观众掌握普通的绘画理论和鉴赏知识，傅雷尤其注意引导他们准确地理解黄宾虹的书画艺术。
在谈到中国画笔墨问题时，有人问：“黄宾虹的山水画看来很草率，与时下的作风大异，难道草率中也能见出笔墨功夫吗？”
傅雷说：“你说的‘草率’是指什么呢？如果是指工整与不工整而言，须知画之工拙，与形之整齐无涉；如果是指够不够形似的问题，那末，又须知绘画并非写实。”
“山水画不是以天地为本吗？黄宾虹的画作相距天地不是太遥远吗？诚然，绘画并非写实，可是，难道都得空中楼阁吗？”
“山水画绘写的是自然之性，并非要去剽窃其外貌。绘画的任务不在描写万物之貌，而在传达其内在的神韵。如果以形似为贵，那么可以这样说：名山大川，真本俱在，还不够你观赏吗？何劳画师再去图写呢？摄影以外，又有电影，这些图写外界的新型媒介，非但巨纤无遗，且能连绵不断。就逼真而言，已经达到了极致程度。为什么还要特别看重丹青的点染呢？须知：以写实为依归，只不过是初民时代的事。那个时候，人类以生存为要，实用为先。文字图书的出现，为的是记事备忘，或者祭天祀神。文明渐进，智慧日增，行有余力之后，人们才去崇尚抒情写意、寄情咏怀等一类事。所以说，绘画的由写实而抒情，是人类进化到了一个新阶段。所谓抒情，就是写貌抒情，就是摇发人思的意思。然而，非有烟霞啸傲之志，渔樵隐逸之怀，难以言胸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也难以言境界。襟胸鄙陋，境界逼仄，更难以言画了。作画如此，观画未尝不如此！你以‘草率’二字来评价黄公的山水，还是圃于形迹，未具慧眼的缘故。倘能悉心揣摩，细加体会，必能见出形若草草，实则规矩森严，物形也许未能尽肖，物理却始终在握。所以说，看似草率，实际上是工整的表现。如果形式上很工整，而生机灭绝，外貌很逼真，而意趣索然，这样的整齐，只能说是一种刻板和死气。现在一些学画的人，一味地拘困于迹象外貌，唯以细密精致为能事。竭尽巧思，转工转远，取貌遗神，心劳日细，这能说是艺术创作吗？艺术家该去写什么呢？写意境。实物等等，只不过是引子而已，寄托而已。古人说，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深山之巅。摄景呀，发兴呀，表呀，巅呀，懂得了这些，才能说是懂得了绘画，悟得了画家不以写实为目的的道理。”
有人又问：“诚然，真如傅先生所说，作画之道，在于志旷怀高，但又为何要看重技巧呢？又何须师法古人，师法造化呢？黄公又何苦漫游川桂，遍历大江南北，孜孜，搜罗画稿呢？”
傅雷回答说：“真正的艺术，都是天然外加人工的结果，犹如大块铁经过熔炼方能成材成器。人工熔炼，技术为尚；摄景发兴，胸意为高，二者相齐，方臻完满。我先是说了技术，后又说了精神，实际上，它们是一物二体，即不矛盾，也难分离。况且，唯有真正悟得了技术的用处，才能识得性情境界的重要。而无论是技术，还是精神，都有赖于长期的修积和磨炼。师法古人，也是修养的一个阶段，不可缺少，但尤其不可过于执着。便是接受古法，也仅仅是为了学者的便利，为了免去暗中摸索，决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拘于古法，必自斩灵机；将楷模当成偶像，必堕入画师魔境，非庸即陋，非甜即俗。再说，对‘师法造化’一语，也不可以词害意，误以为就是写实。它原本的含义，就不是指艺术在自然面前，要去貌其蟑峦开合、状其迂回曲折的意思。虽然说，学习初期，状物写形，经营位置等等，免不了要以自然为粉本，但‘师法造化’的真义，还须更进～层。那就是：画家要能览宇宙之宝藏，穷天地之常理，窥自然之和谐，悟万物之生机；饱游沃看，冥思遐想，穷年累月，胸中自具神奇，造化自为我有。这就是说，‘师法造化’，不单单是技术方面的事，更是一门修养人格的终生课业。修养到一定功夫，就能不求气韵而气韵自至，不求成法而法在其中。概括地说，写实可，摹古可，师法造化，更无不可。但决须牢记，那只不过是初学的一个阶段，决不是艺术的峰巅。先须有法，终须无法。用这样的观念习画观画，才能真正步入正道。”
又有人问：“看黄宾虹先生的画，纵然笔清墨妙，但仍不免给人以艰涩之感，也就是不能令人一见爱悦，这又是为什么呢？与此相连的问题是：那些一见悦人之作，如北宗青绿，又该如何欣赏和评价呢？”
傅雷说：“古人有这样的话：‘看画如看美人’。这是说，美人当中，其风神骨相，有在肌体之外者，所以不能单从她的肌体上着眼判断。看人是这样，看画也是这样。一见即佳，渐看渐倦的，可以称之为能品。一见平平，渐看渐佳的，可以说是妙品。初看艰涩，格格不入，久而渐领，愈久而愈爱的，那是神品、逸品了。美在皮表，一览无余，情致浅而意味淡，所以初喜而终厌。美在其中，蕴藉多致，耐人寻味，画尽意在，这类作品，初看平平，却能终见妙境。它们或者像高僧隐士，风骨磷峋，森森然，巍巍然，骤见之下，拒人于千里之外一般；或者像木讷之士，平淡天然，空若无物，寻常人必掉首勿顾；面对这类山形物貌，唯有神志专一，虚心静气，严肃深思，方能于磷峋中见出壮美，于平淡中辨得隽永。正因为它隐藏得深沉，所以不是浅尝辄止者所能发现；正因为它蓄积厚实，才能探之无尽，叩之不竭。至于说到北宗之作，它的宜于仙山楼观，海外瑶台，非写实者可知。后世一般人却往往被它表面上的金碧色彩所眩惑迷恋，一见称善，实际上，它那云山缥缈的景色，如梦如幻的情调，常人未必能梦见于万一。所以说，对北宗之作，俗人的称誉赞赏，正与贬毁不屑一样的不当。”
有人这样问：“都说黄氏之作得力于宋元者多，这一点，从何处可以见出呢？”
傅雷的回答是：“不外神韵二字。你注意过那幅《层叠冈峦》吧，它的气清质实，骨苍神腴，不就是一种元人风度吗？而它的豪迈活泼，又出元人蹊径之外。这是由于黄公用笔纵逸，自造法度的缘故。我们再来看《墨浓》一帧，这高山巍峨，郁郁苍苍，不又俨然是一种荆、关气派吗？但要注意，就繁简而言，它又与以往作品显然有别。这是因为前人写实，黄公重在写意。他的笔墨圆浑，华滋苍润，能说他仅仅是在重复北宋的规范吗？在黄公的作品中，处处都表现着截长补短的作风。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白云山苍苍》这幅作品，它的笔致凝练如金石，活泼如龙蛇，设色娇而不艳，丽而不媚，轮廓粲然，又无害于气韵弥漫，从中尤可见出黄公的面目。”
又有人问：“世之名手，用笔设色，大都有一固定面目，令人一望而知。黄先生的这些作品，浓淡悬殊，扩纤迥异，似出两手。这又怎么去看呢？”
傅雷说：“这正是黄公作为大师的不一般了。常人专宗一家，兔不了形貌常同。黄公则兼采众长，已入化境，因而能够家数无穷。常人足不出百里，日夕与古人一派一家相守。在他们的笔下，一丘一壑，纯属七宝楼台，堆砌而成；或者像益智图戏那样，东拣一山，西取一水，只能拼凑成幅。黄公则游山访古，历经数十载寒暑；烟云雾霭，缭绕胸际，造化神奇，纳于腕底。这样，他才能做到：放笔为之，或收千里于飓尺，或图一隅为巨幛；或写暮霭，或状雨景，或泳春潮之明媚，或吟西山之秋爽，各各不同。总而言之，在黄公的笔下，阴晴昼晦，随时而异；冲淡恬适，沉郁慨慷，因情而变。在黄公而言，画面之不同，结构之多变，实在是不得不至的必然结果。《环流仙馆》与《虚白山街壁月明》，《宋画多晦冥》与《三百八滩》，《鳞鳞低蹙》与《绝涧寒流》，莫不一轻一重，一浓一淡，一犷一纤，遥遥相对，宛如两极。从中，我们可以具体地看到黄公画作的面目，何等地变化多端、丰富多彩啊！”
“八秩书画展”之后，黄宾虹在给吴仲炯的信中提到，此次画展，“惟傅君与秋斋、柱常伉俪之力，兼荷尊处与秦曼老、陈叔老德爱有加以成之。尤可纪念……”他对傅雷是十分感激的，也增进了对他的器重。黄宾虹对画展收入的用途有所安排，并请傅雷帮助实施。他曾致函傅雷，请其将收入的三分之二存入金城银行，以一份作为在上海筹办一个文艺联欢所的资金。那三分之二的收入，黄宾虹拟用于出版几种著作，此事也委托给了傅雷。为此，傅雷与大东、开明书店订立了合资印刷黄著的合同。黄宾虹虽深知上海各书局及推销法的难以成事，但由于“不欲拂傅君盛意”，仍拟将书稿《明季三高僧（石帮、石涛、渐江）佚事》请人抄清后寄到上海。后来，黄宾虹有意出版另一著作《画学分期法》，该著原稿用的是旧式句读法，为便于后学阅读，他又请傅雷采用新法句读，加以圈点润色。再后，黄宾虹又拟将所藏古铜印文考释，在上海分类印行。他准备在北平收购印书所需的连四纸（一种国产手工纸）。这就需要解决纸张的堆栈问题。为此，他又和傅雷进行了商量。不只在黄宾虹书画展之前，在此之后，傅雷始终追踪着黄宾虹的创作轨迹，并逐步深入地进行着研究。他也从黄宾虹那里，学习和领受了不少。
1954年9月间，华东美协为黄宾虹举办个人画展，并召开了座谈会。会前，黄老先生专门到家拜访，看望傅雷夫妇。画展展出的一百多件新作，傅雷觉得，虽然色调浓厚，但却浑厚深沉得很，而且很多作品远看很细致，近看则笔头仍很粗扩。这种技术才是上品！座谈时，发言的人大半是在颂扬作者。傅雷“觉得这不是座谈的意义！”，“颂扬话太多了，听来真讨厌”。他本不想说话了，华东美协主席赖少其却一再催逼，他也只好说了些意见。结合黄宾虹的艺术成就，傅雷谈到了中国画发展途径中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一）及至近代，中画与西画，已发展到了同一条路上；（二）中国画家在技术根基上，应该向西画家学习；（三）中西画家应该互相观摩、学习；（四）任何部门的艺术家，都不能坐井观天，固守一隅，应该对旁的艺术感到兴趣，以收触类旁通之效。
11月间，秋高气爽，花木诱人，正是游览西湖的最好季节。月初，傅雷与朱梅馥“忍不住到杭州去溜了三天”。这三天中，在黄宾虹家看了两整天他收藏的元、明、清三代珍品。边看边与黄老探究着画艺。傅雷夫妇临走，黄宾虹在湖畔酒楼设宴送行。待他们返回上海后，黄宾虹在11月17日复信中，将他们夫妇俩能去杭州品赏他的珍藏，视为一大快事。他告诉傅雷：“吴门四家，前三百年论者已谓文沈易得，唐仇难求，敝筐所有俱未敢信为真，虽无中郎而见虎贲，以为尚有典型，存之备考。……近叠经兵燹，散佚几尽，片缣寸楮聊供研究，当大雅所不弃也。容遇合观精品，即图补报。抵领顿觉逾量，非可言谢。”黄宾虹还称赞傅雷：“评驾旧画，卓识高超”。一个月后（12月20日），黄宾虹在给傅雷的信中，又一次对他的“勤文艺研究，于古今变迁尤加邃密”，表示“诚感诚佩”。
想不到的是，那次杭州欢会，竟成永诀。仅仅过了四个多月，黄宾虹因患胃癌于1955年3月25日去世。傅雷得此消息，非常难过，“哀恸之余，竟夕不能成寐”。他觉得，“非但在个人失一敬爱之师友，在吾国艺术界尤为重大损失”。（1955年3月26日傅雷致黄宾虹夫人宋若婴信）从30年代初结识起，二十多年间，傅雷与黄宾虹始终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探讨画史，交流读画心得，俩人书信不断。（可惜笔者写此传记时，傅雷致黄宾虹的大量书简尚未公布，因而未能更多地看到他在中国画史研究和作品鉴赏方面的精湛见解。）黄宾虹常在国画界的朋友们面前，提及和夸奖着傅雷，认为傅是他平生一大知己。每有得意之作，他即题赠这位忘年交。傅雷收藏的黄宾虹后期精品，多达五六十件。不料这些作品，在“文革”中傅家被抄时，大都散失了！
黄宾虹去世后，傅雷仍一如既往地关心和珍惜着有关大师的一切。60年代初期，有人在编撰《宾虹年谱》、汇辑《宾虹书简》时，陈叔通先生坚持，这类著作，务必要由傅雷过目、润色和最后审定。从总体构想到细目编辑，从初稿到定稿，以至校对付印，傅雷一次又一次地与编者一起谋划设计，工作是很烦琐的。为了在1963年举办京津沪皖浙五处所藏黄老作品的展览，傅雷参预了预选工作，还将个人所藏全部送去参展。《宾虹书简》编定后，他为之写序，对黄老的人品与画品备加颂扬。他说，黄宾虹先生，“不仅为吾国近世山水画大家，为学亦无所不窥，而于绘画理论、金石文字之研究，造诣尤深。或进一步发挥前人学说，或对传统观点提出不同看法，态度谨严——以探求真理为依归，从无入主出奴之见掺杂其间。平生效忠艺术，热爱祖国文化，无时无刻不以发扬光大自勉勉人。生活淡泊，不骛名利，鬻画从不斤斤于润例；待人谦和，不问年齿，弟子请益则循循善诱无倦色。”
长时期的交往，切磋，品赏实物，研究画史，傅雷对黄宾虹的画风和艺术成就的途径，获得了独特的见解。他后期的见解，比起黄宾虹八秩书画展时答客问的说法，更具有了史的的高度与深度。1961年7月31日，傅雷致函好友、新加坡著名华人画家刘抗，在叙述他对中国画发展过程的理解时，最后归结到了黄宾虹。
刚柔相济伉俪互助■金梅
一个和睦、美满的小家庭，除了夫妇俩志同道合之外，性格上的阴阳互补、刚柔相济也是和谐的重要因素。刚烈的傅雷与温柔的朱梅馥结为伉俪，可以说是傅雷的终身幸福。她是傅雷的贤内助。虽然在傅雷的五百万言译著上，找不到她的名字，可是如果没有她，傅雷不可能在文学上建树那样的煌煌丰碑。
傅雷在赴法求学那年，便与她定亲。当时傅雷十九岁，朱梅馥十四岁。
那年月，农村盛行包办婚姻。傅雷与朱梅馥，既是自由恋爱，又是母亲作主——傅雷和母亲都中意！
朱梅馥比傅雷小五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当时正值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取名梅福。与傅雷结婚时她嫌“福”字太俗，改为“馥”。梅馥，暗含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之意：“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朱梅馥的父亲朱鸿，乃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操持家务。朱梅馥有三兄一姐，她最校说起来，朱梅馥的祖姑母姓朱，与傅家有点远亲。傅雷母亲的娘家与朱家是邻居，傅雷跟朱梅馥从小就认识。特别是傅雷到上海市区念中学、大学时，在暑、寒假常住母亲娘家，与朱梅馥常见面。
朱梅馥端庄秀丽，性情随和。她先在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念初中，后在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念高中。在当时，女子能够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已算很不错的了。她懂英文，也学过钢琴。
“朱家姑娘文静。”傅雷的母亲早就看中了朱梅馥。
傅雷呢？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彼此间情投意合，早已心照不宣。
正因为这样，当朱梅馥的叔叔从中作伐，当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亲事当即定了下来。
傅雷到了巴黎之后，鸿雁传书，跟朱梅馥写起“两地书”来了。
如此良姻美缘，也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小小的波折。
傅雷的老朋友刘抗先生，曾颇为风趣地谈及一段往事：“在巴黎时，傅雷曾和一位法国小姐名叫玛德琳的闹过恋爱，大概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弄得他在极度失望之余，几乎举枪自荆实际上，他在家乡早已和一位贤慧娴淑的闺秀名叫梅馥的订了婚。梅馥是个东方型而受过新教育的女性；体贴、文静、好客，几乎一切中国标准的美德，都集结在她身上，且文笔非常优美流利。傅雷经过那次和玛德琳绝裂后，痛定思痛，更觉梅馥的可爱，从此便认真相偕了。”
失而复得，往往倍觉珍贵。经过波折，相爱弥坚。此后傅雷从一而终，再无异心。
1932年，傅雷借上海一家饭店举行隆重的婚礼。饭后酒余，朋友们跳起了交谊舞。在当时，这算是新式结婚了。
翌年，朱梅馥生一男孩，刚出生便夭折了，给这对青年夫妇带来了不快。9月，傅雷的母亲因风湿病逝世，终年四十五岁。傅雷夫妇不胜悲痛，扶枢回乡安葬。
就在傅雷母亲去世后半年——1934年3月10日，傅聪降生于上海的花园新村。
1937年4月15日，生次子博敏。“‘聪’的意思是‘听觉灵敏’、‘高度智慧’、敏的意思是‘分辨力强’、‘灵活’，两个字放在一起‘聪敏’，就是常见的辞，用以说智慧、灵敏，即‘clever’的意思。”
从此，四口一家，温暖幸福。
傅雷之家如同舞台一般，常常演出种种热闹而有趣的活剧来。
傅雷秉承严母，对儿子的教育一向非常严格。傅雷的严，傅聪的“皮”，常常闹“磨擦”。朱梅馥居中，往往扮演“调解委员”的角色。
傅雷对于家庭成员，有着不成文的种种“规定”：“食不语”——吃饭时不许讲话；咀嚼时不许发出很大的声响；用匙舀汤时不许滴在桌面上；吃完饭要把凳子放入桌下，以免影响家中“交通”……傅聪的秉性是“天马行空”，无拘无束。傅雷刚刚离家，傅聪便在家里“大闹天宫”。有一年春节，傅雷外出拜年，傅聪溜出家门，在玩具店里给假面具、炮仗、刀枪之类迷住了。正在此时，忽听见有人喊“阿聪”。回头一看，父亲站在后面。他吃了一惊，拔腿就跑，朝家里奔去——因为父亲吩咐过，孩子不许随便外出……如果说傅雷是铁锤，朱梅馥则是棉花胎，敲上去不会发出火花。她从不发脾气。傅雷藏书甚多，什么书放在哪里，都有一定之规。傅雷看完什么书，一定放回原处。朱梅馥常常忘了傅雷的这一“规定”，看了书随手一放。傅雷见了当然批评她“乱拿乱放”。她呢？总是哈哈大笑，说“保证改正”。不过，过了几天，她又随手乱放，当然，又“保证改正”……朱梅馥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她默默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傅雷的许多文稿，都是她誊抄的。每一个字，都写得端端正正，一笔不苟。就连傅雷给傅聪写信，每封信都由她誊抄留底；傅聪的来信，由她分类抄录。今年4月间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抄家物资”中找到的三大本《聪儿家信摘录》，那秀丽的字，全是她的手笔。
她对傅雷一往情深。1961年10月5日，她在写给傅聪的信中，说过一段出自肺腑、感人至深的话：“你是最爱妈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你祖母和你爸爸）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她对傅雷，知之深，这才爱之切。琴瑟之好，源于夫妇间的相知，相谅，相爱。她是那样的识大局，顾大局。她不是慑于夫权而百依百顺的弱女子，她是胸襟宽广而“放弃小我”的贤惠女性。她毕生的工作是操持家务。她把自己的一切，溶入了傅雷的事业……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巴黎之恋■金梅
入巴黎大学不久，傅雷与刘抗住到了巴黎郊外NogentSurMarne一个家庭宿舍。傅雷并不直接从事艺术实践，但他对音乐和文学有良好的修养，刘抗学的是绘画，常有创作活动，俩人朝夕相处，就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刘抗因了傅雷，在音乐和文学知识方面获益良多；傅雷也由于刘抗的影响，引起了更大的艺术兴趣。他们相偕巡回于各种艺术馆所和画廊之间，观摩着名家们的杰作。也常去歌剧院、音乐厅，欣赏美妙的演出。俩人去得最多的是卢佛尔艺术博物馆。
海粟夫妇是1929年3月中旬到达巴黎的。来后不久，就请傅雷每天上午去教他们学习法语。法语比较难学，起初，他们有点儿学不进去。傅雷是尽义务的，教多教少，教快教慢，本可以由着刘海粟夫妇俩的兴致。他却非常认真，执意要他们非学好不可。傅雷诚恳与认真的态度，很使刘海粟夫妇肃然起敬。傅雷与他们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
当时，傅雷正在跟一位名叫玛德琳的法国女郎热恋。
来法国之前，傅雷母亲已为他聘定了表妹朱梅馥。那并非纯属“父母之命，媒的之言”，傅雷与朱梅馥原系青梅竹马，俩人早就相爱了。在来法一年之后，傅雷感情上却有了动荡。
目击者刘海粟、刘抗等人，在回忆文章中，对傅雷这次爱情波折的情景，有过详细的叙述——开始是法国女郎玛德琳比较主动。这位女郎会弹会唱，略通绘画，喜欢探讨艺术，但理解上并不深刻。傅雷的人品、学问，很使玛德琳倾倒；年轻的傅雷，穿着当时艺术家流行的服装，打着花式领结，留着长长的头发，昂首天外的神态，颇有中西合壁的风度，更使玛德琳这位西方女郎所迷醉。玛德琳一头金发，皮肤白皙，眼珠有如地中海的海水一样碧蓝，与傅雷谈起话来，就像赛纳河中的流水声响喁喁不绝。俩人频繁接触当中，感情逐渐炽热起来。尽管傅雷早就爱上了朱梅馥，但现在面对有着共同爱好的玛德琳，他觉得，这位迷人的法国女郎，要比表妹可爱多了。
傅雷与刘海粟相识时，早已和玛德琳形影不离。刘海粟夫人张韵士见此情景，曾诧异地问刘海粟：“傅雷见了生人那样腼腆，一个浪漫的法国女郎，怎么会看中这位文弱的东方青年呢？从气质与禀性方面看，他俩怎么也不相配啊！”
刘海粟说；“大概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吧，风流的巴黎少女就觉得新鲜有趣。”
刘海粟这样说过后，有点儿后悔，总觉得虽在妻子面前，也不该道朋友之短。不过，傅雷当时坠入情网失魂落魄的情景，也着实使朋友们耽心呢。
经过反复思想斗争，傅雷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是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解除婚约。但他没有勇气自己去发出这样的信，他把信件交给了刘海粟，要他代为寄出。刚把信件交给了刘海粟，又旋即要回，在上面加了这样一句：“儿在异国已有意中人。”过了一会儿，又要求涂掉这句话。
刘海粟觉得，傅雷是一个内向的人，他是在用理想的漆，涂到玛德琳身上，让她通体发出光辉，促使自己狂热地去爱她。这样做，在此时此地的傅雷，或许是情理中事。但正如俗话所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作为旁观者，刘海粟在年龄上也要比傅雷大十多岁，对这类事的后果，毕竟看得清楚一些。提倡或者反对寻找异国配偶，他以为都是没有必要的。但又觉得，这位巴黎小姐，未必就能远涉重洋嫁给一个中国穷书生吧！正处于热恋中的傅雷，他的种种判断，并不是很理智的。作为朋友，对他这件事，就该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
看完傅雷给他母亲的信，刘海粟一夜未能入睡。他反复考虑着：傅雷与玛德琳的恋爱，好像热情似火，实际上并没有经过什么考验，只不过是一般恋爱期中年轻人所常有的那种冲动罢了。如果真按照傅雷的想法去做，对他母亲与梅馥姑娘的打击实在太重了。想到这些，刘海粟决定；将傅雷的信件压下来不予寄出。
隔了一天，傅雷就来追问刘海粟：“信寄出没有？”
刘海粟怕他纠缠，回答说：“已经寄走了！”
傅雷一怔，没再说话，颓唐地离开了。
过了一段时间，傅雷向刘海粟提到：“一直没有收到母亲的复信，不知道怎么回事？”说话间，显得六神无主的样子。
刘海粟还是对他说：“信早就寄走了。”
张韵士见状，问刘海粟：“傅雷究竟怎么了？”
刘海粟说：“谁知道呢？再让他写下去，还不把他母亲气死了！”
一天，玛德琳突然来到刘海粟住处，告诉他傅雷企图自杀的消息。还说：“他变得反复无常，一会儿搂着我亲热，一会儿又说我害了他。你们快去劝劝他吧！”
玛德琳对傅雷是很迷恋的，称他为“傻孩子”，自然不愿意他去寻什么短见。
刘海粟夫妇一听，事情怕要闹大，于是立即赶去劝说。到那里一看，傅雷正和玛德琳亲热呢。
就这样一热一冷地过了几个月。大概是由于一边热情似火，披肝沥胆。另一边却意马心猿，别有怀抱吧，俩人始终唱不出一曲合欢调来。傅雷陷入了极度失望之中。最后，这对一度热恋过的情侣，终于闹到非分手不可的地步。在刘海粟、刘抗看来这本是意料中的事。
导致傅、玛感情破裂的表面原因是，傅雷觉得玛德琳对他不忠实，更深的原因是中西两种道德观伦理观的尖锐冲突。很显然，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留洋的中国青年，能够接受西方女郎火一样的热情，却未必能够容受她们在感情上的轻率与自由放任。这也许是东方青年，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异国姑娘恋爱中最难接受，却又是一种最现实的存在。
这天，旅馆老板娘惊慌失措地跑来告诉刘海粟：“你的朋友来了，手里拿着一支枪，看来火气很大……”傅雷气冲冲地走进刘海粟的住房，只见他面色苍白，两颊下陷，将手枪往桌子上一撂，气得说不出话来。
刘海粟没有立即从桌子上将手枪取走，耽心傅雷抢夺中发生意外。他温和地同他讲话，细问着原因。说话中间，刘海粟向张韵士使使眼色，暗示她赶快把桌子上的手枪收起来。
“你为什么生这么大的气？”
“玛德琳好像又有了男朋友，她变了！”
“随她去好了，不用生这么大的气！”
“不能！我大痛苦了！”
那天，刘抗也在刘海粟家里。俩人商量后，由刘抗去把玛德琳叫来，进行一番劝说。他们的想法是：即使爱情破裂，友谊应当存在；不能由冤家变成了仇家。玛德琳来到以后，傅雷又和她吵闹了一阵。一个哭着，一个流着眼泪，俩人都没有和好如初的诚意。
刘海粟和刘抗从旁观察，发现这对年轻人之间，虽不能说没有感情，但更有强烈的个性冲突，在阻隔着他们，和好如初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劝说无效，刘海粟夫妇和刘抗陪着他们一起去吃了饭、喝了咖啡。从饭馆中出来，傅雷和玛德琳各奔东西了玛德琳离去以后，刘海粟夫妇又拉着傅雷到塞纳河畔去散步，继续劝说和安慰着他。
刘海粟坦率和诚恳地对他说：“难道你就为她活着吗？这又何苦呢？当初是她追你的，你尽可以处之泰然。再说，建筑在沙滩上的爱情本来就没有什么基础，崩溃是必然的，垮台越晚，痛苦越多。所以说，这种没有前途的爱情，被浪涛冲毁并不是什么坏事。你何必自找许多无价值的痛苦，妨害身心和事业呢？”
开始，傅雷还在用爱恨交加的口吻呼喊着玛德琳的名字，慢慢地，他的情绪平复安定了下来。他道出了使他痛苦不堪的症结所在。他说：“我是在自讨苦吃，谁也不怨，们心自问，没有对不起玛德琳的地方。我之所以想自杀，只因为上次的信给母亲的打击太重了。当时太糊涂，如果表妹寻死，老人家还活得成么？”
“傅先生，你别着急，当时海粟并没有……”张韵士想说那封信并没有寄走，但又犹豫起来，用询问的目光凝视着刘海粟。
刘海粟说：“如果你死了，你母亲不是更痛苦吗？”说话中间，把出门前揣在怀中的那封信掏了出来：喏，你的信在这里，当初我就没给你寄出去。”
傅雷接过信件，激动地感谢着刘海粟的考虑周详。并表示不能辜负了海粟的一片苦心与热忱，从今以后，他要与朱梅馥永远在一起。接着，他又痛哭着说：“我究竟写了这么一封信啊，我对不起她们！”
刘海粟夫妇又安慰了他一番，并说，相信他经过这次波折之后，他和朱梅馥的感情一定会更加牢固起来。以后一段时间，刘海粟和刘抗等朋友，为了宽慰失恋中的傅雷，陪他饱览了巴黎、瑞士等地的名胜古迹，拜访了众多艺术界名流，瞻仰了不少文化名人的故居墓地；去得最勤的还是卢佛尔宫等艺术馆所。在那里，他们反复地观赏、研究着大量稀世珍藏。
傅雷是文学翻译家
他的译作达34部之多，其中多是法国文豪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名著。煌煌15卷《傅雷译文集》，洋洋五百余万言，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伟构。他的译笔“行文流畅，用字丰富，色彩变化”，文字如行云流水，朗朗上口，清丽可诵，堪称我国翻译的典范。
傅雷是美术批评家。钱钟书曾注意到，傅雷的名片自署“美术批评家”，而不是翻译家。1927年他自费赴法国留学，主攻西方艺术史，24岁就译出了《罗丹艺术论》这样不朽的名著。26岁的傅雷在“上海美专”讲课时，写出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这样的大作，他不单是分析了一些绘画、雕塑名作，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等，其知识之渊博，议论之宏富，即使在今天，也足令美术史家效法。对于美术批评，傅雷不但热情依然，而且独具慧眼。1944年，傅雷为80岁的大画家黄宾虹举办首次个人画展，此前黄老无所知名。是傅雷第一个把他的艺术价值挖掘出来公诸世间的：“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名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皆欺世盗名……我认为在综合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傅雷是音乐鉴赏家，早在20岁的时候，他就受罗曼-罗兰的影响，热爱音乐。在《傅雷家书》里，人们可以领略到傅雷对音乐史上众多大师的精彩评论；在《贝多芬传》里，人们看到傅雷如何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
傅雷是艺术理论家。他译丹纳的《学术哲学》，尤其是为儿子抄录《希腊的雕塑》并加笺注，可窥其理论修养之高深。许多学者公认《傅雷家书》乃艺术学徒最好的修养读物，其中在《音乐笔记》部分，人们陡然认识到最飘逸的古典之美的精神内涵。傅雷致罗新璋论翻译的信札，表现出非常深刻的译学观点。
傅雷又是散文家。他的《法行通信》计有15篇，每篇通信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对亲友、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些优秀的游记会出自一个19岁的游子之手。更不用说《傅雷家书》中的语言、境界、思想、逻辑、艺术修养等等，是一切优秀散文所共同追求的。
……
不！不！傅雷不止这些。傅雷远不止这些！
傅雷有一颗赤子之心。《傅雷家书》最本质的思想就是这“赤子之心”，他永远用脑在思想，用心在感受，他整个的人像“水晶一样透明”。傅雷说：“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还有一个‘爱’字。”
他走了，带着他的爱妻朱梅馥。1966年9月3日凌晨，在上海自己的宿舍。他们离开人世的时分还是那样认真！现场布置周到，不惊动保姆，遗书对后事一一交代得极清楚。但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甚至没有怨恨！只有那个时代流行的词汇“英明的”、“伟大的”，一些琐碎财物处理，还有“告别至亲骨肉”的凄凉。
一个吸吮着贝多芬战斗精神的傅雷去了！这怎么可能？也许他更像莫扎特吧？他说过，中国古典文化里本来就有莫扎特。他受着恶魔的鞭打，却没有怨言；他受着苦难的煎熬，却吟着温馨甘美的乐句……摘自《钱江晚报》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傅雷与刘海粟■张丛张昊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３１日，１９岁的傅雷怀着读书救国的强烈愿望，辞别寡母，乘法国邮船“昂达雷·力篷”号离开上海。次年２月３日，抵达马赛港。８月份，他考进巴黎大学，在文科专攻文艺理论，同时到卢佛美术史学校和梭邦艺术讲座听课。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画家刘抗。
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６日，刘海粟、张韵士夫妇到达巴黎，刘抗介绍傅雷每天上午去帮他们补习法语，由于对艺术的共同爱好，傅雷与年长他１２岁的刘海粟很快成为至交。
他们偶尔光临散布巴黎各区的小电影院。尽管上映的片子都是大电影院放过的老片，由于价格便宜，购买电影票的人常会在售票处前排起很长的队伍，伸着脖子安静地等待，傅雷、刘海粟他们也在其中，但性急的傅雷经常因为等得不耐烦，离队跑开。
傅雷、刘海粟有时也会离开巴黎，到美丽的自然里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一次，傅雷、刘海粟夫妇、刘抗等在蔼维扬会合，前往瑞士莱芒湖畔的避暑胜地圣扬乔而夫休养。刘海粟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地把艳红的苹果摘下来往衣服口袋里装。傅雷不由分说地给他照了相，还说：“这是阿尔卑斯山刘海粟偷苹果的纪念。”享受大自然恩赐美景的同时，傅雷从房东家的一本旧历书上翻译下《圣扬乔而夫的传说》，发表在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华胥社文艺论集》，这是他最初发表的译作，刘海粟则以奔腾的阿尔卑斯山瀑布为背景，创作了油画《流不尽的源泉》。这天晚上，傅雷对刘抗说了一句“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缘”，刘海粟听到这句诗，很有感触。回到住处后，刘海粟通宵未眠，画下《莱芒湖的月色》，将他们畅谈时的美景永远保留下来。后来，他们又一起坐火车前往日内瓦。傅雷、刘海粟等一道参观了加尔文纪念碑、日内瓦美术馆与历史博物院。一个月后，他们一起回到了巴黎。对这次避暑，傅雷念念不忘，３０多年后写信给远在英伦的长子、著名音乐家傅聪时，还屡屡提及。
在法国留学期间，傅雷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遇到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后，内向的傅雷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她。本来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爱上玛德琳后，傅雷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信写好后，傅雷给刘海粟看了一下，请他帮忙寄回国。旁观者清的刘海粟觉得傅雷与玛德琳之间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又怕这封言辞激烈的信寄回国后，对老太太和朱梅馥造成伤害，就偷偷压了下来。几个月后，性格上的差异导致傅雷与玛德琳分手，傅雷为这段感情的死亡而伤心，更为自己鲁莽地写信回国要求退婚对母亲和朱梅馥造成伤害而悔恨不已，痛苦不堪中甚至想一死了之。刘海粟这时才告诉他那封信并没有寄回国，说话间把信还给了他，傅雷感动得泪流满面。
１９３１年秋天，在法国呆了４年的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坐“香楠沙”号轮船回国。傅雷到上海后，就暂时住在刘海粟家中。１１月份，他和刘海粟一起编写《世界名画集》，为第２集撰写了题为《刘海粟》的序文，该书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以刘海粟当时在国内外的声誉，请傅雷撰写序文，这件事本身表明刘海粟对傅雷人格与学问的重视。当年冬天，傅雷接受刘海粟的邀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校办公室主任，同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为适应教学工作的需要，傅雷翻译了PaulGsell的《罗丹艺术论》，油印后发给学生作课外参考读物。傅雷工作的认真负责，常受到刘海粟的称赞。
１９３２年１月，傅雷与朱梅馥完婚，在上海吕班路２０１弄５３号有了属于自己的家。“一·二八”事变后，美专停课半年，傅雷向刘海粟辞职，由人介绍到刚成立的哈瓦那通讯社法新社的前身去担任笔头翻译。秋天美专复课后，他返回美专，辞去办公室主任职务，一心教书，并和倪贻德合编学术刊物《艺术旬刊》。１９３３年９月，傅雷母亲去世，他辞去美专的职务。离开艺术理论教学工作后，傅雷除了间断担任过一些社会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斋里专心从事翻译工作，将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不过他的名片背面印着一行法文：Critiqued'Art，即“美术批评家”，这表明他对美术批评的兴趣未减。
傅雷性格桀骜不驯，秉性梗直而又疾恶如仇，希望朋友都和他一样，待人真诚，对事认真，但刘海粟处于美专校长的位置上，要处理方方面面的各种关系，所作所为当然无法像他要求的那样。他们出现矛盾的起因是张弦的待遇问题。张弦从法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美专任教，薪水较低，生活困苦，傅雷与张弦情投意合，便为他打抱不平，认为做校长的刘海粟待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一气之下离开美专。１９３６年夏天，张弦因急性肠炎去世，傅雷认为张弦的死是受美专剥削所造成的，十分怨恨刘海粟。不久，在一次讨论举办张弦遗作展的会议上，傅雷与刘海粟发生激烈争执，大吵起来，从此他们绝交２０年。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傅雷、刘海粟都投入到了火热的新社会中，遂恢复了友情。
１９７６年冬天，刘海粟的一个学生从旧货店买回一幅《长城八达岭》画，送给刘海粟，看着这幅画，刘海粟老泪纵横，这是解放后复交时刘海粟送给傅雷的，“文革”中小偷从屋顶爬进封了门的傅雷住宅，偷出来卖到旧货店。画如今又回到刘海粟的手上，而傅雷却已和他分处两世了。１９８６年刘海粟重游巴黎，想起昔日和傅雷的交游，不禁黯然神伤，他为安徽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０年出版的《傅雷译文集》第１３卷中收集的《罗丹艺术论》作序时说：“想到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中，有这样一位好兄弟相濡以沫，实在幸运。”
摘自《民国春秋》２０００年第３期
听二十四岁的傅雷讲课■黄宗英
一九三一年秋，傅雷从巴黎回国，抵沪之日，适逢“九一八”事变，故国已无完土。
是冬，傅雷受聘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美术史及法文，《二十讲》就是当年傅雷的授课讲义，一九三四年六月编撰完毕并未发表。遗留下来的是一册厚厚的，以“十行笺”订成的本子，全部以清逸灵秀的毛笔字书成。而我竟能以人民币二元一角购得三联书店的八四年版本，简直不可思议；虽说责任编辑吴甲丰在“编校后记”中解释“限于条件，只好暂时将就”云云，我已经感到万幸万幸如获至宝，百感交集，有点儿想哭。
待我打开书页，却仿佛自己已化为莘莘学子之一，听博学多才年方二十三四岁的傅雷讲课，我仿佛看到赵丹也在课堂里，一九三三年正是作为小小剧团团长的赵丹，被故里南通的国民党通缉，带着冲出险境的得意乘船悄悄来到上海，把父亲嘱咐他学律师的学费交到美专。唉，我到哪儿去问阿丹有没有听过《二十讲》？只知道阿丹对傅雷还是挺服贴的……只是我已经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课堂的四面墙已经消失，书册像一袭魔毯把你带往几个世纪前的翡冷翠、罗马、荷兰……恰如傅雷《序》中言：“夫一国艺术之产生，必时代、环境、传统演化，迫之产生，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必土质、气候、温度、雨量，使其生长。”他告诉你十三世纪是中古的黑暗时代告终、人类发现一线曙光的时代，是诞生但盯培根、圣多玛的时代，也就诞生了基督教圣者方济各。圣方济各颂赞自然、颂赞生物，相传他向鸟兽说教时，称燕子为燕姊，称树木为树兄，说圣母是一个慈母，耶稣是一个娇儿———这在艺术上可纯粹是簇新的材料，于是童年时就已在荒僻的山野的乔托，乃承担了方济各几座教堂寺院六十多幅壁画和内部装饰，乔托的画成了天真动人的诗。让我感到最亲切的是《圣方济各向小鸟说教》，小鸟儿从树上飞下来，一行一行蹲在方济各面前，像一群小孩在静静倾听，真是妙极了。所以说“绘画之有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神明之皈依者自乔托始”。他是文艺复兴的先锋。于是我们跟踪傅雷热情的流露、生命的自白、与对艺术之神皈依之虔诚走近波提切利，走近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伦勃朗、鲁本斯……让我们通过画面听到音乐的律动、历史的走向、心灵的震颤，并教会我们在宏大的历史画卷中，汇聚众多人物的题材里，能够找到那准确地精心勾勒一件事物的一举手一投足的一分钟。呀，我的笔难以描述二十万字的《二十讲》之博大精深，我想到历史和人物皆因关键的一分钟结晶，而积累，而沿袭……有一天，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来到冯亦代的病房，我谈起得到《二十讲》的珍本，只是字太小，我的视力在退化，有的篇章不得不去复印放大，有的片段若按我年轻时的记忆力真想背下来，人还是要相信些什么的。小董说：“我们出了新版本啊！是大三十二开本，字清爽。老版本限于当时条件只选了五十四幅插图，而当年傅雷讲课时，是配有大量名画图片的。傅敏为了实现父亲的宿愿，在旅欧时带回大量名画图片，共选用二百一十四幅。可精彩啦。”“那一定很贵吧？”我问溜了嘴。“不贵，才六十多元，我送你。”三联书店一直常常赠书，果然董总没过两天就寄来一本新版《二十讲》。一九九八年十月第一版，到一九九九年二月已经第四次印刷了。
傅雷最后的家书
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傅雷散文》以“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展示了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收入了若干新发现的傅雷佚文及傅雷最后的家书。
据《傅雷散文》一书编者陈子善介绍，收入其中的“《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六十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封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傅雷散文》遴选了其中的两封先期译成中文。
收入《傅雷散文》中的傅雷最后的家书，是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查到的。这是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的英文书信。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未署写信时间，但陈子善从信的内容推断，这封家书“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应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挚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傅雷散文》所收的这封家书由当时采访傅聪，后来成为“香港第一健笔”的香港经济评论家林行止中译：……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疚，只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试与傅雷比高■管筱明
近两年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先生有三件大事：一是他用英文撰写的回忆录《追忆逝水年华》和用法文翻译的《中国古诗词三百首》在国内外出版后，其优美的文笔引起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的注意，表示十分欣赏和钦佩，尤其称赞《中国古诗词三百首》是“伟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样本”，由此国内十大教授联合提名许先生作为候选人，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二是去年有个外国乐团访华演出，节目中有一部曲子，六个乐章是根据六首中国古诗词改编的，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多方转译，其中两首究竟是何人所作，已不清楚。为了弄清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这一个谜，苦煞了中外多少学者？许先生凭借其深厚的学养和渊博的知识，终于考证出这两个乐章是根据中国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和李白的《客中作》两首诗改编的，解开了一个大难题。三是志在赶超傅雷的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于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傅雷先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上的一座高山，其精心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更可以说是高山顶上一棵参天大树，要超越它实为不易，不仅要有非同一般的胆魄，更要有扶摇直上九天的鲲鹏的翅膀。
约稿时许先生再三表示，傅译已经十分优秀了，大可不必再译。我对他说：“名著不怕重译，况且您可以超越傅雷。”这句话果然激起了他的雄心，老先生不顾七八十岁的高龄，卷起袖子就干，一百二十万字一译就是五年！现在书已出版，究竟超没超过，需要细心比较，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我个人的感觉是：整体风格各有千秋，难分轩轾，字句处理许译略胜一筹。这个“胜”就是胜在细节上，前后呼应上，音乐术语上，尤其是胜在现代口语上。例如这一段，傅雷是这样译的：他认得这音乐，认得这愤怒的呼号，这疯狂的叫吼，他听到自己的心在胸中忐忑乱跳！血在那里沸腾，脸上给一阵阵的狂风吹着，它鞭挞一切，扫荡一切，又突然停住，好似有个雷霆万钧的意志把风势镇压了。那巨大的灵魂深深的透入了他的内心，使他肢体和灵魂尽量的膨胀，变得硕大无朋。他顶天立地的在世界上走着。他是一座山，大雷大雨在胸中吹打。狂怒的大雷雨！痛苦的大雷雨！叮《嗝赐纯啵……可是怕什么！他觉得自己那么坚强……好，受苦吧！永远受苦吧！蓿∫芗崆靠啥嗪茫〖崆慷苁芸喽嗪茫……许先生是这样译的：他记得这支乐曲，记得这愤怒的呼啸，这疯狂的吼叫，他听见无法控制的心在胸膛中蹦跳，血液在奔腾咆哮，他感到脸上有狂风在吹，在打，在摧毁，但又忽然被巨人的意志摧毁了。这个巨人的灵魂进入了他的肉体，扩张了他的心灵和四肢，使他扩大了无数倍。他在世界上大步前进。他是一座大山，狂风暴雨就是他的呼吸。愤怒的风暴！痛苦的风暴！。《啻蟮耐纯啵……不过这算什么！他觉得自己强大了！受苦吧！受难吧！啊！强大多么好！强大得不怕痛苦更是多么好……两相比较，我们就会觉得傅译的文字明显具有早期白话文的痕迹，而许译的语言更有现代感，更易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试与傅雷比高”是出自毛泽东“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诗句，它表现了一种宏大的气魄。本来文学翻译属于艺术而非科学，评判孰优孰劣常凭主观感受，所以超不超过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超过的胆魄和锐气。傅译初版已有五十余载，如果至今仍无人敢于超过，那绝不是好现象，只能说明我们后人不争气。
先贤回眸应笑慰，译坛自有后来人！相信傅雷先生在九泉之下，也会为翻译事业后继有人而感到欣慰的．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傅雷之后■施康强
提到翻译家傅雷，我们马上想到他译的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如果说《约翰·克利斯多夫》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傅译巴尔扎克的影响更多停留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的层面。
我们这一代的法国文学翻译家（年龄约从四十岁到六十岁）或多或少都是傅雷的私淑弟子。我们最早接触的法国文学作品是傅译巴尔扎克。后来学了法文，对翻译有兴趣，对照原文精读的往往是一部傅译。我们折服于译者理解的准确和表达的精当，有时我们觉得自己不是在读一部翻译小说、而是一位中国作家在为我们讲述一个法国故事。傅雷提倡，也达到了“化境”。他的译文完全可以看作汉语文学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过傅雷没有译完所有巴尔扎克的作品。为出版汉译巴尔扎克全集，我们势必要补足他未译的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巴尔扎克全集》，凡是有傅雷译本的，一例不用别的译本。傅雷未译的，则另请译者。这些新的译文在不同程度上师法傅雷，它们与傅译并列，风格上的差别并不见得很大。第二十五卷《都兰趣话》是个特例。这是一部用拉伯雷风格写成的、《十日谈》式的短篇故事集，插科打诨，玩世不恭，译文也只有跟着走了。傅雷字怒庵，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他译书一般选择与自己性格相近的，不会去译这部书；真的译了，恐怕也不讨好。
另一方面，翻译不能垄断，傅雷译过的作品可以复译。别的出版社也出巴尔扎克的小说，如最著名的《高老头》和《邦斯舅舅》。由于版权问题，它们都另找译者。译林版《邦斯舅舅》的译者许钧先生是翻译理论家和批评家，他指出“傅雷的艺术个性在译作中表现得过于充分，以致部分遮掩了原作风格”。他自己的译文自然力求更加贴近原文的风格。
傅译的另一个名牌《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受到挑战。两家出版社将要推出新的译本。一位译者是老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他有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文学翻译是一种再创作，是两种语言的竞赛，译者利用母语的优势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超过原作者。许先生很自信，认为他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高于傅译。另一位译者韩沪麟先生比较谦虚，他说自己的译文未必超过傅译，但是将是另一种味道。如果傅译是大米饭，他的译文是籼米饭，请读者换换口味。
韩先生其实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傅雷的文学语言，是半个世纪以前被认可的高雅的书面语言（对话的翻译又作别论）。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也在发展，读者在语言上的欣赏趣味有所改变。西方有一派翻译理论认为每隔几十年就需要产生新的译本。我们这代人喜欢的地道的中国化的译文，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嫌其烂熟，他们读外国小说时更乐意同时读到外国的句法和表达方式，认为这才是原汁原味。好比上西餐馆吃牛排，他们宁可要带血的。近年来的文学翻译，就其总体趋势而言，似乎走的是这条路子。
我个人的看法，当今译坛呈多元化状态，不以傅译为最高标准和唯一依归，本质上是件好事。读者作为文化产品消费者，这样他们就与其他产品消费者一样，享有更大的选择。如同性格演员演谁像谁，许钧先生要求译者译谁像谁，非高手莫办。个性强的译者如本色演员，也可以成为一代名家巨匠，要在选准与自己个性相近的作家和作品。至于当前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对翻译作品的“洋味”的偏爱，我以为与年龄，也与社会上对洋货的崇尚不无关系。一旦他们进入中年和老年，阅读趣味恐怕会改变，转而喜欢醇正的中文。傅雷的译文作为中国文学翻译史的一个阶段的最高成就，甚至作为现代汉语白话文的一个范例，自有其历史地位和永久价值。我们站在傅雷的肩膀上，应该望得更远，攀得更高。
《傅雷散文》编后■作者:陈子善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傅雷（1908—1966）的名字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作为翻译家，他向国人译介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曾深深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他翻译的巴尔扎克，也被誉为“信达雅”的完美楷模。作为文学评论家，他对张爱玲小说的精湛点评，为学界作出了文本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作为音乐鉴赏家，他不但写下了对贝多芬、莫扎特和萧邦的优美的赏析，还为国人培养了第一位获得国际声誉的钢琴家傅聪。最后，他的悲壮的弃世，不但是对上世纪60年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那场荒谬绝伦的“文化大革命”的最强烈的控诉，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文知识分子的尊严。
上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傅雷冤案的彻底平反昭雪，随着《傅雷家书》、《傅雷译文集》、《傅雷文集》和傅雷多种译著插图本的相继问世，傅雷的人品文品已为越来越多的海内外读者所知晓，所认同。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奉献给新世纪的年青读者的一部新的傅雷散文精选本。
相对于世所公认的傅雷的译笔而言，他的散文创作的成就常为翻译家的荣光所掩却，这当然是很可遗憾的。其实，傅雷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无论是早年的《法行通信》，还是晚年致傅聪的家书，都能毫不逊色地列入当代优秀散文之列。傅雷家书更是自1981年初版至今累计印数突破百万册大关，脍炙人口，影响极为深远。傅雷其他许多文学批评、美术音乐评述和译著序跋也完全可以当作文化散文来赏读，文笔之典雅晓畅，见解之独特精到，同样散发着作者全部的人格魅力。傅雷的散文是卓然自成一大家的。
本书分为“旅途鳞爪”、“艺苑留痕”、“文坛春秋”和“书札浓情”四个部分，以展示傅雷散文多方面的神采风韵。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没有灾情的“灾情画”》和《〈上海美专新制第九届毕业同学录〉序》两篇是新发现的傅雷佚文，系首次编集。傅雷60年代致国际小提琴大师、著名音乐教育家梅纽因（YehudiMenuhin）的十四书简也在去年被发现，现请香港中文大学金圣华教授从中遴选两封先期译成中文，收入本书与读者见面。
本书即将付梓之际，编者又在香港《明报月刊》1968年3月号上意外的查到傅雷致傅聪前妻弥拉（ZamiraMenuhin）英文书信一封。此信未收入《傅雷家书》，也未署写信时间，但从信的内容推断，应作于1966年8月间，即傅雷夫妇9月3日饮恨弃世前夕，很可能是傅雷最后的家书，弥足珍贵。信中情真意切，对孙儿的深爱溢于言表，又隐含对“文革”的不满和反抗。现把中译转录如下，供读者体会和反思：……任何有关临霄的事都使我们大为兴奋，特别是妈妈，自七月以来她就一直计算着日子。再有一个月就是临霄的生日了；再过三个星期就是临霄的生日了……昨晚她说：“就只有三天了。”就像孩子真的跟她在一起生活似的。
你看着孩子一天天的长大，是多么高兴呵！想着我们的孙儿在你的客厅，厨房，看着我们的照片，认识他遥远的祖父母，又是多么动人的情景！
可是，我看绝无希望有一天会见到他，拥抱他，把他抱在膝上了……妈妈倒是相信会有这样的日子，但我却不这样想。
不必多谢我们的编织物，妈妈总是感到歉仄，祗能以这样的小东西来表达对孩子和你的深爱……。
我们等待着临霄两岁生日会的照片。如果我们能收到他的面圆圆的照片，我们会多高兴呀！
生活到处都困难，我们要不断地“改造”自己，要克服每一点一滴传统的、资本主义的、非马克思的思想、情感及积习。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古老的生活哲学，古旧的社会规范。
对于一个在旧社会生活过四十年以上的人，满脑子“反动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观念”，他（毛泽东的）所行的“自我改造”自然会困难重重。我们在艰辛与痛苦之中尽了最大努力，以求达成目前“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要求。
我只能每次阅读五分钟。报纸上的长文章都是妈妈给我读的。这封信是经我口述由她打的……非常想念你们。
爸爸妈妈
（《傅雷散文》即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傅雷的内心之死■作者：刘鹏凯
早在80年代初，一册《傅雷家书》曾经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人为那些家书中充满谆谆教诲、真诚交流感动。我不知道感动之余，剩下的奢侈是如何打发的，是被感动所感动了，还是被欲望所欲望了。我只知道历史的伤疤一旦被强硬地揭开，依然会令人产生长久的灼痛感。
有一种目光和善良总让人感激不尽，这是人们天然的对睿智的崇敬和期待，是对可能出现的坐标和参照系不断的追寻，它对于充满爱和力量的艺术飞行以及着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由于生计或者生计以外其它形式的忙碌，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已经将傅雷这个人淡忘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不知道傅雷是谁?当然，知道或不知道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傅雷是一个高尚的人。试想一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傅雷做到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应该怀有敬重之心，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时常会发生这样抑或那样的不平和不测。
傅雷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富，翻译的名著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等，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还有翻译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也一直畅销不衰。
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当属《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养的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书。傅雷的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无论占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但时间都非常短促，因为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是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
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
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
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
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
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在他的内心发生了。
我当然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傅雷的错。
摘自《珠海特区报》
重写篇：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评《傅雷家书》■沈敏特[一点说明]2001年7月，《同舟共进》发表了我的《一本爱读也怕读的书》；之后，几个刊物转载了这篇文章，也有读者来函或友人来电，表示大体认同。原因大概是因为：一、我对《傅雷家书》的评论，着眼于展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二、我对傅雷先生的分析，着眼于中国知识分子这一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三、我对傅雷先生及夫人的悲剧的描述，着眼于中国文化这一个特殊文化类型的能量。2003年1月，傅雷先生的二子傅敏先生重编的《傅雷家书》，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我将它称之为"重编本"。关于这个本子与原编本的区别，新增多少，调整和改正了哪些误植之处，傅敏先生已在《编辑说明》中说明了。与"重编本"相比，我的文章就有很多不到位的地方，唯一的"出路"是重写；使这篇文章能够反映"重编本"的全貌。为此，我两次与傅敏先生通话。他十分谦逊，除一处与背景的事实错位，他指出了，其他的，他也许更愿意尊重评论者的自由发挥。重编本《傅雷家书》的责任编辑邵丹女士，也对重写评文表示了希望和支持。
(一)
《傅雷家书》是我爱读，也怕读的一本图书。
爱读，是因为它是一本使人获益匪浅的难得的图书。自1981年出版以来，它一印再印；当第五版时，又编入十四封新发现的信函；据1998年的统计，已累计发行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而2003年1月出版的重编本，据说第1次印刷，全数被发行部门订购。这说明《傅雷家书》依然是读者十分关注的读物。我想，这是因为，尽管中国涉及家庭教育的图书数不胜数，名人家书见诸公开出版物的也难以统计，但像这样一本内容丰富、细致入微、文化品位甚高的"教子篇"仍属罕见。
怕读，是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博学、睿智、正直的学者，连同他温厚善良的夫人，不明不白地走向了毁灭。我说"不明不白"是因为当他们写下遗书时，十分清醒地执守着自己的每一项责任，交还友人委托代修的手表，赠给保姆的生活费，赔偿亲戚寄存而被红卫兵抄家没收的饰物，甚至留下了自己的火葬费53.30元。但他们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活下去的原因；既非"畏罪自杀"，也非"以死抗争"，总之是"不明不白"。对此我不忍卒读。
二十多年来我反复阅读，此次重编本我又再次阅读，也许正是为了探寻这"不明不白"之谜。这绝不是个人生死之谜，而是一代(也许不止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它连接着我们民族的盛衰。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谜早已解开，不值得罗哩八嗦，旧事重提。我却以为，万勿过分乐观。每一个民族的严重挫折都连接着它整个文化历史土壤和世界的风云变幻，一下子能够闹明白是不符合规律的；即使闹明白了，能否深入人心，化为整个民族的发展动力，依然千山万水，岂能一蹴而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前者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理代表整个日耳曼民族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虔诚地忏悔，至今却还有新纳粹主义者时时兴风作浪；后者至今不愿反思，死不认账，震惊世界的"教科书事件"一闹再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损伤。确实，我们的一位伟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掘了文化大革命发生的深层次的原因。但伟人的认识不等于是大多数人的认识。而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文化因素并不会因为少数先进人物的认识而随之消失。鲁迅当年抨击的旧传统我们今天还会遭遇，有的还达到了变本加厉的程度；当然，它会不断变幻出更"时尚"的形式。也许那些对历史漠然无知的年轻人更容易被这"时尚"所迷惑，不知道旧瓶固然可以装新酒，而新瓶也可以装陈酒。
曾国藩的家书保存至今共有330多封，是名人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在数量上《傅雷家书》与之不能比较，但《傅雷家书》内容的丰富深刻、精微细致却是独具优势的。
《傅雷家书》的文化格调应该说是"顶级"的。傅雷本人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音乐、绘画涉猎广泛，研究精深。而他培养的对象又是从小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终于成长为国际钢琴大师的傅聪。楼适夷先生称其为"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徒修养读物"是并非夸大其词的赞扬。
傅雷深刻地懂得，艺术即便是像钢琴演奏需要严格的技术因素，但绝不是"手艺"，而是全身心、全人格的体现。他说："我始终认为弄学问也好，弄艺术也好，顶要紧的是humain(按：法文"人"的意思)，要把一个'人'尽量发展，没成为某某家以前，先要学做人；否则那种某某家无论如何高明也不会对人类有多大贡献。"而所谓"人"在傅雷心中又是具体而微的，不是一个愿望，一个口号。大到对世界、对人类、对祖国的忠诚与献身精神，小到对自己的事业的严谨，对父母的孝敬，对妻子的理解，对友人的宽容……并且具体到了一个乐段的处理，一位友人交往，以至于言谈举止也都一一告诫。"手要垂直，要人立直"，也使我这个读者印象深刻。
在此，我特别要提到重编本新增的三十四通中，有二十三通是母亲朱梅馥女士的信。这些信件在读者面前伟大女性的亲情和人性。
在人性中，母性是最伟大、最无私的。再加上朱女士又是一个既有东方文化素养，又经西方文化洗礼，既端庄贤淑，又开放通达的女性，她的母爱中融合了文化之美。在那环境险恶的年代，在个人安危毫无保障的日子里，她心系远方的儿子和孙子。她克制着内心的恐惧和痛苦，把坚强、安详、无微不至的关怀，传送给漂泊异国他乡的亲人。一件为孙儿一针又一针织出来的毛衣，情重如山，她却为"礼薄"而不安；为了让孩子在异国感受到家庭的温馨，她一丝不苟地写下了几个菜肴的制作程序，唯恐疏漏一个细节。
最终，她跟随着傅雷走上了不归之路。她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究竟为了什么，但她明白傅雷的人格尊严已将不能忍受这样的践踏和侮辱；她和他携起手来，把生命融合一起，迈步永恒。对她来说，其中更多的是殉情的美丽。
人性如此美丽的女性，怀着伟大的母性，走了！
我们只能说，这是美的毁灭！
而我们必须追问，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保护美，创造美？为什么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的毁灭？
如果有更多更多的人，共同发出这样的追问，我想，这是人类的希望！
(二)
《傅雷家书》的直接受益者当然是傅聪。傅聪说："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做人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对此，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也体会至深，她在给傅聪的信中写道："你别忘了：你从小到现在的家庭背景，不但在中国独一无二，便是在世界上也很少很少。"正是这样的家教陶冶出一位世界级的艺术大师，并给千千万万的父母留下了一面宝镜。照一照我们给了孩子一些什么，为了孩子我们自己怎样做事做人？
我们当然不能苛责傅雷。在与傅雷同处一个时代的时候，我们很难与傅雷比肩；但是，当时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傅雷家书》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财富的时候，我们必须以新的视点重新审视这笔财富，我们才能在今天以至于明天充分发挥这笔财富造福人类的作用。
楼适夷先生在《读家书，想傅雷(代跋)》中已流露了对傅雷家教过细过严的"不以为然"。而我以为还有更值得我们重视和深思的问题：傅聪犹如一只邀游世界的凤筝，不论多远多高都有一线牵连着傅雷的家教：傅雷的家教以其教子的成果证明了它的真理性。但是，以其生命实施这家教的傅雷却保存不了自己的生命。这，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一个连自己的生命，这最起码的权利都保存不了的知识分子，他实施的家教，是否必须重新审视呢？这个问题当然远远超出了傅雷夫妇个人的生死之谜。
1956年6月，傅雷以极其兴奋的口吻告诉儿子，他参观了淮南煤矿、佛子岭水库、梅山水库，为祖国的建设，为人民急起直追的勇猛精神，感慨系之。特别是佛子岭工程全部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他感到无比骄傲。应该说，这样的感觉正常、正确。中国确实在自己轨道上超越历史地发展着。
但是，傅雷由此以为"恐怕世界各国都要为之震惊"，甚至"科技落后这句话，已经被雄伟的连拱坝打得粉碎了"，却不仅是过分乐观，更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已与世界有所隔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落入"井底"，并从"井底"仰头看"天"。当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确认"天"就是井圈那么大的时候，他不仅失去了对"天"的认识，更严重的是失去了对"井底"的认识，以为这就是认识世界的最佳"好望角"。这正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他们把别人像中药配方那样的"配方新闻"，当作通晓世界、把握真理的捷径。他们有眼，却不用自己的眼睛去观望五洲风云；他们有耳，却不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四海风雷。今天，一个普通老百姓都不至于看到中国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而引出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已经消失的结论。而那时，像傅雷这样的杰出的知识分子也不承认差距严重存在的事实。可见，若干年前亿万中国人虔诚相信一个人可以"洞察一切"的神话，就并不奇怪了。
虽然，傅雷走出过国门，接触过比封建专制主义进步的社会思潮，但他依然不能根除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往往在新的形势下分不清爱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区别。尽管他自信"素来不轻信人言"，但依然不能不犯中国知识分子轻信的毛玻尽管他清醒地看到"要求真正民主，必须每个人自觉地作不断的斗争。而我们离这一步还远得很"，但依然分不清大人物的民主承诺与民主在中国扎根之间的千山万水；分不清给你民主与实现民主的本质区别。历史的一再教训使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承认一个事实：1956年下半年至1957年上半年，中国知识分子犯了一个群体性的错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已经降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正如傅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儿子"我们真是进入了原子时代，tempo(节奏)快得大家追不上"。在此之前，傅雷曾自豪地写道："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坦白。"如今既然民主的春天已经到来，那么"坦白"应该是到了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不止是傅雷，那时候太多的知识分子，是以坦白的胸襟去拥抱这"春天"的。然而"春天"忽然变脸而变成了严酷的"冬天"；1957年的"反右"首先是无情地惩罚了这些"坦白"的人物，自然包括了傅雷。坦白当然是优点，但也应当看清对象。我们有国家机密，机密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而个人也应当有心理机密，这机密同样是不能告诉一切人的。当坦白得不到安全保障的时候，就应当严守心理机密。
傅雷夫人朱梅馥女士在给傅聪的信中说："爸爸做人，一向心直口快，从来不知'提防'二字，而且大小事情一律认真对待，不怕暴露思想；这次的教训可太大太深了。"显然，对傅雷来说这时候接受教训已为时过晚。因而朱女士对儿子说："我就更连带想起你，你跟爸爸的性格，有许多相同的地方，而且有过之，真令人不寒而栗。"不过接受这种家教的傅聪正在国外学习，没有亲尝"坦白"的教训，大概也无法理解"坦白"何以获罪。因为，此时他与父亲不站在同一片土地上。
重编本中以傅聪的家信代"前言"，恰恰从中看到了与傅雷的认识上的差异。傅聪直言不讳地以自己的经历与1957年后的中国的政治环境作了一个在当时可以称之为"大逆不道"而今天已成为常识的比较。他说："国内的生活和国外太不同了，假如要能在艺术上真有所成就，那是在国外的条件好得太多了，主要因为生活要丰富得多，人能够有自由幻想的天地，艺术家是不能缺少这一点的，不然就会干枯掉。我是还有许多问题想不通的，我现在也不愿去想，人生一共才几何，需要抓紧做一点真正的工作，才能问心无愧。我实在需要安心下来，要是老这样思想斗争下去，我可受不了，我的艺术更受不了。"(第8-9页)而北时的傅雷必得参与斗争，而斗争的对象恰是自己。站在不同的土地上，父子的观念差异显示了出来。
是的，1957年前的"民主的春天"的民主是赐予的，赐予者有赐予的权力恰好说明也有收回的权力；而可以赐予又可以收回的民主，从根柢上说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充其量是一时的开明。或者说，是一各瞳生于当时中国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而博学多智的傅雷缺乏的也许正是对于中国的理解。
尽管朱女士说"教训可太大太深了"，傅雷却没有从认识中国的根柢上接受教训。他仍然根据"配方新闻"来调整自己的认识，把全民饥饿理解为"自然灾害"，并以"生活比大众还好得多"来表示"知足常乐"。如果说1957年后好几年在给傅聪的信中几乎不谈政事，到了1961年他又情不自禁流露出大谈政事的兴趣。大概因为"三面红旗"的实际上的失败，不得不调整政策，其中包括知识分子政策，于是，傅雷似乎又看到了与1957年以后几年"大有不同"的希望，而"可喜之至"，误以为"民主的春天"又将到来。即使这赐予的"民主"难以充分执行和贯彻，傅雷也只是以为症结是"基层干部的水平不可能一转眼就提高，也就不可能一下子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政策与精神"，远没有认识到整个有待于民主化的文化环境与政治环境。
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面对1961年开始的政策调整，傅雷还有一点儿沾沾自喜。他认为这种政策调整的内容与必要性是他早就认识到了。他对傅聪说：以往四年(指1957年反右至1961年政策调整之前——引者按)简直不和你谈到这些，原因你自会猜到。我的感想与意见写起来也许会积成一厚本；我吃亏的就是平日想的太多，无论日常生活，大事小事，街头巷尾所见所闻，都引起我许多感想；更吃亏的是看问题总是水平提得太高(我一向说不是我水平高，而是一般的水平太低)，发现症结为时太早；许多现在大家承认为正确的意见，我在四五年、六七年以前就有了；而那时的形势下，在大家眼中我是思想落后(引者按：岂止是"落后"，而是"反动的右派观点")所以有那些看法。
写出以上这段话的时候，傅雷大概有一种"这下好了"的喜悦与轻松，他以为自己发现的"症结"有了解结的希望。1957年朱女士在信中告诉傅聪，傅雷"常常失眠，掉了七磅……五个月来，爸爸痛苦，我也跟着不安，所以也瘦了四磅"。而1961年之后，傅聪却感到："爸爸文章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充满了热情，很执着，almostfanatic(近乎狂热)。"问题的深刻性，还在于傅雷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还是个最具有独立意志，最能进行独立思考的人物。重编本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例证。如以前"为尊者讳"，没有编入傅雷提到周扬、茅盾、老舍等人的信件，现已编入。这些信给我一个印象，周扬、茅盾、老舍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但他们离官方更近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少一些；傅雷与他们相比，离官方远一些，因而独立思考的冲动更强一些。在家书中就流露了出来。但即使如此，进入政治领域，傅雷的独立人格、独立思考，也受到严重的挫伤。可以看到，传统意识在政治文化中是多么强大！
果然，这一次的高兴又错了。调整政策依然是赐予的民主，而不是整个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的真正现代化、民主化。也许20年后，邓小平所说的"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才算真正涉及到了"症结"。果然，还没有等到傅雷从"近乎狂热"转向清醒冷静，赐予的又收回了。不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并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终于导出了"全面专政"的文化大革命。
(三)
这一次，傅雷不仅是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的问题，也不是再次"忏悔"和"赎罪"，写一写"犯了客观主义，没有阶级观点"的检查就能逃脱的，而是"反党罪证""百口莫辩"，再加上"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一个以卓越的家教培养出一个无愧于人类的艺术家的杰出的学者，却带着"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不明不白的自哀自责，离世而去，留下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之谜。
反反复复重读《傅雷家书》，我要再次强调，他给予傅聪的家教丰富而细致，深刻而严密；在这世界上成长出一位杰出的艺术家傅聪，这本身就是活生生的佐证。傅聪正如父亲所期望的那样，知道国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能够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做一个"德艺俱备、人格卓越的艺术家"。但是，实施这家教的父亲没有了生存之地。在这里，我好有一比，傅雷所执着的家教犹如种庄稼，选种、播种、灌溉、施肥、锄草、松土、除虫……每一个环节都周详备至，无可挑剔。但这"庄稼汉"却恰恰没有看透这是一片什么样的土地，这土地有什么样的土壤结构。因为，同样的种子、肥料与耕作，在不同的土地上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就像《傅雷家书》体现了父子二人共同的人生观、艺术观与道德操守，而二人的命运迥异。
当我写到傅雷没有看透什么样的"土地"与"土壤结构"时，心中充满了敬重与沉重，丝毫没有以为我们与傅雷在认识上有了高下之分。就像去责备屈原不懂电视，李白不懂电脑，无疑是可笑的愚蠢。在傅雷所处的时代，他的认识已属"前卫"。而要认识"土地"与"土壤结构"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付出惨重的历史代价。即使如邓小平这样的伟人，也是到了八十年代，才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而在此之前，他也只能参与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文革风暴袭击到自身之后，只能写下"永不翻案"的检查。
没有人能百分之百地割断历史的羁绊，没有人能在同代人付出代价前超越历史。今天的问题在于，傅雷作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生命为我们付出了代价。把认识我们的"土地"，改造我们的"土壤结构"的历史使命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推卸这历史的责任，让傅雷式的历史悲剧在不同的程度上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们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
傅雷先生、夫人，安息吧！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将勇敢地承受你们的生命之重！
2001年4月在旅途中
2003年4月重写
滋润心灵的《傅雷家书》■思文
翻译家傅雷有两个儿子，长子傅聪，是世界一流的钢琴家，次子傅敏，在教育行业成果卓著。那一日，报纸上有一条关于傅聪的消息：他谈音乐，谈音乐的修养。文章不长，短短的几行字，却让我们看到了商业社会中一位纯粹艺术家的高尚心灵。
于是，我想到了《傅雷家书》。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我坐在三联书店一楼上二楼的阶梯上阅读这本书。
《傅雷家书》自1981年问世以来，一版再版，已发行100多万册了。这在当代纯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一部家书，为什么能够吸引如此多的读者？我想：不仅因为它是一部教人怎样做人的书，也不仅因为书中有着浓浓的亲情，更因为，它凝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
《傅雷家书》摘编了1954年到1966年傅雷暨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的书信。1954年傅聪赴波兰深造，1月17日傅雷同家人一道在上海火车站送儿子去北京准备出国。次日，他写了封信给傅聪，这后来成了《傅雷家书》的开篇。1月18日和19日的接连两封信，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为自己以往“过失”深深自责的慈父：“孩子，我虐待了你，我永远补赎不了这种罪过！”“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面对开始长大成人的儿子最初的离别，傅雷真情流露，他自责，同时也很欣慰，因为他“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成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他终于可以开始和自己的儿子平等地谈谈人生，谈谈艺术了。
在几十年的漫长通信中，傅雷所写的并不是普通的家书。他曾对儿子说：“长篇累牍地给你写信，不是空唠叨，不是莫名其妙的gossip，而是有好几种的作用的。第一，我的确把你当作一个讨论艺术，讨论音乐的对手；第二，极想激出你一些青年人的感想，让我做父亲的得些新鲜养料，同时也可以间接传布给别的青年；第三，借通信训练你的——不但是文笔，而尤其是你的思想；第四，我想时时刻刻，随处给你做个警钟，做面‘忠实的镜子’，不论在做人方面，在生活细节方面，在艺术修养方面，在演奏姿态方面。”
读《傅雷家书》，是在读一个人，一个叫傅雷的严肃的父亲，人格上的父亲，他就站在你的面前，苦心孤诣，时时提醒你，让你在做人和生活方面，不敢有半分松懈。傅敏在回忆父亲对傅聪的教育时说：“先做人，后做艺术家，再做音乐家，最后是钢琴家。如果把钢琴家作为第一步，傅聪恐怕成不了世界一流的钢琴家。”在傅聪成长最关键的十余年间，傅雷仿佛和儿子一道在国外，亲眼看着儿子经历了人生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重要阶段，在艺术、爱情乃至婚姻生活方面，他无时不将自己的人生经验倾与相授。傅雷年轻时在瑞士曾有过一次失败的恋爱，闹得差点要自杀，在信中，他将自己的这段经历作为一个教训，设身处地告诫儿子以此为戒，切勿磋跎岁月。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埋头书斋，不问世间事。杨绛先生认为这是种误解。确实如此。《傅雷家书》带我们回到一个动荡年代，感受一个富有责任感和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傅雷。他告诫儿子：“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地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与态度。”
1955年1月26日，傅雷在信中说：“赤子之心这句话，我也一直记住的。赤子便是不知道孤独的。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创造许多心灵的朋友，永远保持赤子之心，到老也不会落伍，永远能够与普天之下的赤子之心相接相契相报！”
读一部《傅雷家书》，就是看一片傅雷的“又热烈又恬静、又深刻又朴素、又温柔又高傲、又微妙又率直”的冰心世界。
（摘自《中国青年》2004/06）
永远的家书永远的情——《傅雷家书》重读所联想到的■大风或许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因为一本书，改变了对人和事的看法，使平淡的生活增加了些许亮色；因为书中的一个人物，产生了对生活的渴望和冲动，让纯真本性复苏，开始反省自己，是不是在平庸之中迷失了自我？从本期开始我们推出《重温》栏目，把那些因一本书而沉淀在我们记忆中的思想碎片重新拾起。这些书大都是被称之为人文经典的作品，经过岁月的洗刷，它们仍使我们感动着、渴望着，让我们共同来分享那一份美好的情感、一段成长的经历、一个温馨的回忆……——编者偶一日，整理家居，不经意间一本并不起眼的小书跃入眼帘。说它是“小书”，是因为和现在市面上图书“家族”中那些器宇轩昂、装帧精美的“贵族”比起来，普通３２开本渐变的淡蓝色封面上，除了居中一管鹅毛笔和作者手迹的四字书名外，别无修饰，的确是很不起眼。可一旦看了书名，顿时觉得手中的这本书沉甸甸的，令人肃然起敬。这是三联书店出版的《傅雷家书》（１９８４年第二版）。翻开卷首，影印的傅先生娟秀的字迹，重又点击了我记忆长河中许多靠泊过的码头，索性停下手中的活计，展卷复读。
《傅雷家书》摘编了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６６年间傅先生暨夫人写给儿子傅聪、傅敏等家信１８０多封，其中大部分是写给后来成为著名钢琴演奏家的大儿子傅聪的信件。洋洋洒洒数万言，从父亲对国事、政事的看法，与儿子就音乐和艺术的探讨以及对儿子生活的嘘寒问暖中，教育儿子懂得国家的尊严和荣辱，做人的态度和品格。信中也不乏傅先生对过去教子过于严格的自责和悔赎，文章隽永，字字爱意涌动，使阅者无不为傅先生爱子、教子情之深切所感动。傅先生是一代宗师，治学严谨，治家也不例外。傅先生也是严厉的，一生做事力求尽善尽美。《傅雷家书》，这本傅先生以仁慈的博爱，滴着心血写就的舐犊之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反映了先生培育子女，延续自己生命的心路历程。正像楼适夷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的那样，它告诉我们：“一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尽管傅先生遭受了意想不到的磨难，“而最后真实的光不能永远掩灭，还要为大家所认识，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尊敬和爱”。也正是因为如此，《傅雷家书》虽然内容严肃，但自１９８１年出版以来，一版再版，不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很畅销并影响深远。
书信之于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无疑是沟通两地相思情感的使者。人们常把家比做港湾，离家在外的人就是漂泊在江河上的行船。不论是太平盛世还是炮火连天的年代，接到家书，犹如雾夜航行中看到了灯塔。亲人祝福的笑容，情人发辫的香气，还有家乡那沁人心脾的稻花的芬芳，亲情、爱情、乡情纷纷跃然纸上；欣喜、激动、释然伴随着潸潸，方寸之间淋漓尽致。还是在举国上下全都陷入“疯狂”的年代里，１６岁的我有幸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在辽西的一个县城边上服役，每人每月三两油、半斤肉，合下来每天的生活费仅四角多一点。我所在的部队正在执行施工任务，体力消耗甚大，每天收工回来就再也不想动一动，说苦不堪言那是一点都不夸张。部队虽然距县城近在咫尺，但纪律很严，几个月、半年才能轮到一次外出的机会，惟一能和外界接触的渠道就是通信。
家信每每由母亲执笔。母亲文化不高，信中没有什么修辞，但很实在。除了平安和询问的话外，再就是鼓励和写一些如何待人处世经验之谈。母亲的每一封来信，我都要反反复复看上许多遍。每当夜深人静我在翻阅这些信的时候，犹如把玩藏在密隅的心爱之物，总能在幻觉中隐约看到母亲的影像和听到她的声音。家里的来信时间不定，在接不到信的日子里，疑虑、惆怅煎熬着的思念和企盼，还有于精神和身体双重疲惫之中的行船人对港湾渴望的心情，到现在都不能忘怀。这种心情状态，就像等待已久的心灵，抚摸着由远方而至的亲人的面庞和肌肤，是一种那些无法互通家书的人在现实中难以体察到的感觉，好像没有进过沙漠戈壁的人，不知道在骄阳的烘烤和高温的蒸腾下，一滴水对于人生命的重要。傅先生是大家，其处世的风格和文章的长短，当然不是我辈所能指指点点的。但傅先生苦心孤诣、垂范后来的教子家书，我却能从散发着内心感动的字里行间，感受到在襁褓中父母留在记忆里的体温和心的搏动，自然、温馨，如细雨润物，充满了亲和力；炽热、真诚，像酒窖的醇酿，熏陶着情操的升华。傅先生的家书还于殷殷切切之中，又多了一层信念的支撑，能使苦旅中的人们见到光明和希望，有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如此家书便也就不仅仅是家书，而成了推动舟行长河的顺风顺水了，仅此，足见家书的风骨。
翻看着手中这本内文纸张略微泛黄的《傅雷家书》，再次想到我的母亲。如今和母亲同住一个城市，离的也不远，信，是早就不用写了，什么时候想了，过去看看也很方便。母亲老了，母子相见时只有很少的家常话，更多的便是沉默。但从母亲的眼神里，我永远都能看出那深藏在她内心的对子女的挚爱之情。岁月留给母亲的衰老迟早也会光顾我们，正像傅先生在家书中说的那样，“人的关总是过不完的，等到过得差不多的时候，又要离开世界了。”父母对于子女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情感之爱，尤其是他们为你花费的心血最多，却从来也没有向你索取什么！今天的年轻人，恐怕长到这么大都没有接到过一封真正意义上的家信，当然也不会有等信、写信的心情了。至于有一天，你也为人父母，也有离家求学或外出务工的子女，你会像傅先生那样，拿起你的笔（可能今天更多的是电话、手机短信或Ｅ—ＭＡＩＬ），把你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和你自己生命中积淀下来的统统告诉他们吗？抑或像傅先生那样，把你对子女全部的爱，也像园丁那样，以血泪灌溉出来的花朵，送到世间去让别人享受吗？
这，又怎是一个情字所能了得的。
傅雷的内心世界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一册《傅雷家书》曾经风靡中国的大学校园，几乎所有人为那些家书中充满谆谆教诲、真诚交流感动。我不知道感动之余，剩下的奢侈是如何打发的，是被感动所感动了，还是被欲望所欲望了。我只知道历史的伤疤一旦被强硬地揭开，依然会令人产生长久的灼痛感。有一种目光和善良总让人感激不尽，这是人们天然的对睿智的崇敬和期待，是对可能出现的坐标和参照系不断的追寻，它对于充满爱和力量的艺术飞行以及着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由于生计或者生计以外其它形式的忙碌，我相信很多人或许已经将傅雷这个人淡忘了，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从来就不知道傅雷是谁。当然，知道或不知道并不影响他们的生活，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傅雷是一个高尚的人。试想一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然而傅雷做到了，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高尚的人，我们都应该怀有敬重之心，虽然我们的生活和命运时常会发生这样抑或那样的不平和不测。傅雷作为文学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一生译著丰富，翻译的名著有罗曼·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丹纳的《艺术哲学》；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邦斯舅舅》；等等，译作约五百万言。他的遗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傅雷家书》等也深受读者喜爱。此外，还有翻译的传记作品《贝多芬传》、《罗丹艺术论》也一直畅销不衰。在这些译著中，影响最为直接和广泛的，当属《傅雷家书》。这是一部最好的艺术学养的读物，也是一部充满着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子书。傅雷的艺术造诣非常深厚，对无论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的各个领域，都有极其渊博的知识。他青年时代在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曾从事过美术考古和美术教学，但时间都非常短促，因为他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每次都是在半途中绝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长，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在他的内心发生了。我当然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傅雷的错。
（《傅雷家书》，傅敏编，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重读《傅雷家书》■蔡文学
《傅雷家书》从1981年出版到现在，已经增订了五版，发行100万册，可见这本书的影响之大。1984年我大学将要毕业时，读到了《傅雷家书》。当时的感觉《傅雷家书》是一本充满父爱的教子书。不久前重读《傅雷家书》，从中感受到了傅雷浓浓的爱国情怀。
从唯物主义的朴素观点看，爱国是一种对故土亲人的天然朴素的道德感情，具有强烈的自觉性和认同感。从傅雷给其子傅聪的书信中，他们父子之间对家庭、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理解和精神境界，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傅雷家书》摘编了傅雷先生1954年至1966年6月的186封书信，最长的一封七千多字。《傅雷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父亲对儿子的挚爱、期望。在1956年3月1日晨的信中，他写道：“爸爸的心老跟你在一块，为你的成功而高兴，为你的烦恼而烦恼，为你的缺点而操心！”全书真实地记录了傅雷先生“大器之成，精心雕琢”，把儿子培养成材的过程。傅雷先生曾有志于美学及艺术史论的著述，却终于遗憾地不能实现。但在他给傅聪的家书中，充分体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素养及深刻的探索。他自己没有从事过音乐实践，但他对于一位音乐家在艺术生活中所遭受的心灵的历程，体会得相当细致深刻。他对傅聪说：“艺术家天生敏感，换一个地方，换一批群众，换一种精神气氛，不知不觉会改变自己的气质与表达方式。但主要的是你心灵中最优秀最特殊的部分，从人家那儿学来的精华，都要紧紧抓住，深深地种在自己的性格里，无论何时何地这一部分始终不变。这样你才能把独有的特点培养及厚实。”这充分说明，傅雷把儿子的教育、生存发展与社会、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把儿子的家庭幸福、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培养自己国家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
爱国的关键是“爱”，有了爱才会在言行中表现出爱国的道德品质。有了对祖国深沉而炽热的爱，就乐于为她奋斗，甘于为她奉献，勇于为她牺牲。可是爱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建立在大量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基础之上，正所谓“知之深，爱之切”。对儿子远在他乡异国，傅雷最担心的是儿子埋头艺术生活、脱离实际、脱离政治，害怕儿子对祖国有所隔阂。因此，在许多书信中，他谆谆教育儿子：“第一做人，第二做艺术家……”“你如今每次登台都与国家面子有关；个人的荣辱得失事小，国家的荣辱得失事大！你既热爱祖国，这一点尤其不能忘了。”傅聪在异国飘泊的生活中，从父亲的书信里吸取了丰富的精神养料，使他时时得到父母的指导、鼓励和鞭策，使他有勇气和力量，去战胜各种困难。这些书信，不但是亲人联结的纽带，也是傅聪与祖国联结的纽带。傅聪在国外，不管国内家庭的残酷遭遇，也不管自己背了多大的恶名，他始终没有背叛祖国，没有说过有损祖国的话，没做过有损祖国的事。所以傅聪信赖祖国、热爱祖国的精神，是与傅雷的教育分不开的。
从傅雷对儿子的爱国教育中，我们应该也可以体会到：爱国是一个古老而崇高的话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是用饱蘸爱国主义情感的笔墨描绘而成的，自古至今始终保持着爱国爱家的传统。中华民族的爱国史中，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苏武不屈而十九年牧羊，有虎门销烟、抗日战争等可歌可泣的史事和无数的英雄人物。我们每个人的情感往往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相联系的，因此要在全面了解祖国壮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的巨大贡献的同时，客观地分析我国近代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美好的前景，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自己勤政爱民、发奋图强的精神。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发扬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进步。”所以，阅读《傅雷家书》，可以深刻感受到傅雷严格施教的思想方法和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人格精神，特别是傅雷对祖国、社会、子女高度负责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记取和学习。
小谈《傅雷家书》中的艺术评论■彭浩
不知不觉，傅雷先生已经含冤离世35年了。而他那广为传阅的《傅雷家书》，历尽沧桑，也已经由三联书店出版到第五版（1998年）。傅雷于书信中对服从的谆谆教诲，成为不少知识分子教育子女的范例。而其中对文化艺术的评论，亦是其中的精华。
1957年，傅聪经过在波兰三个月的短暂准备后，参加了肖邦钢琴大赛，获得第三名，位列哈拉谢维茨(Harasiewiz)和阿什肯纳齐(Ashkenazy)之后（这两位现在也是蜚声国际的大师），并获得马祖卡（mazurka）特别奖。当时的《法国晚报》就评论说，"才华毕露的是中国钢琴家傅聪，由于他优雅的文化背景和成熟的领悟能力，在全体参赛者里显得出类拔萃"。而在傅聪得奖23年后的1980年，另一个东方人——越南的邓泰松获得肖邦比赛冠军，评论界却波澜不惊。其中的反差，我认为大概可以归结到傅雷身上，他深厚的国学根基和对西方文化的准确掌握，以及艺术家的气质，都给了傅聪莫大的影响。
傅雷非常注重对傅聪进行传统文化的熏陶，在多年的书信中，经常对中国古代诗词进行很精辟的分析，以增强傅聪的艺术分析能力。同时，在日常书信中，也把东方的文化融入了傅聪的艺术思想中，使他的弹奏流露出令人信服的东方色彩。
傅聪就读于克拉可夫作参赛准备时，傅雷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对他提到了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关系处理的妙处，以西洋古典音乐中的staccato（断音）pause（休止）等，结合国学中的音韵问题进行分析“白居易对音节与情绪的关系悟得很深。凡是转到伤感的地方，必定改用仄声韵”分析到了全诗音节与韵的变化。同时指出了“明明是悲剧，而写得不过分的哭哭啼啼，多么中庸有度，这是浪漫底克兼有古典美的绝妙典型。”
熟悉音乐的人都知道，肖邦的音乐属于浪漫主义乐派，里面充满易碎的欢乐和感伤，感情非常细腻，但同时也有人指出其中暗藏的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肖邦的音乐被人誉为“花丛中的大炮”。从这个角度看来，傅雷的信里面虽说是在谈论白居易，但对傅聪理解肖邦作品却自有其启发。
傅雷对儿子的指导，除了通过分析中国古典诗词外，还涉及到了中国的哲学思想。他希望通过给傅聪介绍分析传统的哲学思想，使儿子懂得在艺术修养的问题上，应该尽量做到对感情有所控制。
为了艺术的修养，在heart过多的人还需要尽量自制。中国哲学的理想，佛教的理想，都是要能控制感情，而不是让感情控制。假如你能掀动听众的感情，使他们如痴如狂，哭笑无常，而你自己屹如泰山，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才是到了艺术与人生的最高境界。
从上面的片段我们不难看见，傅聪那让人信服的东方化演绎，渗透着傅雷多少的笔墨和心血。
一个优秀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的练习中获得进步，傅聪也不例外，在比赛前，他往往是每天练习十小时。为父的傅雷了解到这些，自然深感欣慰，但也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指出了傅聪练习中的一些问题。
在五四年八月十一日的信里面，傅雷一方面为爱子感受性极强、极快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对此感到一丝担忧。他认为，对一切新的感受和认识，都要用冷静而强有力的智力进行分析，以使很快得来的新东西得到巩固。
弹琴不能徒恃sensation，sensibility。那些心理作用太容易变。从这两方面得来的，必要经过理性的整理、归纳，才能深深的化入自己的心灵，成为你个性的一部分，人格的一部分。……艺术家天生敏感，换一个地方，换一批群众，换一种精神气氛，不知不觉会改变自己的气质和表达方式但主要的是你心灵中最优秀最特出的部分，从人家那儿学来的精华，都要紧紧抓住，深深的种在自己性格里，无论何时何地这一部分始终不变。这样你才能把独有的特点培养得厚实。
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见，作为一名翻译家的傅雷，通过自己对艺术的深刻理解和对音乐的认识，准确地指出了傅聪如果要提高，需要的是理性而非sensation和sensibility。要做到这点，就需要在平时的练习多加注意。于是，在同年十一月六日的信里面，傅雷明确指出了练习不应该投入太多感情，而应“更要抑制一点”，以免对精力和健康造成损害。在这里，我不由得把著名的女大提琴家杜普雷（dupre）和傅聪作了个比较。杜普雷也是四十年代左右出生，但她习惯于在练习中倾注全部的感情，这样一来，尽管她留下了不少举世闻名的经典录音，但在四十岁的时候便由于身体原因离开了舞台，七年后便匆匆辞世。而傅聪现在年逾花甲，仍活跃在舞台上，这不能不说有傅雷反复嘱咐的功劳。
故人已去，身为后人的我们，面对那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字，是否也能感受到傅雷先生在天国的微笑……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品读家书■吴锡平
在我看来，家书是所有文体中最纯粹的。我喜欢纯粹，所以我喜欢家书，因为纯粹本身就是一种魅力。
记得小时候，家中墙上挂着一幅工笔小楷写就的条幅：“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虽不能全部领会其中的意思，但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一直能诵记在心。上学后才知道这是《朱子家训》，为清人朱柏庐所写，以寥寥数百字精辟地总结了古代治家之道，问世后即成为书香世家和官宦商家端正家风、振作家声的范例，堪称古代家训的经典。虽然治家之道对一个初涉尘世的少年来说未免遥远了些，但其中一句“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却足以警示我一辈子。
家训只是古代家书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古代家书则晓之以理，娓娓道来，劝戒子孙为人处世之道，治家守业之理，做一个符合儒家伦理规范的谦谦君子。父辈们总是用丰富的生活阅历、沧桑历尽的人生经验、伟岸正直的道德人格来教益自家子孙，但不经意中，家书却穿越了千年的时空，丰富了民族文化的收藏，成为所有子孙后代的一笔公共财富。即使是今日翻开阅读，仍觉熠熠生辉。我曾读过古代家训的另一经典《颜氏家训》，它以翔实的举例，生动的说理，分教子、治家、风操、名实等十二个类目将人生道理一一道来，绵密细长，丝丝入扣，晚清名将曾国藩虽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却深谙“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的道理，其留下的家书家训，论文论学，修身修德，或长或短，情真意切，亦极为感人。因其“教子之道”，曾家代有人才，子辈有外交家曾纪泽及算学家曾纪鸿，孙辈有诗学家曾广钧，曾孙辈则有教育家曾宝荪。一个著名家族的兴盛绵延不能不说有家书的惠泽贯穿其中。
文学翻译家傅雷先生在儿子傅聪留学海外的过程中，先后写了近百封家书给他，教导他立身行事、爱国成才，把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融入了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中。其声殷殷，其意绵绵，其情拳拳。由这些信件汇集而成的《傅雷家书》曾先后再版5次，重印19次，累计发行超过100万册，数字虽不能说明太多，但时间足以证明一切：《傅雷家书》自问世以来已畅销18年。打开《傅雷家书》，就是走近一位父亲，聆听他“充满父爱的苦心孤诣、呕心沥血的教诲”。不知道天下有多少曾经的子女、现在的子女和将来的子女受益于这个亲切而严厉的父亲！
家书的教益固然让人称颂和受益，其蕴含的真情却也一样打动人心。近世里，沈从文的结发妻子张兆和手捧数百封家书，感喟涕流：我是全北京最富有的人了。现代诗人柳亚子在写给夫人郑佩宜的信中，从饮食起居到锅碗瓢盆，事无巨细，一一过问，其情深切，感人至深。
家书因其亲切自然而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其对喜怒哀乐，衣食住行的平常生活的描述与记录更能激发读者的共鸣。家书里的文字是那么地灵动而饱含深情。随意走进一个章节，家书里的情节都是那么生动感人；随意从一个章节出发，都可以轻松地“链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场景中来。
对一个家来说，家书是一条纽带；对我来说，家书就是一处磁场，磁心所在是我阅读的方向。
傅敏谈傅雷的家庭教育■王晓宇沈爱群
看《傅雷家书》，让我们知道父母的爱有多深切，和傅雷的儿子傅敏谈话让我们知道父母对儿女的影响可以有多深远。傅敏说，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父亲的教育方式也是在逐步改变的，他说他从我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和我们一起在成长的。
记者：许多人谈到您父亲的家庭教育，尤其是对您的哥哥傅聪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总不免要用到严苛这样的字眼，甚至，有人说傅聪在音乐上有那么高的成就，就是您父亲打出来的。所以现在有些父母也相信教孩子练琴，逼和打这样的手段总有一天能出奇效，您认为这其中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误会？
傅敏：的确，在小时候，父亲打我们，而且父亲有这样的特点，你越哭，他越打，我当时真的恨得咬牙切齿。但是，每一次挨打，我都明白原因，有时是调皮捣蛋，有时是做错事，比如撒谎。我的父亲严在哪儿？严在对做人原则的坚持，像撒谎，做事不认真、不负责任——对这些，他从不姑息。在《傅雷家书》中，父亲也提到了这些往事，他有心痛和忏悔，他在给我哥哥的一封信里曾经很坦诚的告白，“跟着你痛苦的童年一齐过去的，是我不懂做爸爸的艺术的壮年。幸亏你得天独厚，任凭如何打击都摧毁不了你，因而减少了我一部分罪过。可是结果是一回事，当年的事实又是一回事：尽管我埋葬了自己的过去，却始终埋葬不了自己的错误。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拥抱你才能表示我的悔恨与热爱呢！”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父亲也在不断改进他的教育方法，他说在我们两个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他是和我们一起成长的。他也说过这样的话，来表达他和我们之间的融洽交流，“我高兴的是我又多了一个朋友；儿子变了朋友，世界上有什么事可以和这种幸福相比的！孩子，我从你身上得到的教训，恐怕不比你从我这里得到的少。尤其是近3年来，你不知使我对人生多增了几许深刻的体验，我从与你相处的过程中学得了忍耐，学到了说话的技巧，学到了把感情升华！”我的父亲是一个很认真的人，他把家庭教育也当成一门学问在做，在我们成长的20多年里，他不停地在反思和我们交流的得失。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我哥哥能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这是和父亲对他在道德、人格和人文艺术方面的许多培养分不开的，如果仅仅是棍棒下的练习，那么我父亲说过，这只能是一般的钢琴匠，他对艺术、对社会根本没有任何贡献。父亲提到过关于练琴的家庭教育，他认为“家长们只看见你以前关门练琴，可万万想不到你同样关心琴以外的学问和时局；也万万想不到我们家里的空气绝对不是单纯的，一味的音乐，音乐，音乐的！”
父亲给予我们的许多是身教，父亲爱憎分明，情感强烈，他对我们的教育不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但这样的教育却是扎到我们成人的根子里的。
记者：您说您的父亲教育你们首先要好好做一个人，您能不能具体地说说这种要求。而您的父亲又是怎样影响你们的？
傅敏：从小父亲就教给哥哥和我许多古典诗词，父亲亲自编了国文教材，选录的国文都是讲做人的道理，像陶渊明的文章、李杜的诗篇。父亲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赤子之心的人。父亲从不鄙视任何的劳动者。他说做人做好了，哪怕是个皮鞋匠都没关系，否则就连个皮鞋匠都做不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更多来自于身教。这是言教所不能达到的。比如说做事为人的认真。50年代，他有一阵子迷上了摄影，显影药、定影药，父亲都是一克克称准，照片要放大，父亲就用尺子细细地量。父亲爱养花，他对待每一盆花，都很认真细致，看到有嫁接的介绍，他就自己去实践。父亲就是这样，哪怕一点点小事、小细节，他都很认真地对待。他要求我们做到的，绝对是他自己做人的风格原则。这是我们兄弟两个成长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我的母亲曾经在信里这样夸赞我的哥哥：“从各方面看，你的立身处世都有原则性，可以说完全和你爸爸一模一样。对黑人的同情，恨殖民主义者欺凌弱小，对世界上一切丑恶的愤懑，原是一个充满热情，充满爱，有正义感的青年应有的反响。你的民族傲气，爱祖国爱事业的热忱，态度的严肃，也是你爸爸多少年来从头至尾感染你的……”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在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中，她对我父亲人格最真实的感受。
记者：那么以您父亲这样严谨的性格，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对父亲是不是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呢？
傅敏：尽管父亲自己在翻译界、艺术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家里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家人的爱是很细腻很具体的。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的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来给他的孩子作为艺术教材。每当我的哥哥要弹奏什么世界名曲，我的父亲总是提前为他准备好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很多是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做这些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之外挤出时间来的，有时甚至是拖着沉重的病体。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他嘴上不会多说，但他在行动上，在《家书》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位父亲最热烈、最真挚的爱。
他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种教育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和您的哥哥，一位是世界闻名的音乐家，一位是出色的外语特级教师，应该说除了基本的人格塑造以外，您父亲也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具体的技巧训练上，您的父亲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傅敏：我觉得我父亲在培养我们两个成才中，他最成功的做法就是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对我们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种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习国文或外语时遇到问题了，父亲从来不会给我们直接的答案，或是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就了事，而是让我们去一边自己思考，过一会儿再让我们说出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对，就继续思考，到自己能认识满意为止。现在素质教育提得很多，内容也很多，我的理解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事实上，现在的教育越来越侧重灌输，思考的余地太小了。
记者：随着话题的延伸，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是怎样在他的儿子们身上留下了烙樱这印记，也许将传诸子孙世世代代，永不磨灭。就让我们引用著名学者楼适夷先生为《傅雷家书》作的序言，作为访问的结束吧：“有的人对幼童的教育，主张任其自然而因势利导，像傅雷那样的严格施教，我总觉得是有些‘残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聪的长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为父亲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边的幼稚时代是这样，在身处两地，形同隔世的情势下，也还是这样。人的自爱其子，也是一种自然的规律。人的生命总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业却永远无尽，通过亲生的儿女，延续自己的生命，也延续与发展一个为社会、为祖国、为人类所能尽的力量。”
音乐流水席——三两主题，无数变奏■庄裕安套一句文艺腔说，"人生是一首歌"，如果换成《傅雷家书》的讲法就更令我服膺，"人生的苦难，theme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variations变动而已"。提到音乐与人生，如果有人不耐烦于节奏、和声、旋律、对位的点点滴滴，一定要单刀直入来破题，我愿意把人生简化成为主题和变奏的曲式。
纯粹的音乐就是造型艺术，可以把主题动机、发展变奏和再现一一拆卸，入迷的爱乐人也能玩模型飞机。我最喜欢拿耳熟又叫不出名的主题，考倒我的朋友来与君同乐，要是我会玩乐器和作曲，宁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玩一整个下午的变奏。我希望全中国的小孩接受音乐启蒙时，不要以为音乐是用来指导人生的，即使在二三十年以后，音乐果然指导起人生。
多数人以门禁森严的乐理为苦，我反而觉得因为乐理而使古典音乐平民化，它正展现来者不拒的有容乃大。举凡抽象的艺术都需要具象的界说，像戏剧的"三一律"或诗的"音步韵脚"，一般人只要懂得欣赏的规矩，哪里用得着像创作者那般剔透。通才教育的中小学音乐课程，已经提供欣赏古典音乐足够的乐理养分，只是被升学教育开成"地下铁"。平常人只要能辨认提琴族、管乐族，各家兄弟妯娌的音色，再搭配一套邵义强先生的名曲解说，就可以算是入了门，先不必追究"史特拉第发利"和"瓜奈里"小提琴的同体异质。
巴赫时代披星戴月去听某位名家演奏管风琴，跟现在跨国预约隔年萨尔茨堡音乐节门票，其精神毅力是有些类似。从前要听交响曲可真劳民伤财，室内乐还可能呼吆凑数，留声机的发明几乎改变音乐本质。音乐本来是时间的艺术，唱片却改造它稍纵即逝的特点，时间能够复制和保存，大大提升演奏家的知名地位，我们几乎遗忘了上个世纪的大指挥家，但"卡拉扬学派"肯定要流传到下个世纪。唱片的通行，使音乐接近书籍的个性，有文摘、选辑、改写各种式样的版本，谁会静下来毫不间断听一首布鲁克纳１００分钟的交响曲?精致艺术的推广，往往会沦于破坏，因为急功近利的手段，而扭曲崇高的本质，这个课题已不局限音乐文学，早扩充成整个地球人类的文化生态问题。每个年代都修正一小步，往往造成极可怕的偏航，引发的不是可逆的物理变化，而是不可逆的化学变化。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让人误以为亲炙了托尔斯泰精神，听到"台北的天空"和"平均律"的混合编曲，也可能让人误以为接近了巴赫精神。我愿意设想导演和编曲者原是良心诚意，可是抽象的事物一定要具象表达时，明喻只会摧毁音喻的含蓄。
《傅雷家书》又提及，"雅俗与胸襟往往带先天性的，后天改造很少能把低的往高的水平上提"，原本在书上讲的是交友处世，如果附会弗洛伊德学派的某些主张，正好符合"三岁决定一生"的天机。对我个人而言，跟艺术的缘分真正是天机，当我夙兴夜寐拥护爱戴它时，几乎只能形而下，轻描淡写用一个"癖"字来涵盖。人人都是萨利耶里，人人都是阿玛迪斯，我对历来伟大的艺术家，心里总包藏着又惧又嫉的敌意，又夹杂着销魂蚀骨的柔情，不知该觊觎他们的钱财，还是甘心委身为奴才，到底这是主人抑或仆人的"雅俗胸襟"？
我们的社会不管做什么事，都显得"目的性"太强，我的上一本书甚至也不能免俗，以什么的"一些方法"来"指导人生"。谈音论乐时，我最希望把音乐还给"艺术"，而不要围困它于"社教"，像我们隶属教育部社教司的实验乐团。我们社会对音乐的亏欠，在于太多人要"用"它，太少人要"爱"它。音乐向来不以为它能指导人生，当它偷偷指导起人生时，一遇到大张旗鼓的标语口号，马上要畏缩隐形。
音乐只能秘密指导人生，像我们偷窥隐私的《傅雷家书》，"我们学古典作品，当然不仅仅是为古典而古典，而尤其是为整个人格的修养，尤其是为了感情太丰富的人修养"，或者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ｅｇｏ，才能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得有意义"，这些都是音符以外的音符。不喜欢乐理的人，倒不妨先读一读这本讲音乐和道理的家书。
我自己以初生之犊的心情喜欢古典音乐，恐怕是同时看上它简化的主题和复杂的变奏。我的入门曲目相当入境随俗，大约就是除了标题以外，还加上作曲家以文字注明于总谱的《四季协奏曲》和《田园交响曲》。这些曲子给人极大的安全感，每一两分钟乐段，都可以找到按图索骥的对等解说，如果阁下不花这等功夫，就不必往下寻幽。从音乐发展史来看，最初的音乐也是摹拟自然的，这两首音乐出现河流、鸟鸣、雷雨的各种声效，我只忙着对照小提琴、双簧管、定音鼓的声音模仿得相像不相像。
音乐的主题，很像文学，尤其是小说的主题，书评家用几句提纲挈领的话涵盖一本书，所说的正是主题。人生经不起几件大事，小说逃不出几种类型，正像音乐里干净利落的主题。前面提到傅雷所谓"古典的修养"，缩小成听音乐的比喻，就是寻找和锁定主题，从标题音乐的主题一路找到绝对音乐的主题，去枝去叶的过程，其实就是训练人的敏锐和洞见。
从来没有一首成功的音乐，是只有主题骨架的，一定还是依附变奏的血肉精气。《傅雷家书》所附"音乐笔记"，有一篇《什么叫古典的》，就提到勃拉姆斯始终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流露出刺激感官的美，殊不知他所压制的东西绝对不是魔道，而恰恰是古典精神。古典和浪漫从来不是对立的，古典也绝不是对单纯官能美的轻蔑，有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怨"的意味。古典所要避讳的，一个是僵死的学院主义，另一个是低级趣味的刺激感官。
至于音乐里复杂的变奏，也可换成文学的技巧和创意，或是生活的新鲜感觉。音乐真正让人享受的，恐怕全在这一部分，像协奏曲的装饰奏，独奏的长笛或小提琴演出一段炫耀而华彩的"芭比的盛宴"。这些装饰奏，倘若像演员一样有个性，也不必自谦为乐曲的配角，本来就可以和主题互争风采。音乐从来不怕因为好听，而招致媚俗的批评，只有社会真正享受到"乐生"的生活时，历史才会再一次出现比希腊黄金时代更高级的精神平衡。
我自己最先感觉音乐是用来安慰人的，使苦恼升平为清静，后来又叫清静激发为喜悦，这么说来音乐竟是那么接近宗教和灵药呢。所幸音乐又绝不同于《圣经》和《药典》，不必负有立竿见影的治疗功效，宗教和灵药也只是音乐的副作用，事实上严肃的现代学院派，也不愿音乐负这些额外的责任。现代音乐开发新音域，刺激人们对时代的反省，不要沉溺在旧气氛而不知长进。音乐真像朋友，一回生两回熟，我们需要友谊时常会找老朋友，可是生活里处处又有机会结交新朋友，新朋友拓宽生活领域，老朋友保留熟悉交情，两全就齐美。
有些听音乐的朋友，十分考究音响疼惜唱片，是我所学不来的。我有三四打唱片被人借走，有的半年未还，有的都不止两年了，大概应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不居"，如此方能"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我发觉有一阵子音乐快要主宰我的生活，只要醒着闲着就得打开唱机，每个礼拜要是不进新片就欲振乏力，只好慢慢设下调虎离山和欲擒故纵之计。音乐给人感觉好像比烟酒咖啡神圣一些，可是操纵起人来可一样荼毒，就像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地窖金币只进不出，发烧友小心变成"守音奴"。
最后，我要提醒新来的乐迷，伟大的音乐家并不等于伟大的道德家，曾有极邪恶的作曲家竟也写出极神圣的音乐。我又要引用《傅雷家书》的一段语录："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文明的时候会那么文明，谈玄说理那么隽永，野蛮的时候又同野兽毫无分别，甚至更残酷。奇怪的是这两极端就表现在同一批人同一时代的人身上。两晋六朝多少野心家，想夺天下，称孤道寡的人，坐下来清谈竟是深通老庄与佛教哲学的哲人"了解音乐的真相，很可能也顺便了解人生的真相，反正也不过几个主题，其余只是一堆变奏而已。
摘自《音乐心情》，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6月版目录页列宁工作室?LENINSTUDIO版权声明：本电子书所有权益都归原书作者所有，电子书纯属网络交流学习使用，谢绝它用，否则一切法律后果自负。上一篇下一篇
翻译大家傅雷的留法生涯：半年就过语言关《傅雷家书》在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大名鼎鼎和广泛流传，在于其字里行间既体现了作为父亲的傅雷(1908～1966年)对于孩子的亲切关怀与严谨教导，也展示了傅雷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人间情怀”。而这种“人间情怀”我们在傅译的法文名著中也不难体会。
除了家书之外，傅雷就是以法国文学翻译大家而名世。其实，家书纯属“妙手偶得”，翻译才是傅氏的“出色当行”，他后来选择“闭门译书”为业，以“稿费”谋生计，未取国家一分之俸禄，既可见他一生事业重心之所在，也可见其“译术”之高超。而要谈论傅雷一生事业之渊源，则不可不从其留学法国说起。
傅雷幼年丧父，全靠母亲抚养成人，1924年他考入上海大同附中读高中，由于他颇为激进，参与反帝反封建活动，并带头掀起反对学阀的斗争，颇遭学校当局的嫉恨。母亲为了他的安全，把他拉回乡下。正是在这种求学不得、歧路彷徨的情况下，1927年，傅雷经过反复思考，向母亲提出去法国留学的请求。傅雷是幸运的，母亲是开通的，她变卖田产、筹集资金，极力促成了儿子的万里留学之行。1927年底，傅雷乘坐法国邮轮昂达雷·力蓬号，离开上海，前往巴黎，时年不满20岁。来到异国，人生地不熟，颇不容易，好在严济慈先生给他介绍了正在巴黎留学的郑振铎，傅雷从马赛转乘火车到巴黎后，就通过郑振铎住在了伏尔泰旅馆。
第一要克服的就是语言关，傅雷在国内时并未学过法语，只想着法国是艺术之都，为了从法国文学中汲取养分，便毅然选择了法国。想着朋友“要好好学习Francais氨的叮嘱，傅雷赶往法国西部的贝底埃去补习法语。贝底埃是法国13世纪修建的古城，很有古典文化遗韵。傅雷在此膳宿在一位法国老太太家里，老人出身于上流社会，受过良好教育，她既是房东，也充当了傅雷的法语教师，她教学的方法很是轻松，没有正式的上课，只是在日常谈话中随时讲解、纠正，傅雷的法语发音和会话就是这样学出来的。另外一位教师则专教课本和文法。总之，傅雷本就天资聪颖，再加刻苦好学，他的法语进步很快。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半年之后，傅雷即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巴黎大学文科。
巴黎大学位于拉丁区，分为文学、理学、法学、医学四个学院，大学离卢佛尔美术馆、卢森堡公园、先贤祠(名人墓)不远。傅雷入校后，即住在法国青年宿舍，他一边去大学听主修课的文艺理论，一边去卢佛尔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听课。上课之外，他更主动接受欧洲良好的文化艺术环境之熏陶，一方面经常去巴黎和南欧众多的艺术馆、博物馆参观美术大师的传世佳作；一方面实地去考察许多艺术圣地；至于接触文化艺术界人士，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上世纪20年代的欧洲大陆会集了不少中国游子，他们胸怀大志，游学西方，是为了求取真知，振兴国家。巴黎作为欧洲的文化之都自然是这些学子首选之地，傅雷在这里结交了不少朋友，如刘海粟、刘抗、朱光潜、梁宗岱、汪亚尘、王济远、张弦、张荔英、陈人浩等。谁曾料到，这批今日的游子，来年竟是国家的栋梁。傅雷与他们时相过往，切磋学理，颇有所得，“有时在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归根到底仍回到文学艺术的问题上来。”
此时的傅雷还只是一个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青年人，交游读书、求取新知固然是域外求学之主流，但爱情的问题却也难回避，异域情缘竟真地就接踵而至了。虽然傅雷离家之前，就已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朱梅馥定婚，但来法一年后，却与浪漫多情的法国女郎玛德琳好上了。不过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傅雷与风流浪漫的法国女郎固然能相互吸引一时，又如何能琴瑟和谐、白头偕老？这种感情热烈过一段之后，自然以破裂而告终。对傅雷来说，这段感情历险对他教训甚深，以后与朱梅馥之相伴到老，恐怕从此中不无所得。
傅雷留学法国固然有行万里路、破万卷书之收获，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翻译家的初步奠基与定型。傅雷为了提高自己的法语水平，尝试翻译一些法国文学名著，这其实是一个提高外语水平的捷径。到巴黎一年后，他就译出了都德的短篇小说和梅里美的中篇小说《嘉尔曼》。他还颇注意将“游”与“学”相结合，1929年6月，他游览了法瑞交界处的避暑胜地莱芒湖，便几乎同时译完了与此胜地相关的作品《圣扬乔尔夫的传说》，而一回到巴黎，他则立刻投入早已动笔的泰纳(今译丹纳)的《艺术哲学》之试译工作。一代大气磅礴法国文学翻译家构基于此，我们现在读傅译文字，似乎是构造了一个傅氏法国文学世界，那里的巴尔扎克、伏尔泰，那里的罗曼·罗兰、梅里美，似乎都是属于傅雷的，所谓“似乎都用了同一种神韵的傅雷体华文语言”，从翻译学角度如何彰丕，且不置词，但至少可以说明的是，“优秀翻译家的华语作品，同样是华文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创造和丰富华文文学的历史上，其贡献与创作相同。”(陈思和语)傅雷因留学法国进而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事业，给世人所构造的傅译法国文学世界，其贡献应当予以肯定，至于其人格风范、学人风襟，既有《傅雷家书》行世，自是不用再去饶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