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养殖者之民生
第一篇 基层动物防疫体系
亲历基层兽医体系起落兴衰——
一位老兽医的33年
黄利贞今年62岁，按规定已过了退休的年龄，但他现在还是高要市金利镇畜牧兽医站站长，乡亲们亲切地叫他"老黄"。
老黄在兽医站已经干了33年，站长也当了10年，现在每个月能发900元左右的工资。老黄一直说他命好，因为就在隔壁的蚬岗镇，与他年纪相仿的兽医老麦，做着和他同样的工作，一个月只有500元，"我们站的收入是高要(兽医站里)最好的"。
老黄最大的愿望就是"转正"，但是直到现在他的身份还是"大集体"，这个称谓似乎早已经封存在历史教科书中，只属于"学大寨"、"人民公社"那个遥远的时代。
20世纪60－70年代：拥有城镇户口
从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乡镇兽医站都归县畜牧局直管，兽医虽然没有正式编制，但可以享受国家事业单位待遇。于是做一名正式兽医，成了年轻时候的老黄的理想，终于他有了让村里人羡慕的城镇户口。
"那个时候的兽医可是农村里最吃香的"，老黄讲，在他十几岁的时候，镇里面有了兽医站，每个村还有专门的防治员。所谓的防治员就是村里面的土兽医，不算兽医站的正式人员，受镇兽医站和生产大队"双重"管理。
"谁家的猪、鸡生了病都找防治员去看，没有工资，但是可以在生产大队记工分，每个月下来十几个工分，可以换3－5毛钱"，读过几年小学的老黄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上村里的防治员，那可是生产队里风光的"技术工作"，于是老黄开始跟着村里的兽医学习给猪、鸡打针、看病。没有想到当时出于好奇的选择，竟成了他一辈子的职业。
1962年，18岁，年轻力壮的老黄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当上了金利镇东坝村的防治员，而且一干就是11年。渐近而立之年的老黄发现，做防治员的收入不能支撑他已有妻儿的家庭开支，于是他渴望着能够进入镇兽医站，像其他正式兽医一样，每月都能领到工资。
"当时的乡镇兽医站是县畜牧局直接管理的单位，属于集体所有制，兽医员虽然也没有国家正式编制，但是享受国家事业单位待遇，按照统一标准发固定工资"，高要市畜牧技术推广中心岑松芳书记说。
只有小学文化的老黄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资格进兽医站工作的，直到1973年金利镇兽医站需要增加人员，当时的站长看中了老黄11年村级防治员的经历，于是老黄似乎在一夜间就突然完成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转变，因为从那一天开始，老黄有了城镇户口。
每个月28元工资，还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去粮店买国家统购的供应粮，老黄虽然当时还住在村里，但是已经感受到生活的改善，而他所在的兽医站也在县畜牧局的统一管理下，正规地运转。
"当时兽医站收取的检疫费、防疫费要上缴到县畜牧局，各站采取报账制，每个月向畜牧局领取工资和工作经费，人员编制、经费开支、设备器械都归畜牧局统一管理，每年省、市、县还都有一定的经费拨下来"，岑松芳介绍。
20世纪80年代：自收自支自主
改革开放初，乡镇兽医站下放到镇政府，渐渐地变成了"两不管"。老黄失去了在村里分田的资格，却暗自庆幸自己生在金利镇，因为这个镇的兽医站是全市效益最好的，他能够领到的钱也是最多的。
20世纪80年代，老黄身边发生的两件事，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两件事都与改革有关。
一件是80年代初，全国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分田到户。世辈农民出身的老黄却没有了分田的资格，村里的干部告诉他，户口已经不在农村，自然没有田分，这样的解释让老黄觉得很委屈，但又没有办法。
另一件就是镇畜牧兽医站的下放。"兽医站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走下坡路"，岑松芳说。
1985年，高要作为综合改革试点开始精简机构，原来农业部门直管的"七站八所"下放的下放、合并的合并、撤销的撤销。镇兽医站没有撤销，但"三权"(人权、物权、财权)改为镇政府全权管理，县畜牧局只负责兽医站的业务指导工作。
经过两年的改制，乡镇兽医站逐渐变成了"两不管"的单位：镇政府工作任务繁多，根本无暇顾及；而县主管部门由于没有权力，放松了管理力度。于是乡镇兽医站的自收自支局面开始逐渐形成。
"镇兽医站下放镇政府管理后，几乎没有任何财政拨款，员工工资和经费完全依靠当地动物防疫检疫政策性服务收费"，肇庆市农业局李国华副局长说，表面上看兽医站有了更大的财政自主权，但是实际上由于各乡镇的养殖情况和消费水平不一样，兽医站财政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分化。
据介绍，金利镇一直都是高要市生猪屠宰量最大的镇，现在每年屠宰生猪2万多头，收取防疫、检疫费约10万元，兽医站里在职的6个人，每个月能保证800元的工资。但是就在相邻的蚬岗镇每年的生猪屠宰量只有8000头，兽医站收费不足4万元，"3个兽医全部超过60岁，每个月400－500元，站里面连一个茶杯都没有"，岑松芳说。
据了解，在高要市17个乡镇兽医站中，金利镇的情况是最好的，与它类似的大概有2－3个，绝大多数都是兽医站只能发工资的六成，全市92个在岗的兽医人员，平均工资只有400元。
20世纪90年代：业务一路下滑
自收自支并没有给乡镇兽医站带来持续的繁荣，相反随着集约化养殖增加、政府的零投入，兽医站的日子举步维艰。老黄幸运地在落实房改政策中分到了一套福利住房，这也是他享受的最后一项政府福利。
20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步伐带动了高要市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但是家畜、家禽饲养量的增长并没有给兽医站日益萎缩的生存状态带来转机，"因为规模化养殖场都聘请了专业的兽医"，岑松芳说，兽医站的服务阵地仅局限于散养户的防疫和畜禽出栏的产地检疫，而散养户却越来越少。
不过，1992年还是有两件事情让老黄感到很高兴。在那年，国家出台了新的动物防疫检疫服务收费标准，生猪防疫、检疫费由原来的2.4元／头提高到7元／头。镇兽医站当年收费一下子增加了几万元，老黄和同事们用这笔钱盖了新房子，兽医站搬进了二层小楼。
还有一件事，就是老黄分到了政府福利房，60平方米的一房一厅，老黄当时高兴了好一阵子。这是他享受的最后一项政府福利。
从那以后，老黄和他的兽医站仿佛渐渐地消失在社会的视野中，虽然老黄和他的同事们还是像以前一样，每天走乡串户给猪、鸡打针、看病、开检疫证明，但是再没有政府部门的资助、扶持，直到禽流感在国内的接连暴发。
2006年："转正"终成泡影
对于基层兽医站来说，禽流感能够引起政府的重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肇庆市基层兽医改革措施的出台让老黄看到了希望，但是县、市财政能否承担运作经费，已经成为改革是否能够推进的关键。
"如果没有禽流感，再过几年兽医站可能就真的解散、消失了。"岑松芳的担心不是空穴来风。基层兽医站人员老化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以金利镇兽医站为例，在岗的6个兽医中，最年轻的已经38岁，在这里工作了近20年，4个年龄在50岁以上，工作时间都在30年左右。"兽医站已经有10多年没有新人来"，老黄说，待遇差、条件差，乡镇兽医站难以吸引专业人才，只能依靠一班老同志维持运作。
肇庆市农业局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市在编从事兽医工作的590人中，40岁以下的有160人，占27.1％；50岁以上的226人，占38.3％；60岁以上的有34人，占5.8％；高中以上学历的有321人，占54.4％，初中以下的有269人，占45.6％。
可以想象，在防控动物疫病形势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战斗在防控基层第一线的这样一群"老兵"，如何承担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监测的重任？
"基层兽医站是动物疫病防控的第一战线，但目前却是最薄弱的环节"，李国华说，以金利镇为例，6个兽医要承担全镇29个村委、109个自然村散养畜禽的免疫和每年近2万头生猪的屠宰检疫工作。每年4次强制免疫、防疫收费面对千家万户，工作面广、量大、责任重，各镇兽医站无一例外都在超负荷运转。
"不是国家的工作人员，却为国家做了一辈子的基层防疫工作"，李国华副局长给老黄的高度评价，却解决不了他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的现实问题。
"听说市里面要管我们了"，老黄最近知道肇庆市出台了针对基层兽医的改革措施，还听说改革后镇兽医站就是政府承认的事业单位了，老黄似乎看到了一点"转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