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还把莫泊桑的小说《项链》拿给诈骗犯们看，让她们体会作品的含义。还组织人编写了情景剧《孩子，妈妈对你说》，在监狱公演时，很多女囚都为孩子纯洁的童心所感动，表示再也不能撒谎了。
对于那些毒品犯，樊天敏就给她们放禁毒影片，还亲自编写适合女犯看的禁毒教材。
对于那些杀人犯，她特别注重亲情教育。每逢"六一"儿童节，她都尽量安排母子相见，让到监狱探望母亲的孩子们给母亲提希望；每逢元宵节，她又安排探监的家属和犯人在接见厅一起包元宵，体会家庭团圆的幸福。
她在监狱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监区文化教育，热情地鼓励女犯们学文化、学知识、学技术。她鼓励女犯在节假日穿着自己的衣服，引导她们衣着整洁，行为端庄。
对于表现好的女犯，她安排她们外出参加"三八"游园活动，允许这些女犯下着囚裤，上装穿自己喜爱的衣服。在这些鼓励和特别允许中，蕴含着警官对犯人的信任与尊重，对于增强女犯的法制观念，健全人格，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呼唤现代文明的行刑思想
在长期的监狱工作实践中，她深深地体会到刑罚相一致的原则，是我国刑法的重要立法原则。按照这个原则，就应该重罪重罚、轻罪轻罚、无罪不罚。这一原则在刑事审判阶段比较容易体现出来，而到了执行机关，除了刑期上的长短不一外，就很难体现出来了。特别是在女子监狱这样的地方，多年的传统习惯，客观上的环境限制，多刑种、长短刑犯人混押在一起，很难让罪重者感到重罚，也无法让罪轻者感到轻罚。
耐人寻味的是监狱工作很容易出现一种错位：基层警官认为重刑犯比轻刑犯好管，在奖励上偏重重刑犯，在使用上常常出现重刑犯管轻刑犯的怪现象。有的警官甚至提出对轻刑、短刑犯要从严管理，她们的依据是短刑犯重犯率高，"二进宫"、"三进宫"比比皆是，所以要从严管理。
对于这样的思维方式，樊天敏很不赞同。她觉得短刑犯重犯率高，主要原因不在于刑期短，而在于民警管理教育的力度远远低于重刑犯，使得短刑犯没有在有限的时间里得到切实改造。如果我们像对待重刑犯那样重视、用心抓好短刑犯的改造、矫治，结果会大相径庭的。
"刑罚相一致"的原则除了体现在执法管理教育中外，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执法奖惩工作中。奖惩在监狱工作中是重头戏，奖惩是否公正，直接关系到执法是否公正。对在押犯的执法奖惩中，监狱警察常常会与法院的同志有不同的见解，也就是说执法机关和审判机关的着眼点不同。法官拿到一个案卷，首先想到的是犯罪的严重性、危害性，而监狱警察针对一个在押犯的减刑、假释，讲得最多的是犯人改造表现如何好，家庭困难如何大。这两种观点站在各自的立场上都有道理，从法律角度看，法官和监狱警察都是执法者，都应该遵守"刑罚相一致"的原则，让这条原则贯穿对犯人奖惩的全过程。
监狱警察强调改造表现固然是正确的，但是真理有时向前多走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如果一味儿强调狱内表现，而忽视服刑人原犯罪行造成的社会危害，同样有悖于法律，有失公正。
上海女子监狱有这样3个女诈骗犯，一个诈骗了1万元，一个诈骗了8万元，她们原来都被判处无期徒刑。第三个人诈骗金额是100万元，她的原判是死刑。
这三个人当中，诈骗1万元的那个人最年轻，入监时间最早，表现起伏很大，刚进监狱的前三四年间一直伪装瘫痪，后来经过教育改造站了起来，最近的5年表现良好；诈骗8万元的那个人年龄比前者稍微大一些，入监时间比前者稍微晚一些，表现持续稳定，家中确实有困难，在狱中曾经多次立功，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诈骗100万元的那个人已经是65岁的老人，入监时间最晚，表现一直良好。现在，这三个人都已经服了10年以上的刑期，诈骗的款额都被她们入监前挥霍殆尽。
对于这样年龄不一、入监时间不一、诈骗金额不一的三个女犯，我们在执行法律奖惩时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如果单论年龄和表现，自然应该是诈骗100万元的那个人先出狱，都65岁的老太婆了，关了10多年，出狱也不会危害社会了。可先放了她公平吗？正是遵循"刑罚相一致"的原则，樊天敏提出应该让服刑已经满15年，诈骗金额为1万元的那个女犯先出狱，虽然她曾经表现不好，虽然她曾经诈瘫，可为了1万元的蝇头小利蹲了15年的大狱，法律已经惩罚了她。
樊天敏的主张得到了大伙的支持，这个最年轻的女犯终于走出了大墙。谁知她前脚刚走，诈骗100万元的那个女犯后脚就来找樊天敏："樊监狱长，为什么她表现不好你偏偏让她先走，我表现好你却不让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