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天敏说："你不要管别人，我请你好好想想三个问题：第一你是我们女子监狱唯一的一个在一审、二审中都判死刑，复核程序中改判死缓的人，你的诈骗金额是100万元，你已经捡了一条命；第二你至今只服了13年刑；第三你已经65岁了。别人诈骗1万元都服了10多年的刑，你诈骗一百万元，入监时间又晚，还好意思跟人家比出狱时间吗？"
一席话说得那个女犯哑口无言，悻悻地走了。望着她的背影，樊天敏想执法的公正决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执法者的实践来反映的。从此，她在实施执法奖惩中，认真地查阅原判，对杀人、伤害等暴力犯罪，注意掌握后果、情节、民愤；对于经济案件、诈骗案件和盗窃案件，注意涉案金额的大小，有无退赔，是否自首，是否累惯犯。
在樊天敏的带动下，上海女子监狱依法对328人次的女犯进行了减刑、假释，年减刑假释率达到了25%；依法对185人实行了探家制度，人数之多，天数之长，在上海地区监狱是绝无仅有的。这些做法不仅得到了服刑人员及家属的欢迎，更得到了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肯定和帮助。
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随着我国法律部门与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不断深入，刑事执行的实践越来越多地呼唤刑事方式的多样化。
女犯有别于男犯，对女犯的监管改造，更能反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执法水平。我国的男女比例基本上是一半一半，可女性犯罪长期以来一直低于男性犯罪，女犯的重新犯罪率也远远低于男犯。女性的犯罪原因，有许多不同于男犯的地方。比如：因为家庭暴力而造成的杀人伤害，在女犯中占有相当比例，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突出。其中很多女犯是因为受凌辱、虐待，而又不懂得依法保护自己，或者在求救无门的情况下铤而走险，抱着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想法实施了犯罪。她们当中的很多人上有白发苍苍的父母，下有稚气未脱的儿女，成为社区的特别困难户，或者社会慈善机构的资助对象；
在经济犯中，相当数量的女犯在判决之前已经全额退赔了侵占、贪污的金额，有的还有立功自首表现。这些因素虽然在原判中有所体现，但由于立法上的原因，退赔只作为参考情节，在判决中并不起大的作用，这就使得一些较大的经济案件，退赔与不退赔者在刑种和量刑幅度上，基本上处于同一档次，使亲属和服刑人都产生了不平衡的感觉。
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发展迅速，许多法规前后有了较大的变化，反映在判决上的因适用不同法规而产生较大差异，给执行带来了很大的难度。根据女犯的实际情况，樊天敏强烈呼吁在对女犯执行刑罚的方式上有别于男犯，应该更多地借鉴国际上对女性服刑人的多种行刑方式。
在监狱中实行监禁的刑罚，应当依然是行刑方式中最主要最基本的方式，而且主要是用以监禁那些罪大恶极、处刑十年以上的罪犯，以及累犯和一些对社会危害特别严重的罪犯。
依照《刑法》对原判无期徒刑，实际服刑十年以上、原判有期徒刑，实际服刑二分之一以上的人员，确有悔改不至于重新犯罪、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可以实行假释。在实行假释时，对女犯更应该按照《刑法》规定的法定条件执行，不能因为担心有人在假释后可能重新犯罪而将假释抠得很死，使法律条文在实践中难以真正实现。
樊天敏从自己从事10多年女犯改造工作的实践来看，女犯重新犯罪率一直低于男犯，就上海地区来说，这20年来，假释的女犯没有一个二进宫的，这说明假释在女犯的刑罚中是卓有成效的。如果有一天，有人在假释期间重新犯罪，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只要依照法定程序撤消就是了！当然，如果将这种担忧，转化为加强假释期间的管理就更好了。
樊天敏又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根据女犯的特点，对女犯中的过失犯，应当更多地使用假释。假释的立法，是否可以在刑期执行的三分之一，以区别于故意犯罪的假释。根据女性犯罪和改造的特点，从稳定社会、稳定家庭，防止因女方犯罪入狱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矛盾，可否在监禁、假释两种行刑方式之外，在立法上再设计多种行刑方式。比如说对少数身患重病，实际已经丧失服刑能力的人，常年在监狱住院治疗的人，家庭由于惧怕承担高额医药费、生活费，拒绝保外就医的人员，依法裁定丧失狱内服刑能力，判处家庭监禁。
对于一些初犯、偶犯，认罪态度、悔罪态度好，在狱内服刑一定时间后，社区、家庭监管条件较好，原犯罪行中，贪污、受贿、侵占金额全部足额退赔，已经降低社会危害的，可否采用社区、家庭保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