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醒家有三个孩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她是唯一的女孩，父母非常宠爱她，她在家也从来不干家务活儿。上了大学又是优秀学生，走向社会后又有了令人羡慕的工作，在办公室当白领阶层，体力劳动对于她来说似乎是苦役。监狱让她织毛衣，她在狱外从来没碰过毛衣针，连平针都不会织。看着别人飞针走线，她气急败坏地捏着毛衣针，恨不得把它撅断才解气。想到漫长的刑期每天都要干这种营生，她不寒而栗。
她的思维走进了死胡同，她无法想象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一贯心高气傲的她，终于选择了极端的路——死。
她是工科大学的毕业生，她的知识为她的自杀提供了便利。在监舍里，她悄悄地制作肥皂水，趁人不备，她猛地仰脖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她的胃顿时像被什么东西烧灼了似的疼痛，一头栽倒在床上。监狱警察马上把她送进医院，经过洗胃，她被及时地抢救过来，可她心理上的巨大阴影并没有消失。队长不厌其烦地找她谈心，她的情绪暂时稳定下来，但仍然害怕劳动。
乔静队长对警官们说："赵醒这个人蛮难弄的，惩罚和改造罪犯，首先要她认罪服法，然后要她在劳役中改造思想。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必要手段之一，她必须过这一关。"
警官们也都觉得赵醒这个人有才，将来监狱也打算用她的才，让她当教员或者办报纸搞宣传，但是在做这些工作之前，必须让她过劳动关，不惧怕劳动。
赵醒并不晓得警官的打算，她以为自己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长期劳动下去。她的手很笨，织毛线就是不得要领。监狱分配给每个犯人的活儿是平均的，手快的一会儿就干完了，手慢的只好连夜加班。她把打不完的毛衣带回监舍，点灯熬油地织着。同屋的囚徒都发出了香甜的鼾声，可她的毛活儿却总也织不完。
她疲惫地躺在床上，痛苦地想：自己不能完成劳动任务，人人都在嫌弃自己。收监后自己都不想进监房，不愿去面对别人。这实在太难受了，今后的路该怎样走，每天该怎么过？漫长的刑期实在忍受不了，干脆还是一了百了，死是最轻松的，人死了之后什么苦难都没有了。
夜深人静，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自从上次寻死之后，监狱警察们把刀子、剪子等所有危险物品全都没收了，拿什么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呢？对，有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在她的脑海中萌生。她的胆子特别大，想到了就一定要做到。
时钟嘀嗒嘀嗒地走着，时针指向午夜两点钟。她悄悄地爬了起来，轻轻地走出门，关门时不小心碰了一下门，她溜了一眼同屋的囚徒，她们睡得太死了，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她。她蹑手蹑脚地向卫生间走去，她要实施新的自杀计划。
她把眼镜摘了下来，用力踩碎了镜片，摘掉眼镜后她什么也看不清了，她朦朦胧胧地捡起了一块碎玻璃碴儿，猛地刺向手腕。
"赵醒，你要干什么？"
"不准动手！"
随着两声清脆的吼声，两位女警官冲进了卫生间，一把夺过了她手中的玻璃碴儿。原来，自从赵醒上次自杀之后，警官们一直把她作为重点观察对象，对她的一举一动都严密监视。刚才她出门时把门碰出了声响，值班警官一看是她半夜起来，马上就跟到了卫生间。刚才她踩碎眼镜片的声响提示警官她又要寻死。是啊，当囚徒们安然入梦，发出香甜的鼾声时，我们的监狱警察却始终睁着警惕的眼睛。正因为警官们高度的责任心，才挽救了赵醒的生命。
赵醒的惶恐不安早就落入女警官们的眼睛。她两次企图自杀，都在严密防范中化险为夷。然而面对这样一个思想复杂、自暴自弃、惧怕劳动、行为表现异常激烈的知识型女犯，矫正应当从何入手呢？就在赵醒二次自杀的第二天上午，上海女子监狱专门为她召开了专题分析会议。
樊天敏和蔼地对大伙儿说："说说赵醒的情况吧，你们这些一线警官最有发言权，大家都谈谈！"
中队的一位警官说："这个人想得太多，生活自理能力不强，参加劳动生产能力也不行，难弄！"
大队的一位干部说："我有点不同看法，这个人好思考，劳动能力确实差，但关键是思想问题。怕劳动，不想学技术，还有因为过去的经历，失落感太大，这个人要慢慢来。"
小队长李海莲说："我的年龄和赵醒差不多，也是大学生，我想赵醒虽然犯了大罪，但有自首情节，说明犯罪的主观恶性不深。她挪用的公款就是员工的工资，我建议先让她过劳动关。"
……
警官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欢，樊天敏笑着说："好，大伙儿说得都不错。赵醒的犯罪与法制观念差、高消费有关，同时也与她轻视体力劳动、渴望暴富有关。我同意大家的意见，我们就先从让她过劳动关开始，让她在劳动中认识自己、认识罪行，重新树立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