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应司法部领导的邀请，在司法部监狱管理局的大力支持下，我成为中国作家中全方位采访中国女子监狱的第一人。我第一次采访中国女子监狱是在1990年，那时候的女子监狱条件艰苦，牢房拥挤，伙食很差。
2001年，我应司法部之邀采访了十多所女子监狱，对中国女人顶尖级的犯罪进行了深入研究，创作了关于中国女子监狱的长篇报告文学。司法部和解放军出版社专门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作品荣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大奖。
监狱题材是作家创作的一座富矿。2006年，我与剧组一道奔赴广东省女子监狱拍摄电视连续剧《女监档案》，对这所中国最大最现代的女子监狱再次进行了深入采访。我和狱警们促膝谈心，和女犯们一道过"三八"妇女节，出席她们的减刑大会、智力竞赛，观看她们出狱时的喜悦心情。
每到一所监狱，我都把女囚当成服刑的姐妹来看待。我觉得一个女人犯了罪，把她关到监狱里已经是通过法律程序惩罚她了，在人格上，我们应当尊重她们。我用作家的眼光和女人的心对女囚们进行采访，女囚王芬患病不能坐着，我就站着和她聊了几个小时；见到女囚刘春花的第一眼，见她蹲在地上用手抱着头，我马上请她坐到凳子上；女囚何润婵脸色蜡黄，我告诉她患子宫肌瘤后的注意事项和手术指征，请警官对她的病多加关照；每当看到女囚流泪时，我都会递给她们一张面巾纸。女囚是非常聪明的，她可以通过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来判断你对她的态度。只有当她感觉到你是以一种严肃的态度来进行采访，以一种严肃的作风来进行调查，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时，她才可能向你敞开心扉。
幸福的女人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女人各有各的不幸。一开始，女犯们对我很戒备，用敌视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有的人敷衍我，有的人对我说套话和假话，还有的人跟我顶牛。与监狱中这些有着特殊经历的人群打交道，我不是用俯视的态度来对待她们，而是把女囚当成人来看待，用平视的眼光认真地观察她们、体察她们、分析她们。我觉得此时的我不是一个作家来采访，不是一个大学教师来教育失足女性，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来监狱认认真真地做社会调查，我面前的每一个女囚都是我正在服刑的姐妹。我和她们从心与心的较量到心与心的触摸，从心与心的碰撞到心与心的沟通。
当女囚们撕开心灵的伤口给我看时，我和她们一起流泪；当看到女囚在监狱中走向新生时，我和她们一起高兴。只有这种饱含深情的采访，才可能挖掘到最真实的东西。我的采访不是靠技巧，而是靠情感。只有情感的力量才可能进入心灵、打动人心。很多女囚对我说："我的这些经历入狱后没有跟任何人谈过，不知道为什么就跟你讲了。"
我说："我很感谢你们对我的信任，也很感谢你们对我说出了心里话。我不会用猎奇的方式来对待你们的伤痛，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我把你们的这些经历用化名写出来，一是为了对女性犯罪做深入探讨，二是为了使社会上的女人不再重蹈覆辙。"
回忆过去对女囚来说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她们把自己的伤口撕裂给我看，我懂得这信任的份量。因此，不能有半点的冷嘲热讽和居高临下的怜悯。我含着眼泪倾听她们的诉说，而发自内心的诉说对她们来说是一种最好的宣泄。
我国女性犯罪的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在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女性侵犯人身权利的暴力型犯罪很突出；在广东、江苏、浙江一带，金融诈骗、贪污受贿这些财产型犯罪占了很大的比重；在云南、广西等边远省份，女性涉毒犯罪数量惊人；在沿海地区，女性性犯罪呈上升趋势；在中原地区，女性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令人瞩目。女性犯罪从身份上看，农村人居多；从年龄上看，青少年居多；从文化程度看，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绝大多数。
也许是受过医学院校科班培养的缘故，我一开始侧重从生理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关注女性犯罪。比如对于性虐待狂，我觉得这是一种性错位，是通过折磨他人而得到性满足。这种性变态不是思想意识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是可以通过心理咨询和矫治解决的。慢慢地，我发现仅仅有心理学、生理学和法学知识是不能驾驭这个题材的，犯罪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要想写好这部书，必须具备深厚的社会学功力。
于是，我开始认真研读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著作，我惊讶地发现费老上世纪30年代初期在燕京大学学习时，当时社会学系的吴文藻教授就积极提倡"社会学中国化"，他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到社会去做调查。后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创始人派克教授到燕京大学讲学，他向学生们讲授了社区实地调查理论和方法，还带领费孝通等学生到北平的监狱和八大胡同去进行实地观察和研究。
无独有偶，当费孝通考上清华研究院学习时，俄籍教授史禄国给学生讲授体质人类学时，又安排费孝通到北平的监狱去测量犯人的体质。为什么这些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都把监狱当成最好的调研场所？因为监狱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特殊窗口，监狱是一个小社会，研究监狱就是在研究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