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撰写监狱题材，我用费孝通教授的治学方法研究女性犯罪，深深感到采访写作的过程就是我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过程。通过与300多位监狱警察、女囚和家属的访谈，使我对中国女子监狱这个鲜为人知的角落有了新的认识。我在采访中吃了很多苦头，每当我感到艰难和委屈时，我就想起了费孝通教授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到大瑶山做社会学调查的情景。费孝通掉进陷阱里受了重伤，而王同惠却为了中国的社会学事业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我觉得现在能够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学人太少了，我应该像费孝通教授那样，把文学创作当成比生命还重要的事业来做。
如果说女囚是一根长歪了的树杈，那么监狱警察就是辛勤的园丁，她们不仅把满腔热血倾洒在女囚监管改造工作上，而且还有很多创新思维。她们对待女犯，确实是恩威并重。
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的案头上摆满了《犯罪心理学》、《性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女性犯罪论》、《刑事审判》等心理学、法学著作，吃饭睡觉都在琢磨着女性犯罪问题，真有点走火入魔了。咀嚼别人的痛苦是最大的痛苦，我经常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泪水模糊了眼眶。
这些年我交了不少司法界的朋友，对监狱警察有了深入的了解。我深深地体会到"天下劳改是一家"和"犯人是有期的，而我们是无期的"这些话的深刻含义。接触久了我发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也在起变化，过去我听人讲监狱警察的坏话有点无动于衷，现在一看到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中把监狱警察形象写得卑鄙猥琐，我的心里就很不舒服。我不否认监狱警察中有败类，但这些败类与中国的监狱警察队伍相比只是沧海之一粟，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人对这浩淼的沧海视而不见，却偏偏对那区区一粟津津乐道呢？
现在的监狱警察和旧社会的狱卒有着天壤之别，和十年前的监狱警察队伍相比，素质也有了很大提高。正是有了他们的无私奉献，我们的国家才会这样安宁，我们的社会才会这样井然有序。他们为了让老百姓能过上温馨的日子，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社会不应该忘记他们，人民不应该忘记他们！
每到一个地方采访，我都能深切感受到司法人民警察的热诚和真情。忘不了在细雨霏霏的南京，江苏省监狱管理局的毛军同志举着雨伞在站台前接我的情景。身为一个女监狱长，她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机会，亲自陪同我到南通采访，并把我一直送到上海；忘不了在南通监狱采访时，女民警小张得知我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金融黑洞》正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联播》栏目重播，立刻找来收音机送到我的面前的情景；忘不了在上海女子监狱采访时，樊天敏监狱长得知我每天从早晨8点一直采访到晚上9点，逼着我不许玩命工作，让民警们陪同我到浦东世纪公园、东方明珠和外滩游览，感受上海现代化气息的情景；忘不了在浙江女子监狱采访时，张建华警官正要忙于素质考试，却每天挤时间早出晚归地帮我联系采访对象，与每一个囚犯签订采访协议；袁建华副处长放弃休息，亲自为我送站的情景；忘不了在夜色朦胧的南宁，由于火车晚点，广西监狱管理局的彭处长在火车站等候我一个多小时的情景；忘不了在云南省女子监狱，王齐监狱长与我倾心长谈的情景；忘不了在吉林省女子监狱，武泽云副监狱长带病陪同我采访的情景；忘不了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孙淑兰监狱长亲自开车为我送站的情景……
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真实。我所有的报告文学都是脚板子底下跑出来的，我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是蘸着血汗写出来的。几年来，从东北大地到西南边陲，从东南沿海到华南平原，我辗转跑了全国十多个省市的女子监狱，所到之处都受到司法界的热情欢迎。从司法部最高首长到各省监狱管理局的领导，从监狱长到普通民警，从女囚到她们的家属，我先后采访了300多人，光采访本就用了十多本。如果没有全国各地司法界朋友的大力支持，我是不可能写出这本书的。
在这本书里，所有的司法民警都使用了真名。除了家喻户晓的女囚外，囚犯和关系人基本上使用的是化名，但案例都是真实的。
写作这部长篇报告文学的过程，我也完成了一次参与式的社会调查。我希望自己的调查活动能够对这些特殊人群的自新过程，也就是再社会化过程起到积极的作用。也许是太投入的缘故，我每天都是含着眼泪在写作，有时写不下去了就趴在桌上哭一会儿，或者坐在钢琴前弹奏汤普森和拜厄。我就这样用感情的热流和理性的思考以一天一万字的速度写完了这本书。
感谢费孝通教授给了我研究社会学的观念和方法，并亲自为我的书稿作序；感谢司法部的大力支持，使我采访到这么多真实的案例；感谢上海文汇出版社张衍先生的认真编辑，使我的《女监档案》修订本顺利出版。但愿这本书能从预防女性犯罪上给人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孙晶岩
2007年12月14日修订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