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梅：作为一名业余作者，我一直不敢在文学上期望过高，奢求太多。但无论何时何地，有一种写作企望我无法不及。就是在以文字真诚书写自己琐碎内心的时候，还想留一些笔墨深情叙说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因为处在不断变革中的社会、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总是有一些痛点时不时地感应到我的内心。特别是青少年成长环境问题的种种。在我的主观意向中，惟有报告文学能更为直观地反映生活，警示生活，干预生活。那么，尽管在报告文学体裁的写作上，我劣势多，优势少，甚至满含风险，我还是会在报告文学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我会近几年集中一段时间将我所计划的学生问题系列调查全部做完。像专家教授那样直揭奥秘，问津实质，受个人学识、条件所限，目前我尚无能担当，那么，我就做那个为社会喊痛的人吧！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只是我学生系列问题调查的一部分，完成农村留守孩子题材之后，下一步的计划，是从事当代中学生心理危机方面的调研。近些年来，受现行高考指挥棒的吸附，整个社会对中小学生的价值评价，实则沿袭着以高分论英雄的评价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来说，社会如是，学校如是，家庭亦如是。不难看到，在这种片面化应试教育的压力之下，非智力教育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许多中小学生小小年纪便成为学习的机器，心理压力重重，人生缤纷梦想灰飞烟灭。更何况，我国在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经济成分、就业岗位、就业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日趋多样化，传统美德的社会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扭曲，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伦理机制远未来得及健全起来。外来糟粕思潮的侵袭，社会愈演愈烈的某些负面影响，更使一些孩子雪上加霜，暴露出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和行为问题。这个问题同样需要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与关注。
记者：你如何看待"作家"二字，你如何定位自己的创作？
阮梅：近些年来，国家对文学艺术高度重视，作家艺术家其实已步入千载难逢的文艺复兴时期，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也为作家提供了历史性的创作机遇。但越是在这样一个火热的喧嚣的时代，作家更应该保持生活的敏锐性，思想的独立性。更应该要有明确的社会担当意识。在生活中，作家应该做净化社会风气的代言人，倡导精神文明的先行者，还应是勇敢的社会活动家；握笔，即应引领一种顽强精神，葆有一种鲜明态度；着笔落墨，就应该像一块天石滚下深潭一样，要翻腾起一池死水，高扬其洁，直击其污，给人以美的视觉冲击或灵魂的震颤。
我对自己作品的定位是，儿童文学与关注儿童的文学。一切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写作，无论是什么体裁，都不拒绝。
回想起在近年开展的农村留守孩子问题调查过程中，每当我面对那些缺少父母亲情关爱与心灵关注而孤僻自闭的孩子，面对看守所、少管所那些因缺少引导而犯了罪和错的孩子，我常常就有一种担忧，对他们前途与命运的担忧，对一个家庭、对我们这个社会的担忧。这些担忧常常令我内心疼痛郁结，夜不能寐。也正是这些无法入眠的夜晚，让我觉悟和清醒：在社会底层生命中尤其布满着文学的触须。只要目光超越我们固有的视线稍稍流转，就会发现，关于文学的多种命题已经遍地生根，俯拾皆是。所以对于今后写作的主题，我仍然选择以反映社会弱视群体的生存状态、关注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为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