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帆风顺只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好的愿望，哪项事业、哪段人生不是在波折中成长，在曲折里前行?温室里的花朵只会博得人们善意的怜悯，难逃夭折的命运；寒风里的松柏尽享世人的赞叹，那是对其抗争意志的礼赞。
若非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
在生物孕育、生长的过程中，每一次狂风、每一场暴雨都在增强自身的生命强度，提升它的免疫力，对它由一棵柔软的小苗到挺立天地的大树的蜕变中居功甚伟。
感谢苦难，多少成功人士感叹连连，这并非他们在舞台上的空洞作秀，而是其在品味胜利果实时最真诚的感悟和来自心灵的声音。
新东方，作为一所教育机构，如同有机体一样有着自身的成长历程：从幼小到茁壮，从脆弱到强大，从孤立到团结，从单一到多元，从家族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每一步的迈进，每一次的飞跃，无不伴随着成长的阵痛，无不凝聚着蜕变的苦涩，无不交织着生命的柔情与理性世界的交锋——纠结、厮杀与角逐。
第一节擦肩死神：两遭绑架
子曰：未知生，安知死。
生存的价值有时需要靠死亡来凸显，它们如同人类和影子的关系，相依相偎、不可分离。真正热爱生命的人往往是对死亡有着切身体会和感悟的人。
俞敏洪，在漫长的航程中，少不了的是惊涛骇浪、风狂雨骤，但他都以自己与生俱来的农民式的坚忍和宽容挺了过来。其间有两次是俞敏洪徘徊在死亡的悬崖边上，他和死神擦肩而过。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不一定是命运轮转。“大难不死”不是“后福”之因，究其根源，还是遭难之人的勇谋所致。有勇有谋，才能大难不死；有勇有谋，才能拥有后福。
暴雨来袭：新东方的八十一难第七章从草根到精英的完美奋斗历程俞敏洪传奇夺命麻醉针
1998年8月21日，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个普通日子，在记忆的相册里没有留下一点图片；可是对于新东方的董事长，日理万机、繁忙不堪的俞敏洪来说，这一天发生的点点滴滴，仿佛已经刻录在他大脑的硬盘里，是那么清晰而怪诞，像一幅浓浓阴影的抽象画。
当时俞敏洪独自住在北京上地小区，他的住宅在小区的三层楼上。
这一天，晚上下班后，俞敏洪带着同路的杜子华开车回来。因为自己住，不爱做饭，他建议在北体附近的饭馆吃完饭再回，“老杜，这两天干活挺累的，吃个甲鱼吧。”两个人吃得酒足饭饱，心情愉快。
把杜子华送走后，俞敏洪独自到家已是晚上9点多了，他上了单元楼梯。
那是个没电梯的旧楼，二楼三楼连灯都没有，大多数情况下俞敏洪都是摸黑爬楼。对于从小在农村长大的俞敏洪来说，摸黑爬楼梯简直不成问题，就像小时候玩游戏。这一次俞敏洪还和往常一样轻松，吃饱后懒洋洋地往上走。
当俞敏洪走到二三楼之间时，发现上面冲下两个高大的黑影，把他包夹住。他刚觉出有些不妙，就感到胳膊一疼，手臂被其中一人扎了一针。俞敏洪都没来得及呼救，就昏倒在地。
这一场灾祸突如其来，一切只发生在转眼间。当俞敏洪醒来时，发现自己就像香港警匪片里的受害者，被捆绑得像个粽子似地扔在自家床上，手脚动弹不得。昔日讲台上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俞老师现在心情一片灰暗，万分沮丧，这里真的就是丧身之地？
麻醉剂的药力过了一些，俞敏洪觉得头脑清醒很多。电话求救，是他的第一个念头。绑匪太轻视这个高高瘦瘦的书生，以为昏迷的俞敏洪再绑几下就是待宰的羔羊了，哪里知道他在农家有过丰富的人生历练。对生命的珍视、对生存的渴望都促使他用尽全身仅存的力气，坚持坐起来，又努力地滚到床下。电话就在客厅里，离床有十几米的距离。这段距离可能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这一次从卧室到客厅是他一生中最艰辛的路程，虽然距离如此近，可是既要对抗着麻醉药的昏厥感，绑着的双腿又僵硬不便，每一次蹦跳后，他都要大口喘气，一下、两下……在历尽磨难后，他终于跳到电话旁边，可是拿起电话筒又成了一个难题。由于手也被牢牢绑着，只好试图用自己的下巴去磕电话键，这对于身体虚弱的他来说太难了。
突然，“铃铃铃”外面打进电话来，俞敏洪赶紧用下巴磕下了免提键。
电话里面传来杜子华那无比亲切的声音，俞敏洪用尽仅存的力量说出一句话：“老杜，我被绑架了，你赶快通知我姐夫来，或者是其他人，赶快来。”再次昏倒在地。
当俞敏洪再次睁开眼睛，已是在急救中心的病床上，旁边医生的表情很困惑，问：“匪徒打给你的麻醉剂是动物园专用于大型动物的，剂量大得吓人，推的速度又很快，你居然没死掉。你是不是抗麻醉体质？”
俞敏洪想了想：“我能喝一斤半白酒。”
据办案的警察讲，之前有两个被害人遭遇了俞敏洪一样的厄运。他们都是被推入大量麻醉剂后就命亡了。俞敏洪的不同结果，原因可能就在酒量上。
这个书生校长可能就因为这大酒量而死里逃生，而他过人的酒量又是为了新东方的生存发展而练出来的。人生真是奇妙，在漫漫人生长河中，此时的苦恼与烦忧也许就是彼时救命的本钱，俞敏洪在以后的讲课中又多了个有力例证。
俞敏洪取过诊断书，几个字“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跃入眼中，他眼泪夺眶而出，重获生命的滋味是如此复杂而美好。
有好事的老师后来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故事说：老俞醒来后先拍拍脑袋，看能否记住单词；然后再试试舌头，看能否讲英文。虽是笑谈，但也没有错。如果俞敏洪真的被药物弄坏了头脑，记不住单词，讲不了英语，那么他的事业何以存在？他的价值何以体现？新东方失去了他又将走向何方？
这次抢劫，俞敏洪在物质上损失并不大，家里被抢走了一些现金和一部摄像机。俞敏洪最心疼的是摄像机里女儿一岁到三岁的成长记录，那是他在疲惫烦恼时的消愁剂，是他珍藏的无价之宝，却被劫匪抢走，然后当作废物抛弃，这刺伤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心。
当俞敏洪康复后，他立即在新东方召开重要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俞敏洪的自我批评。走过生死边缘方有大彻大悟，对于纷繁人事也能换一个角度来观照。他承认，自己的生命并非属于一个人，而是属于整个新东方。他已经和一个企业息息相关，密不可分，关系着大家共同的事业与期望、理想与追求。
他发言说：“今天开会，我要向大家检讨。对于这件事，我感到很内疚。新东方必须改革，否则整个事业会被我毁了。”
经过这一堑，他也真正理解了以往徐小平和王强的忠言：告诫他不要弄一袋子人民币背回家发工资。后悔自己的偏执与倔强，“听人劝，吃饱饭”是真的有道理。
俞敏洪勇于认错的真诚态度也博得伙伴们的赞许和肯定，尤其是王强对此会议评价非常高，他高度肯定地说：“今天的会议是遵义会议，敏洪展示了领导能力。”
徐小平的评价相对保守得多：“今天的会只能是古田会议。”
在中国革命史上，古田会议后完成了“三湾改编”，为以后军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徐小平认为新东方要先进行资源的优化和整合，再进行关键性的“遵义会议”。
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这“三驾马车”教育背景相似、生活空间趋同，有着共同的话语场域，他们喜欢用一些政治学、党史的名词，既言简意赅，又意味深长，引人遐思。
这次劫难无疑给俞敏洪带来了心理上的阴影和伤害，当人们付出辛苦、收获成功时，也附带收获了危险与不快。这给一贯乐呵呵的俞敏洪带来了对死亡的恐惧和烦恼。
坏事也成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虽然俞敏洪已经很谨慎了，也没有料到，仅仅一年以后，他在家门口又一次被抢劫。貌似老俞用麻袋装钱的故事流传得太广，引得全中国的劫匪都将目标对准了俞敏洪的住宅。
吃一堑，长一智。俞敏洪当然吸取了教训，处处注意安全，一般都是由司机把他陪送上楼。
这天晚上，他同以往一样，上楼之前先跺两下，把楼道的灯震亮再说，结果三楼的灯竟然没亮。两人心生警惕，小心翼翼地上楼，安全到了家门口。两人刚喘口气，咣当一声，楼上冲下三个大汉，一个扑向俞敏洪，而且掏出一把枪顶住俞敏洪的腰部，另外两人围住司机。司机不愧工人出身，伺机推开一个，冲下楼去，边跑边呼救。两个匪徒急忙追过去。于是三楼只剩下俞敏洪和身后持枪的匪徒，那人威胁道：“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
这一次更加危险，真是人在虎口。照理来说俞敏洪应该是战战兢兢，力求保命才符合书生本色，可是这次他反而镇定自若起来，头脑超常的冷静。
事后俞敏洪回忆说：“一次又一次的抢劫，真把我当成大肥肉了，气坏我了。可能是当时愤怒压过了恐惧，反而头脑清醒起来。”他注意到楼上的灯光照过来，顶着自己腰的手枪正对着灯光，却没有反光，他迅猛地一把夺过手枪，用力一掰，枪竟然两半了，真的是一把假枪。
他顿时怒火上冲，扑向高大的匪徒，扭打起来。
楼下的匪徒和司机缠斗，楼上的匪徒和俞敏洪对打，一片喧哗，闹闹哄哄，可是周围的邻居听到后却没有一个出来过问，都蜷缩在自己的小窝里。
劫匪们也不敢再拖延，打了一会儿，抢到俞敏洪的笔记本电脑匆忙逃跑了，结果只是司机的手腕被匕首刺伤，所幸后果不严重。
这一次，又给俞敏洪上了一课。
“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还是大家的命，还是新东方的命。不能新东方没干成，命就丢了”，俞敏洪说。两天后，俞敏洪的保镖出现了。夫人和孩子也不敢接回国，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从此，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次幸运的逃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俞敏洪对生命的态度，改变了他处理事务的一些方式。
之后新东方“公司化改革”决定的推出无疑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也促成以后俞敏洪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因为他不只属于自己。放弃自我，改变自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俞敏洪个人的牺牲，可是如果能够换来集体或团队的幸福与安乐，是否值得？俞敏洪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第二节祸起萧墙：利益之争
中国历史几千年，经历过“分封割据”的混乱，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经历过“民主共和”，孰优孰劣不易评断，是非成败各有千秋。
币有双面，剑有双刃。事物自然都有正反两面，关键在于是否能依据环境和条件进行判断，是否取其优而弃其劣。
新东方从夫妻店，到“分封制”，再到“中央集权”，直至制衡策略，其中有得有失。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的蜕变里，在痛苦的挣扎中，新东方这艘巨轮没有倾覆，在略微颠簸中继续扬帆前行。
或许不断的波折，才能化解积蓄的矛盾，除掉暗雷，才能砥砺远行。
“分封制”的动摇
蚕，在茧中蛰伏，历经苦痛，方能化蝶；否则，蚕将在桑叶上缓缓死去。
生命，总是在不断突破陈旧的以往，总在痛苦挣扎中飞向美好的明天。生命是永无止息的发展，停步就意味着死亡。
俞敏洪深切感受到蜕变的迫切。新东方有着饱满的精力，振翅欲飞，若不破茧而出，只能在黑暗与封闭中毁灭。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并起，群雄纷争，战乱连年。虽然各国都努力发展各自的经济文化，中华大地上却始终只是一盘散沙。500年来，有“春秋五霸”，有“战国七雄”，但谁也不能真正成为强者，强弱胜败转眼即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时代。“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与法律，立国之基得以建立。虽然秦朝只存活了短短15年，却为此后几千年统一王朝的发展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诸侯割据的时代，即使生产力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发达，文化如何繁荣，到最后却只能在秦国铁蹄之下灰飞烟灭，何也？
一个国家如果长久处于分裂的状态下，不论区域发展如何良好，始终不能有所成，甚至不能自保；一个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长久维持同样的模式，便会停滞不前，最后只能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
新东方初期是夫妻店模式，俞敏洪负责宣传，妻子负责财务，虽然也有亲戚参与经营，却只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当新东方逐渐壮大之后，这种小家庭产业经营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东方这个蓬勃发展的事业，就好像将一棵树的种子种在花盆中，想要长成参天大树，却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俞敏洪于是想到了移居海外的老同学，可是在国外生活何等优越，当时新东方不过刚刚有些起色，如何说服一帮老同学放弃国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回来和他一起奋斗？
其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财富只是人生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价值。给人打工，哪怕待遇优厚，却没有什么多少价值实现可言；俞敏洪能提供的，是一个任由他们发挥的平台，可以由他们自己经营、自己作决策的事业。
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人回到新东方，俞敏洪分给每人一块产业，收取15%的管理费，公司完全归属个人。徐小平负责留学咨询，王强负责基础英语培训，杜子华负责英语听说培训，包凡一负责出版，何庆全负责写作。从1994年到1997年，陆续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这就是俞敏洪著名的“糖纸理论”。小的时候亲戚来家里做客，给了俞敏洪几颗糖果，当时糖果是很奢侈的零食，俞敏洪舍不得吃。几个朋友看见了，都嘴馋想吃，俞敏洪便把糖果给朋友吃，自己舔糖果纸。
“海龟”们在新东方上交15%的管理费就能够拥有一块自己的产业，利润完全归属于个人，吃完了“糖果”，留给俞敏洪的“糖纸”就是新东方的品牌。俞敏洪靠“糖纸理论”完成了新东方的第一次质变，由家庭作坊升级为一个“分封制”的品牌产业。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分封制”本身是俞敏洪用以协调利益均衡的策略。要知道，新东方的高层没一个不以天才和精英自居，他们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要生存，还要发展；要利益，还要理想。这么一群人，绝不是可以用大把大把钞票哄住的，他们要钞票，更要能控制钞票出入的成就感。
“计划赶不上变化”，俞敏洪初期的设计再怎么精致完善，也无法完全预知英语培训市场的走向。2000年初，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的比例逐步降低，王强号称“从0岁到99岁”的基础英语培训却出人意料的扩张，加之未被各“诸侯”覆盖到的领域如计算培训、教学软件等的发展，导致“诸侯”们利益不均衡，边界混淆重叠，纠纷矛盾不断，“分封制”开始动摇了。
俞敏洪又回到了花盆里种树的困境。他发现，比将妻子、母亲和一大帮亲戚请出新东方更让他头疼的情况出现了。各“诸侯”的地盘虽然发展迅猛，却缺乏整合，彼此明争暗斗，互相攀比，互相挤轧，都希望自己的地盘成为新东方最主要的阵地，大家都在看着俞敏洪究竟会和谁形成联盟。
改，是为了不断进步；变，是期盼成为永恒。新东方需要第二次质变，需要进行现代企业转型，从“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
这一次，俞敏洪面对的不是可以连哄带骗的亲戚，而是一帮比谁都难伺候、比谁都精明的“海龟”们。
中央集权的疑问
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加相减，整体并不总是等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经过优化而组合成为整体可以发挥出远远超过部分总和的力量，由量变引起质变。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转变到秦朝的统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新东方的现代企业转型，核心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如何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壮大，周王朝已非实质上的统治者。尽管如此，各诸侯国依然定期朝觐，向周王进贡，名义上依然属于周王朝，以维持表面的均衡。
新东方此时也是如此。几位副校长只是虚职，名义上归属于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但实质上只是大家共享新东方的品牌而已。副校长并不涉足学校行政事务，在节庆晚会或是结业典礼上的现身，更类似于一种义务或回报，因为俞敏洪为他们提供了平台，提供了获取利益的渠道。
当新东方旗下的各诸侯国利益均衡被打破时，急速扩大的市场需求与新东方内部越来越混乱的“诸侯割据”已经无法通过浅层次的协调来解决，现代企业转型即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新东方将在一场场诸侯混战中走向毁灭。
新东方的转型痛苦而艰难。原先将家族人员请出新东方，尚且要得罪一帮亲戚，惹得母亲和妻子半年都不搭理俞敏洪；如今要请这帮精英们将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拱手交出，换来看不见摸不着的股份，更是难上加难。
2000年5月1日，新东方公司化改造正式启动，注册了由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等11名股东组成的“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大家原来占据的实实在在的地盘，现在变成了抽象的公司股权，大家开始慌了。
新东方学校在法律上规定为“私立公有”，也就是说，股东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原先地盘的所有权又放弃了，那么股东们手里那一纸“股东协议”究竟具有多少价值？
根据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占有绝对的控股地位，其余十位股东只能分享剩下的股权，俞敏洪成了“独裁者”，是新东方的主人，而其余人等变成了俞敏洪的“雇工”。
新东方高层的天才们，学历、知识和理论都是绝对过硬的，碰到管理就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入手。再有，这些天才们都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民主”两个字是最碰不得的，如今碰到“独裁”，自然极不舒服。
其实俞敏洪一直都在“独裁”，只是由于之前各位副校长都有自己一块地盘，俞敏洪不参与他们的利益划分，他们也不干涉学校的行政事务，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自己做饭自己吃。可是如今不同了，自己的锅上缴了，大家在一个大锅前吃饭，如果还是俞敏洪一个人“掌勺”，吃多吃少不由己，大家自然不愿意。
于是，俞敏洪的“独裁”地位就像原来在舞台的不起眼角落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灯，显得格外显眼，矛盾自然也格外突出。
其实，表面上大家在争权，实质上争夺的是利益。各占山头各自为王的时代结束之后，权力与利益紧紧相连，谁得到的股权多，谁的利益就可能比别人多。利益可以由规则来决定，但问题在于，新东方的利益分配规则在哪里？
10位副校长实行的是工资制，除了固定工资外，还有“分红”。新东方没上市，“红”从哪里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学校上面。有人说，按股权比例，把学校收入和预收款分了，股东们都把钱收到自己的口袋里，自然感觉安心；可是，新东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新东方的再生产资本从何而来？各地分校的费用由谁来出？
既然学校利润分不得，股东们的“红”又从哪里来？换句话说，交出地盘之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何处？股权，轻飘飘的没有安全感；工资，没有体现出地盘价值；讲课费，是自己的额外劳动所得。股东们陷入了困境，所有权和支配权都没有了，他们能牢牢握在手心里的还有什么？
恐慌产生，信任危机随之而来。原本是大家积极推动的公司化改革，变成了俞敏洪“杯酒释兵权”，变成了一场“中央集权”的“阴谋”，变成了一次“人民公社”运动；原本各“诸侯”混战，俞敏洪协调利益均衡的局面，变成了“诸侯”们联合起来，抵制俞敏洪“独裁”的局面。
其实，俞敏洪的“独裁”未必是坏事。《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作者卢跃刚评论说：“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好处是决策效率高，可以防止转型过程中失控，影响新东方全局。俞敏洪凭本能和绝对的控制权力，把学校与争吵不休的公司隔断，把管理高层与中低层隔断，紧紧抓住学校发展不放，稳定教师队伍，守住北京，巩固上海，进军广州，一年的时间，使新东方的学生人次增加了10万，客观上降低了新东方的转型风险；否则，新东方早就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些功绩股东们看不到。俞敏洪放弃他的地盘——出国考试培训(占新东方年总收入六成的利润)，只拿工资，股东们还是不买账。利益与权力，始终是小股东们紧抓不放的要点，没有直接的解决措施，矛盾就只能不尴不尬地拖下去。
制衡得失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让人们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深恶痛绝；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民主的泛滥所造成的灾难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
专制与民主，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进行微妙的转换。一个企业，并非只能二者择其一，否则便会出现有违初衷的结果。
“CEO联席会议”基于良好的“民主”愿望，却未必能够将民主进行到底，反而陷入了悖论中。
中国历史上对于专制与独裁已有丰富的经验可供参考，新东方的天才们当然也从中取得“真经”。于是，最后的“处分决定”出台了：2000年12月20日，王强被任命为CEO。新东方组成“CEO联席会议”作为常设的行政班子，除了董事长俞敏洪，其他几位副校长都是“会议”成员。
“CEO联席会议”对董事长的权限作出了明确界定：“公司的战略发展策略、投资、合并、关停的重大决定由董事长最终决定。但公司、学校的具体管理决定，CEO办公会议所作出的决定为最终决定。会议决定以‘会议记录备忘录’形式通报董事长。”
从此之后，新东方出现了一个有趣的景象：“CEO联席会议”在会议室内如火如荼地召开，俞敏洪则在会议室外走来走去，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却不知能干什么。
“授权”是管理学中一个重要的名词，指的是自然人或法人、其他组织把自己的部分或者全部权力授予其他个人、法人、组织享有。领导者给予每位成员适当的表现机会，可以让团队保持不断创新的精神，激发成员的工作积极性。但在中国，许多创业有成的人都没有授权的习惯，而是事必躬亲、事无巨细。
《穷爸爸、富爸爸》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让比你更聪明的人替你赚钱。”管理学家旦恩·皮阿特则说：“能用他人智慧去完成自己工作的人是伟大的。”这是西方式管理的精髓。
忙得焦头烂额，大包大揽，事必躬亲，变成名副其实的救火队队长，哪里有问题，哪里就会出现管理者“救火”的身影，到头来，顾前不顾后，疲惫不堪。这就是传统中国式管理的思路。
俞敏洪也是如此。当年新东方刚刚起步时，他每天都要亲自骑着车去贴广告，亲自给学生发教材，一件事情要自己做完了他才安心，才觉得妥当。
当这个创业者的习惯被认为是“自己想出风头，对别人不信任”的毛病时，“CEO联席会议”开始制约俞敏洪的权力，其中的核心就是削减他“事必躬亲”的概率。
平日大家喜欢批判他，喜欢拿他开涮，出了问题都从他身上找根源，俞敏洪都能“宽容忍让”。但这一回，什么事都不让他做，比骂他打他还要厉害，把一个辛辛苦苦创业起来的企业家晾在一旁，看着别人干活做事，又是何等滋味？
很多老人家辛苦工作一辈子，退休时本以为可以好好享享清福，不料一闲下来，觉得全身都不舒服，非要找点事情做，日子才能过得下去；也有一些在农村辛苦劳作大半辈子的父母，被儿女接到城市里，住高楼、坐小车，生活条件优裕舒适，老人家却嚷嚷着要回乡下，为什么？“没事干，闲得慌！”
俞敏洪忍不住了，闯进会议室，站在门口怯生生地申请担任新东方双语学校项目的领导，愿意寻找4000万元的项目资金，“CEO联席会议”不置可否；俞敏洪秘书交上来一份双语学校专题报告，“CEO联席会议”评价“报告写得不错”，从此没了下文。
“CEO联席会议”针对这种“抢地盘”、“树个人权威”的不良表现，专门设立项目审批程序：“正确的程序应该是调查、讨论、立项，然后调拨资源，委派专人负责。”这个“专人”，当然会特别注意先将俞敏洪排除在外，杜绝他的“老毛病”。
然而，“CEO联席会议”里不乏“海龟”，不乏高等学历，不乏满腹文章，但对于管理，却是一窍不通，有知识，却没有经验。因此，“CEO联席会议”除了成功制约了俞敏洪，此外都是“议而不决”。
王强当上CEO之后，陷入了比俞敏洪更大的困境。俞敏洪的困境在于无法协调“独裁”与权益的关系，王强却连基本的公司运作都举步维艰。
俞敏洪授予王强“想开谁就开谁”的最高人事调动权，结果俞敏洪原先的人事设置王强基本没有动过。新东方的家族色彩浓厚，是王强深恶痛绝的；但当他有了权力可以取缔俞敏洪的家族成员时，却发现无从下手。
平日里，王强是独来独往的“精神贵族”，新东方的教师和员工他看着眼熟的算起来都没几个，人事储备几乎为零。如果动了俞敏洪原定的班子，他拿谁去补上空缺呢？王强原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人事不精通也情有可原，如今即使要从头学起，以他的智商与能力可谓轻而易举，但王强“没兴趣”。
一个成熟的企业领导人，不是整日在办公室里“坐而论道”，而是应对复杂的人事有所把握。王强和徐小平喜欢“终极价值”，却对近在眼前的管理缺乏判断，对个体和局部价值与整体利益平衡缺乏长远考虑。
“海龟”们以批判俞敏洪为己任，对俞敏洪的“三国思维”、“平衡理论”坚决反对，自然不会对现实的、功利的管理学有所关注和研究。他们喜欢讨论精神的、上层的、抽象的策略与理论。以往俞敏洪给他们的一套套策略和理论铺好了“平衡”的物质基础，如今俞敏洪只能在会议室外徘徊，而会议室里的“CEO联席会议”逐渐演变成“俞敏洪批判会”。
王强很郁闷。他提议杜子华担任咨询翻译公司总经理，结果遭到徐小平强烈反对，移民咨询业务是他的老地盘，任何人不许染指。或许徐小平是最好的咨询专家，是最好的演说家，但却不是一个好经理，王强这次人事变动的尝试胎死腹中。
不得不提的是“抽烟事件”。王强是一个要强而又敏感的人，深知自己替代不了俞敏洪，因而更忌讳别人把他当摆设。一次，几个元老在俞敏洪家聚会，包凡一抽烟，王强制止，理由是“开会的时候不准抽烟”。包凡一照抽，理由是“这是老俞的家，他才是主人”。一句话踩到了地雷，王强大怒，一个大男人说着说着，竟然哭了。
俞敏洪在“CEO联席会议”外徘徊，“CEO联席会议”在公司改革中徘徊。改革陷入了改革自身的悖论里，王强终究不是俞敏洪。
明眼人都知道，“CEO联席会议”的实质是王强和徐小平联合制约俞敏洪。其结构有三层：第一层是王强，他只是表面上的CEO，功能大约相当于会议召集者；第二层是徐小平，负责协调会议其他成员；第三层是其他的副校长，脱离部门安排进“会议”，使“CEO联席会议”可以脱离其他管理部门的制约，而独立行使权力。
“CEO联席会议”是以制约平衡而非优化效率为目的的体系，这是“CEO联席会议”最为致命的病因。在此基础上，“会议”排除了最富有管理经验的俞敏洪，脱离了公司的命脉——学校的运作，加之带有安抚和补偿意味的高工资提高了管理成本，副校长们脱离具体部门运作而进入“会议”，使部门生产力与竞争力都大大下降。
如此多的致命伤，“CEO联席会议”焉能有所作为？不久之后的2001年2月，ETS危机爆发，新东方手忙脚乱，仓促应战。
ETS这枚重型“炸弹”从天而降，促使新东方上下暂时搁置争斗，联合对外；否则，新东方名不副实的“CEO联席会议”与同样名不副实的董事长，不知还要带着新东方在原地打多少个转，徘徊多少个时日。
第三节海风来袭：ETS索赔案
司马迁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而赋《离骚》，左丘失明而厥《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是谓逆境无常，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自立。
新东方奔走前行的路途上，挥洒辛勤的汗水，收获丰厚的回报。正当一路高歌、快马加鞭时，忽然一声晴天霹雳，打乱了稳健的步伐，俞敏洪和他的伙伴们遭遇了事业上第一场大的危机。
面对此劫，是退让，是逃避，还是与之力拼，是摆在新东方人心头的一道难题，更是俞敏洪面对的一道难题，一道比最难的TOEFL、GRE题目还要头疼的难题。俞敏洪们怎样应对?
天外炸弹：新东方的危机
企业遇到的突发事件如果是危机必然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进行，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构成威胁，从而使企业形象受到破坏。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着多种危机；如果危机处理不当，企业多年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将化为泡影。由此，危机管理成为摆在企业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美国时间2001年2月21日，星期三。
《华盛顿邮报》中出现了中国新东方的报道。但不是正面肯定与表扬，是刺向新东方的一把利刃。
新东方的一个美国朋友闻讯后，忧心如焚，急忙去买《华盛顿邮报》，头版上赫然大字标题：“ChinaTestTempest”(中国考试的强风暴)!
导语如下：“对新东方的许多人来说，俞敏洪是个英雄式的人物，他从一个出身不高的老师做起，成立了中国最大的备考学校，将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送到美国的大学中。但对于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这个管理着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和本科生成绩评估考试的非赢利性组织来说，俞敏洪则是一个大话王、骗子和小偷。
“上个月在中国提出的诉讼中，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控告俞敏洪出版了该中心的盗版的旧题，并且从中心的试题中窃题，将这两者同时出售给中国学生而获利百万。考虑到新东方学校的知名度，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提请美国各大学谨慎对待中国学生的申请，尤其是那些获得极高考试分数的学生……”
《华盛顿邮报》是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最大、最老的报纸。20世纪70年代初，《华盛顿邮报》通过揭露水门事件和迫使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退职，因而获得了享誉国际的威望。许多人认为它是继《纽约时报》后美国最有声望的报纸。由于位于美国首都，它尤其擅长于报道美国国内政治动态。
虽然是北京午夜11点，但是这位朋友立即给俞敏洪打电话，却迟迟联系不上；给徐小平打电话，也是关机；最终他联系上了王强。好心的朋友将这个可怕的消息传达给了王强。
信息犹如晴天霹雳，而且一个比一个响。主要内容如下：一是高分考入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无论是已经录取的还是正在被录取的，都有可能作弊；二是新东方与具有英语出国考试垄断权的ETS发生了知识产权纠纷，并诉诸了法律；三是ETS威胁，如果官司在中国败诉，将可能关闭它在中国的考试。
中国一向是非英语国家参加TOEFL、GRE考试的第一大国，也是非英语国家到美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人数一直呈递增趋势。
当时英国“雅思”考试还没有流行起来，TOEFL、GRE是大多数中国学生出国留学必过关卡。如果ETS关闭在中国的考试，那么后果极其严重，断了学生的前程不说，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中美关系。
如果单纯从“知识产权”的角度看，ETS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关闭在中国的考试。
ETS成立于1947年，总部设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是世界最大的一家私立教育考试和评估组织，是一家非赢利的教育服务性公司，给181个国家和地区的个体、教育机构、中介机构以及政府机构提供服务，每年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和管理1100万次考试，是教育研究领域里当之无愧的领头羊”。
北京时间2月22日，星期四。
北京城里阴云密布，新东方学校掀起一阵狂风。
税务局来了，检查新东方的财务账目。
法院也来了，查封并收缴了新东方的财务账目。
在ETS“证据保全”请求下，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依法作出并执行了如下裁定：“查封被告北京市海淀区私立新东方学校1997年1月至2001年1月的财务账，其中包括财务账册(总账、明细账、现金账、银行账)、记账凭证、原始票据、会计报表及能证明被告侵权获利的相关证据。”
ETS给俞敏洪来了个措手不及。
看着一片狼藉的学校，不知道法院如何裁决的俞敏洪，犹如一只受困的猛虎，又像被猛虎追赶的惊慌的麋鹿。
冰冻三尺：危机在所难免
危机总是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爆发。《华盛顿邮报》对新东方与ETS之间的纠葛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媒体炒作、哗众取宠。
众所周知，俞敏洪以出国考试培训起家，出国考试培训是新东方的一个支柱。在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国外出国考试的相关资料，俞敏洪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1995年，俞敏洪第一次北美之旅就去拜访过ETS总部，请求会见ETS负责人商谈TOEFL、GRE等知识产权的合作或授权使用问题。但是吃了个闭门羹，ETS对俞敏洪不屑一顾。
没有授权，ETS无疑堵死了中国学生获取学习资料的光明大道，中国学生们又显然买不起正版资料，只能在黑暗的道路上摸索，只能“另辟蹊径”。
这就像一场狮子和羚羊的较量。
1996年和1997年，在ETS的压力下，北京市工商局两次查抄了新东方，搜走了新东方内部复制和发行的复习资料。
两次查抄之后，俞敏洪与代表ETS查抄新东方的代理公司——中原信达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谈判。俞敏洪说，如果不给予授权，“盗版”将会愈演愈烈，只有授权才能有效制止“盗版”。
最终，中原信达获得了1989～1993年ETS20套TOEFL题的代理授权。新东方买下了使用授权，每年向ETS缴纳25万美元。
这样，新东方成了中国第一家也是惟一一家向ETS购买授权的学校。到2000年底，新东方共向ETS交纳了875万美元的使用费。
但是，仅仅20套试题是无法满足中国广大的市场需求的，各种“盗版”ETS考试复习资料依然盛行。新东方又继续申请GRE、GMAT的授权，但都被ETS坚决拒绝。
为了表示自己合作的诚意，也为了为中国学生争取一点平等，俞敏洪还递交了“保证书”，向ETS道歉，并支付了15万美元的赔偿费。
ETS显然是“为尊者居”，站在高高的法律的圣坛上，手握着“知识产权”的权杖，冷酷地俯视着新东方和中国浩浩荡荡的学生。
2000年，双方矛盾进入白热化阶段。
2000年，新东方与联想集团合作，成立了联东伟业公司，开办了新东方教育在线。
新东方人确实“胆子大”，明明知道ETS一直“咬”住不放，居然还敢在新东方教育在线上公布了ETS和研究生管理专业录取委员会(GMAC)拥有版权和商标权的考题。
新东方这伙人虽然胆大，却也心细。他们事先也考虑到了“盗用”别人家的考题会引发的后果。他们是在抱着一线希望铤而走险，他们知道这是早晚都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新东方教育在线开通之前，新东方董事会专门用半天的时间讨论与ETS有关的问题。
这群习惯了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们，眼里只看到了希望以至于理性缺失，他们以为如日中天的新东方这时候就像载满希望的帆船，不会再遇到挫折打击了。
这次会议形成了一个判断：“ETS问题一两年之内不会有大问题。”
在这个判断之下，会议作出两个决定：一是让负责教学的胡敏利用这“一两年”的时间组织人编写TOEFL复习资料，拿出自己家的知识产权产品，那样就可以不再“盗用”别人家的试题了，从而彻底摆脱ETS的阴影；一是让负责新东方国际事务的杜子华抓紧开辟与ETS对话、谈判的渠道，以“拖住”ETS，保证胡敏有“一两年”的时间拿出自己的东西。
黑云压城：山雨欲来风满楼
如果事情真的能够像新东方董事会预想的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完美、太幸运了。然而事情不会这么简单，新东方已经做到了这么大，ETS岂能坐视不理，任由她来抢自己的饭碗。短短两个月之后，事实就证明，此次会议的这个判断是错误的、天真的。
会议结束后，杜子华立即着手开辟与ETS沟通的渠道。他非常正式而诚恳地通过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和加拿大版权代理商与ETS交涉。
ETS回复了新东方，但是个坏消息：“与新东方就可能性的许可安排进行讨论没有任何有益目的。”显然，握有主动权的ETS认为双方谈判是无稽之谈。
此后，杜子华代表新东方直接向ETS负责人致函，提议双方在美国或北京直接会谈，再一次更加谦恭地表达了新东方欲与ETS合作的诚意。
函件石沉大海，ETS对新东方不予理会，而是直接准备对新东方采取行动。
此时的新东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风声鹤唳之感笼罩在俞敏洪等人的心头。随着新东方教育在线新闻发布会的临近，这种危机感也越来越沉重。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国内整个英语培训界来看，所有的培训学校都在使用ETS的“盗版”学习资料。如果新东方不用，那么将在中国市场上处于不公平的竞争地位；如果想处于平等的竞争地位，又要避免版权纠纷，那就只能到美国用美元购买正式出版的资料，这样学生负担不起，新东方将会被自己耗尽；但是如果新东方继续“盗用”ETS的资料，那么ETS必然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暴风雨显出征兆。
在《华盛顿邮报》报道新东方之前，新东方教育在线新闻发布会刚刚结束之后，ETS的律师就于2000年12月22日致函联东伟业公司，抗议新东方教育在线传播ETS和研究生管理专业录取委员会(GMAC)拥有版权和商标权的考题，要求新东方立即中止这种恶性行为。这距离新东方教育在线开通才两个月，仅仅只是俞敏洪等人预想的“一两年”的十分之一。
又过了两个月，《华盛顿邮报》作了这篇“通牒”式的报道。而这篇报道，只不过是对ETS的所作所为的一个报道而已。
显然，ETS开始了“大动作”。
炸弹点燃了导火索。等待新东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
迎头反击：不仅仅为了钱
冰封地带，寒冬将弱者的梦想击得粉碎，而强者则会将寒冰融化，愈发坚不可摧。
在新东方，ETS的问题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或者金钱问题。从1995年到2000年，在新东方与ETS多年的交涉中，新东方一直致力于能够为中国学生争取到一个平等的学习和考试的权利，为此，新东方不惜放低姿态。
在新东方教育在线开通之前的董事会议上，王强就有一个观点：“战略重心必须转移，迅速实行全方位的英语培训，不能只从TOEFL、GRE的角度解决问题。”他认为新东方应该自己弄清知识产权问题，完全可以避免与ETS发生知识产权纠纷。王强说：“我们不销售复习资料也不会使我们失去市场。”
对于王强的提议，俞敏洪一直都采取保留的态度，也许他内心认为这只是一个下下策。
在新东方在线新闻发布会之前，俞敏洪又召开了一次新东方“版权战略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王强继续坚持他的观点。而徐小平主张站在对中国留学事业贡献的政治高度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新东方要尊重和保护ETS版权，但是更应该尊重和保护中国留学生的权利以及中国学生考试的真实性，所以徐小平坚持与ETS正式谈判，迫使ETS让步。
这次会议使俞敏洪的内心明朗起来，已经开始作出选择。事后，俞敏洪回忆说，当时到新东方来参加TOEFL、GRE考试培训的人数与日俱增。新东方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必须与ETS正面交锋，走出阴影，对中国学生负责。
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关系着新东方的利益和生存问题了，而是一个事关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学生的前途问题。
正当新东方吃够了ETS的闭门羹，打算想方设法把ETS拉到谈判桌上而又无计可施的时候，ETS开始了她的“大动作”。
ETS的正式“大动作”始于2001年1月的一封“密函”。它引发了《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报道，事情才在国内外炸开了锅，给俞敏洪和新东方造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迫使俞敏洪不得不立即作出应对。
2001年1月，ETS向美国各大学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这封信没有在传统媒体上发表，是通过网络发给“全美各大学及研究所入学负责人”的。
信的内容就像《华盛顿邮报》所报道的那样，ETS在信中含沙射影，说：“中国地区有人盗窃和未经授权使用保护的TOEFL和GRE考试资料。”“我们已经对有关责任方提起了诉讼”。“我们正在寻求通过所有现有的法律和政府渠道对此事加以圆满解决。”“中国某些个人通过强化培训，包括使用尚未公开的考题，在考试中获得了不正当的优势。”
言下之意，就是中国有人用“盗版”资料，中国考生用“不正当”手段获取高分。
俨然是在说：中国学生“作弊”了，成绩不可靠。而这种指控只是因为“中国考生近几年GRE综合考试分数有一定提高”。
从中国留学生开刀，这显然是找借口来找新东方的“麻烦”，向新东方“算账”，想让新东方成为众矢之的，试图把责任都推到新东方头上。
事实确实如此，ETS的目标不是中国留学生，而是新东方。不久，ETS外联处主任托马斯·艾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明确指出：“这次行动主要是针对北京新东方学校的。”
ETS在“敦促”美国各大学校“谨慎处理所有中国申请人提供的TOEFL、GRE分数”之余，三管齐下，“公开信”中明确说，此事不仅诉诸法律，还运作了“政府渠道”，甚至还威胁说要关闭中国区考试。
最狠的就是后两招。运作了“政府渠道”就有可能演变成国家之间的事情，“关闭中国区考试”则无疑断了中国学生出国的路子。
新东方得知，ETS曾到美国国会游说，希望美国国会和政府向中国施压；美国大使馆也曾就此事致函中国外交部、教育部。
ETS对新东方的打击报复火力够猛，一方面把全体中国留学生拉来做陪葬，一方面又动用两国政府的政治权利，这样新东方将面临公众和政府的双层压力：一层是数以万计的学生的前途，另一层是中美两国的关系。
这将是新东方难以承受之重。
为了澄清自己，为了千千万万个已经出国的和正在准备出国的中国学生，为了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新东方不能就这么默然接受这种攻击。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应对有方：建立公众同盟
被ETS推到这样一个处境中，无论是出于道义，还是责任，还是自己的利益，新东方都不得不反击。
新东方严阵以待，迅速成立了“ETS危机处理小组”，徐小平任组长，负责国内外媒体的公共关系。他说：这样一场国际性的危机，必然会受到各界媒体的高度关注，新东方必须向中外媒体开放，及时地向中外媒体坦陈自己的意见，阐述新东方的原则立场，澄清舆论走向，让公众清楚多年以来新东方对ETS的诚意及双方的关系。
此后，徐小平和俞敏洪分别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
2001年2月16日17点12分，中国最大的中文网站新浪网登出了新东方学校校长联席会议“声明”。
“进攻是最好的防守”，新东方开始反击。
首先，针对ETS的公开信指控中国留学生用“不正当手段”获取高分，新东方决定唤起中国留学生的尊严和愤怒，把中国留学生和中国英语教育界拉到自己的战壕里来，结成一个强大的民众同盟。
声明中说：“ETS的公开信，公开号召美国各个大学对来自中国的学生进行特别检查，是对中国学生集体荣誉的侵犯，是对无数通过艰苦奋斗、通过奋力拼搏得到优秀成绩的中国学生的诋毁。
“ETS把反映了中国学生实际英语水平提高的GRE考分的相应增长，涂上了一层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的色彩，是对中国近年来英语整体教育成就的漠视。”
既然ETS可以利用“政治渠道”施加压力，那么新东方就在学生和英语教育界寻求支持，这一招在美国是很有威慑力的。
然后，新东方痛陈多年来试图与ETS合作的努力及受到的冷遇，指出ETS对中国考生不公平的版权政策：“ETS多年来对中国考试市场就采取了并不公平的版权政策。ETS在美国市场和世界各地，都有其官方授权的正式考题和资料出版销售，但惟独在中国市场，ETS至今没有向任何一家出版机构授权过它的资料。ETS对于广大中国学生如何合法获得其考试资料可以说采取了一个冷漠的拒绝政策。ETS这种错误的和过时的政策，是对中国考生最大的不公平。”
在一个倡导平等和自由的国度里，这个质问让ETS无言以对，无立足之地，等待ETS的是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然，新东方也没有忘记指出ETS考试中的弊端。
声明中说，“机考”是中国留学生分数大幅提高的重要原因。
“机考”不同于传统的笔考，是在题库中随机抽题，一套题与另一套题有很大的重复性，而且一个月举行一次考试，考生只要报上名甚至可以一年考12次，然后拿最高分申请美国大学。徐小平将机考比喻为：“足球裁判允许罚点球的球员无限制地罚下去，直到把球踢进去为止。”
有这样的考试制度，在中国留学生激烈的竞争中，必然会催生出很多的高分，而ETS并没有高分背后的东西，显然也不会从自己身上去寻找原因。
最后，新东方再次表明自己对ETS版权的立场及合作的诚意。声明说：“新东方愿意成为全国同行的表率，与ETS达成一个合理可行、符合中国市场规则、中国考生能够承受得起的版权协议。新东方再次重申：为了中国考生的利益，为了中国留学事业，我们愿意尽一切努力，来协助ETS共同努力实现其在中国市场上版权规范化的目标。”
新东方还是把自己定位于一个较低的姿态，诚恳地表达自己解决问题力争双赢的意愿。
就这样，新东方从ETS“公开信”的漏洞入手，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小者”的地位，以为中国学生争取尊重和平等的姿态面对公众，表现得深明大义，“声明”得入情入理，从而获得了社会和公众的同情与理解，事态开始朝向对新东方有利的一面发展。在从2001年初到2004年的马拉松式官司纠缠中，新东方逐渐扭转局面，从一审的千万赔偿落回到300万赔偿，与此同时，ETS也正式把相关考试资料授权给其他的培训机构。
ETS之战，新东方输了官司，但赢了道义，从此为中国的留学生争取到了正版低价的试题。
第四节百年之灾：非典中的“悲欢离合”
史玉柱说：“我觉得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就是那段永远也无法忘记的刻骨铭心的经历。”对于这个话题，段永基更是有着自己切身的体会：“成功经验的总结多数是扭曲的，失败教训的总结才是正确的。”在历经了ETS索赔案的危机事件后，新东方在逆境中成长得更为壮大。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或许是新东方的成长太过顺利，它还需要接受更多的考验，才能达到真正的顶峰。
非典，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2003年的那场非典，由于交通封闭、人员隔离，许多公司和企业都没能在这场灾难中昂然挺立；而在这场危机中得以发展壮大的公司，更是鲜有所闻、屈指可数，而新东方即是其中特殊的一例。
究其原因有三：随时为不可预知的市场作好准备；永远比别人多想一步；以学生利益为重。
于是，非典侵袭下的新东方，从容不迫推出各项政策，镇定自若规划公司未来，学生利益与社会效益兼重。风度翩翩的新东方，展示了当之无愧的行业老大风范。
亲情无敌：飞往温哥华的班机
灾难降临，带着恐惧、悲痛与死亡的阴影，但它笼罩的只是那些在灾难前惊慌失措、失去信念的人；灾难，揭去生活忙碌的面纱，生命的脉络清晰可见，有人勇敢奋起，为保卫生命而战，有人充满希望，为重建生活而战；灾难，或许毁灭了家园，却让我们发现，平静的生活原来如此美好，平淡的感情原来如此可贵。
一万米的高空，残阳在机翼上洒下淡淡的血色。从北京飞往温哥华的航班上，俞敏洪心绪不宁。2003年的春天，天降横祸，非典肆虐，所到之处，留下恐慌、谣言和死亡。今天还在为生计奔忙，明天就有可能被确诊为感染病人，隔离在苍白冰冷的病房里，生死只在转瞬间。
然而，死亡的阴云并未笼罩着所有人，一抹阳光透下来，照在那些勇敢生存着的人们身上。
4月20日，新东方召开总裁扩大会议，决定停课，并成立新东方非典指挥小组，组长和执行组长分别为俞敏洪和胡敏。
4月21日，北京新东方正式停课，原定离开北京的俞敏洪将机票推迟至24日，又推迟至28日，最后定在5月1日。
4月30日，全国新东方学校宣布停课。大家一致认为，保住“新东方”三个字，就保住了新东方的未来。
几日来，俞敏洪不断在各个部门之间奔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带菌；停课前，新东方所有工作人员依然在原先的岗位上工作，报名大厅人来人往，感染几率最高，工作人员戴上了口罩继续工作；水木清华园2号楼传出有非典病人，但图书事业部几次召集会议，没有一人缺席；几位元老主动请战，要求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新东方精神”不仅仅催人奋进，为梦想奋斗，更是在艰难的环境里赋予人勇气与力量。没有谁因为害怕病菌感染而彼此躲避对方，坦然地握手、交谈、微笑，一切无异于平日；没有人在会议中戴着口罩，没有人中途退场，一场巨大的灾难被挡在了充满爱与热情的大楼之外；在新东方大楼里，没有恐慌与猜疑，有的只是彼此扶持与信任。
俞敏洪远在温哥华的妻子屡屡与他通电话，希望他能飞到温哥华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新东方人也希望俞敏洪远离病源，安然无事。
可是，俞敏洪很犹豫。新东方此时处在非典巨大的阴影里，却没有一个人退缩，大家依然在自己的位置上如平日一般工作。应该和大家一起奋战在第一线，还是应该探望远在千里的妻儿，抚慰他们日夜难眠、牵肠挂肚的心？俞敏洪左右为难。
非典之灾，百年难遇，但在这灾难里，除了死神带来的哭泣与痛苦，却也让更多人猛然意识到生活与生命的可贵。
非典之时，很多人只能被迫待在家里，忙碌的生活戛然而止，平静而简单的生活忽然降临——在清脆的鸟鸣中醒来，看见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床前，闭上双眼，静静享受着上天赐予的这个美好的早晨；走到餐桌前，看见桌上早已备好了热气腾腾的牛奶，精心制作的面包，空气里氤氲着温馨的味道。终于有了闲暇，在家里陪孩子看动画片，搭积木，玩捉迷藏；终于有了时间，给阳台上晒着太阳的父母递上一盏温茶；终于有了闲情逸致，可以给玻璃缸里的金鱼换换水，可以为窗台上的花草浇浇水、培培土。
当非典袭来，若是每日看着报纸电视里的新闻而提心吊胆，若是每日打探着又有多少病例被发现，又有多少居民楼被隔离而忐忑不安，那么生活将会变成一场比非典更可怕的灾难。因为那样就失去了对生命的感悟，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而活在心惊胆战之中，活在无法分辨真伪的谣言中，消耗着对生命的期望，消耗着宝贵的时光，耗费在无用的担心与惊恐之中。
其实，非典至少让人意识到，只要学会努力与珍惜，就能在不可预知的生命里寻找到自己的位置；在不堪一击的脆弱的生命里，寻找到人生的方向。
几次改签飞机票，俞敏洪终于在5月1日登上了飞往温哥华的航班。他不担心自己身染病菌，却担心将伤害带给家人。然而，在灾难前，亲情无可阻挡，妻子与孩子的关怀冲破了一切阻拦，在俞敏洪下飞机的那一刻，眼泪潸然而下。
妻子开车到机场来接他，眼里满是担忧与心疼，俞敏洪却只能和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女儿欢喜地跑过来要拥抱他，他急忙摆手后退，而女儿也因他的到来十日之内不能上学；不到一岁的儿子看着父亲站得远远的，急得哭了出来，他不明白，是不是他不乖，所以爸爸不要他了？
深夜，俞敏洪将自己关在书房里，仅一墙之隔，他却只能和近在咫尺的家人默默相对。忽然，手机短信一连响了两声，竟是平日不常联系的朋友：
“有阳光照耀的地方就有我默默的祝福，当月光洒向地球的时候就有我默默的祈祷，当流星划过的刹那我许了个愿——祝愿正在看短信的你远离非典。”
“疫情传得挺怪，心情变得很坏；担心你被传染，劝你不要太帅；室内保持通风，公共场合少待；出门口罩要戴，睡觉被子严盖；心情保持愉快，少接吻多吃菜。”
其实，一墙之隔算得了什么？辽阔无边的太平洋，何尝阻隔得了灾难面前的真情相系？
未雨绸缪：alwaysready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的箴言引人沉思：“成功者一定要能够看到凡人所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
为生活作好准备，看起来平淡无奇。不过，在这个变化万端的世界，谁能预知明天会发生什么？时刻作好准备，生命便可以从容不迫；时刻作好准备，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千载难逢之机，可以使路边乞儿转眼成为状元郎；天降奇祸，可以让万贯家财付之一炬。成功的事业，永远都为不可预知的状况作好完全的准备。
一只山猪在大树旁勤奋地磨獠牙。狐狸看到了，好奇地问它，既没有猎人来追赶，也没有任何危险，为什么要这般用心地磨牙。山猪答道：等危险来临，就没时间磨牙了。
现在磨利，等到要用的时候就不会慌张了。
寒号鸟的故事为人熟知。秋天来临，别的动物忙于储备食物、修缮房屋时，寒号鸟自在地玩耍，呼呼睡觉，这样悠闲地过了几个月。当北风呼啸，严冬来临，寒号鸟只能蜷缩在透风的破窝里，瑟瑟地发抖，没有温暖，没有食物，在饥寒交迫中离开这个世界。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寓言故事是现实生活的隐喻和浓缩，人总是善于在顺境中沾沾自喜，在快乐中忘却潜伏的危机。
人如此，企业亦如此。企业经营中，竞争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作好准备、未雨绸缪尤其重要；居安思危，提前一步出发，就能提前一步到达终点。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居安思危的企业文化，也难以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竞争。
每年的春季，都是外语类培训学校及相关学习班报名的高峰期。非典从天而降，对于很多培训机构来说简直是灭顶之灾。对于新东方来说，全面停课是对学生负责，更重要的是，新东方有足够的能力应付非典可能带来的损失。
非典到来之后，新东方推出四种解决方案供已在培训班报名的学生选择：缴纳报名费但尚未开课的培训班可全额退款；5月份开课的培训班可全部退班；延期开课；持现有听课证的学生可以在两年内到新东方学习相同的课程。此外，新东方的远程教育系统smsTOL24com将继续开通。
高峰期停课，并承诺退还学费，直接经济损失可达几千万元，对于其他小型培训机构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新东方而言，短期内几千万元的流失也绝非小事，新东方从何而来的资金周转能力？
比尔·盖茨的那句名言：“微软距离倒闭永远只有14天。”微软帝国尚且如此，何况新东方？所以，新东方在办学进入轨道之后，俞敏洪硬性规定，必须长期在账上保留两个亿的储备金，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使用，以备特殊情况之用。
正是这两亿的储备金，保全了学生的人身安全与经济利益，也保住了新东方这块招牌，使新东方坐稳了外语培训“带头大哥”的位子。
沧海横流：跟着时尚的感觉走
非典突袭中国政治中心城市北京，一时间，往日繁华的京城倍感萧条。当北京市各学校和培训机构处于停课等待通知的非常时期，当许多教育机构陷入停滞之时，新东方却并未偃旗息鼓，而是另辟蹊径，独走偏锋。新东方教育在线在CEO钱永强的带领下，跟着感觉走，掀起了“将新东方带回家”的新时尚。
钱永强的新东方教育在线原本处于传统教育的陪衬辅助地位，但在非典肆虐之时，对于很多不愿出门但又急需充电的人来说，远程教育的许多优点在停滞的传统教育领域凸显出来：
不需要花费完整的时间段，不需要千里迢迢赶到课堂，只需在家里轻轻点击鼠标，冲一杯咖啡，就能悠闲地在知识海洋里畅游无阻。
名师资源有限，分身无术，想要面对面与名师交流，难上加难；在网络课堂上，可以随时听名师授课，下载课件辅助学习，还可以通过网络提交自己的疑问，并获得解答。
假若对一门科目中的某类题型理解困难，不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全程听讲，只需对症下药，挑选适合自己的课程片断，完善自己的薄弱环节。
随时随地，随心所欲，个性化的服务，经济的价格，便可以畅游在一个资源丰富的在线教育王国，何乐而不为？
目光敏锐的新东方在线教育集团自然不会放过这次“良机”。在线提供的课程不仅涵盖了新东方传统的国外考试培训、国内考试培训、考研英语培训和新概念英语培训，还提供考研政治、数学、会计考试、司法考试等其他类型的培训，并且聘请的老师均是该领域的权威。
于是，在传统教育普遍萧条的情况下，新东方的在线教育业务却猛增了六成。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线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在停课方面造成的损失。钱永强借非典之机，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可谓功不可没。
５月，是一个敏感的阶段，学校全面停课，对于６月份即将走上高考战场的学子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新东方在此时推出了免费的远程高考英语辅导课程，课程长达46个小时，原本的费用是350元至400元，非典把它变成了“免费的午餐”。课程由新东方中学英语部的教师授课，由4月25日始至6月30日高考结束，为忧心忡忡的学子们送去一碗“心灵鸡汤”。
新东方“财大气粗”，为学生想得周全，也为自己作足了广告。不过，“雪中送炭”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轻松，要是没有足够的“炭”，任谁也不敢有这么大手笔。
王家卫的电影《重庆森林》里有一个女人，出门的时候衣着很古怪：“每次我穿雨衣的时候，我都会戴太阳眼镜，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时候会下雨，什么时候会出太阳。”
俞敏洪在账上长期保留两个亿的存款时，未必想到会遇上非典这样的百年之灾；钱永强规划建立在线教育王国时，未必想到有一天新东方传统教育领域会被迫停滞；然而成功的事业永远有相似之处：时刻都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好准备，留有退路。
出门总带着雨伞和墨镜的人并不是傻子，他们只是比别人想得更周全而已。
多想一步：机遇与灾难的交界线
骤然降临的巨大危险尚能躲过，但渐渐侵蚀的危险却让人难以察觉，直至深陷其中难以自拔。在俞敏洪看来，“危险”总是与“机遇”相伴而行，只有以前瞻的眼光和果敢的魄力，抓住一次次机遇，化解一个个危险，才能走向崭新的成功，成就无垠的梦想。
一场灾难来临，勇者毫不畏惧，战斗不息；智者陷入沉思，灾后如何重建？
生活里若没有勇者，我们无法度过每一次灾劫；生活里若没有智者，我们只能陷入恶性循环，战斗，重建，再战斗，再重建。
勇者给我们以力量，智者予我们以希望；勇者在当下奋斗，智者为将来多想一步。
因为多想一步，魏格纳设想出“大陆漂移说”；因为多想一步，斐塞司发现了日光疗法。生命因为坚强奋斗而顽强不息，生活因多想一步而愈加美好。
阴霾散尽，阳光灿烂。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市“双解除”，新东方接到上级主管部门关于允许复课的通知，可谓是双喜临门。
这场谁都预料不到的非典之灾中，新东方显得从容不迫，退班政策、免费课程、在线教育，一项项服务接连推出，皆是大手笔，其他培训机构望尘莫及。
新东方从夫妻店做起，几次蜕变，如今已不再是一个培训机构，而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教育集团。在培训项目上，由原本的出国英语培训扩展到基础英语培训、考研英语培训、四六级等级考试培训、新概念英语培训，由英语学科培训扩展到数学、政治学科培训，甚至扩展到司法考试、会计考试等培训领域；在产业类型上，从英语起家的有听力、口语等培训领域，进而扩展到相关产业，如图书出版、教学软件、在线教育。
钱永强的在线教育原先只能归于新东方培训的相关产业之一，但正是非典突然来袭，将在线教育推到了最前台；一个完备的教育集团，各部分的产业都能在异常情况出现时发挥作用，这对于单纯以培训为主的小机构来说，是不可想像的“壮举”。
困境中保持乐观的精神、强大的毅力以及坚强的意志，这并不难，难的是在困境中依然拥有展望未来的眼光，在与困难斗争时还能冷静思考将来，为困境过后的晴天作好大步前进的准备。
两个多月的非典阴云消散之后，新东方报名大厅门庭若市，在行业内的领先地位也更加巩固。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总裁胡敏开始进行“劫后盘点”：非典期间，裁员风行，新东方却大举扩充人才储备，引进各类英才600余人，摩拳擦掌，为即将到来的复课作好教学准备。
教学部门组织教师更新教案，编辑新教材，并进行教学业务大研讨；精心推出精品小班课程，以应对非典时期的特点。
利用停课时期的空闲，展开“访问学者学费资助计划”和“人才工程”，组织优秀教师出国深造，创民办教育派遣出国访问学者之先例；制定严格的消毒通风规定，出入学校的教师员工必须经过体温测试，确保安全无菌的学习环境。
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里，居安思危只是生存的必备素质，未雨绸缪才是强大的必要条件。在顺境中为逆境作好准备，在逆境中为顺境的发展考虑周全，比别人多想一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很久以前，有位茶商到南方贩茶叶，可等他到达目的地时，当地的茶叶早已被先他而到的商人订购一空。他灵机一动，将当地用来盛茶叶的箩筐都买下。不久，当比他早到的茶商欲将购买的茶叶运回时，才发觉街上已无箩筐可买。此时，这位茶商抛出箩筐。他也因此绝处逢生，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益。
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保持冷静、规划将来的人，永远不会是一个失败的人。很多企业都从逆境之中挺过来，但苟延残喘者有之，愈加壮大者有之，其中的差距，就在这一念之间——是否比别人多想了一步。